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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明

原載於〔澳門勞動報〕第三十九期　16.07.2008

　　自由市場一直被認為經濟發展的金科玉律，亦時常被資本家用作反對制定保護勞工權益法律的最大理據。作為重要的思想「武器」，自由市場當然有其厲害之處。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自由化的确為中國大陸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許多窮鄉僻壤一躍成為現代化大都會。就連澳門這個彈丸之地，賭權開放亦另其成為世界級賭城。自由市場的威力由此可見一斑。但是，我們的市場真是那麼自由嗎？「繁榮」背后，又有多少人能夠分享「自由」的成果？而廣大勞動階層的利益為什麼仍然得不到「自由」的保障？
　　其實，自由市場的最大特徵就是競爭。在市場裏，不論資方與勞方，賣方與買方，都面對競爭，在競爭的環境下，他們的利益都會被保障。舉個例，一個小販不會把一個價值十元的蘋果用五元賣給一個師奶，同樣一個師奶亦不會用廿元買下只值十元的蘋果，原因很簡單，因為你吾買，有大把人買，你吾賣，有大把人賣。競爭防止壟斷，防止格價操控，揭露市場不為人知的訊息，保証小販與師奶不會受到不公平對待。可是，這完美的市場只是我們現實世界中的「烏托邦」，原因是市場背后存在不自由的因素，那就是政府。
　　最近，為求生存，某大博彩企業解僱大批本地員工，博企之間碼佣戰愈演愈烈，正好反映自由市場自我調節的競爭本質。但我們不禁要問，是誰帶來這場「裁員式」的競爭、「割喉式」的碼佣戰？答案是政府。賭權開放以來，澳門經濟急速起飛，政府領導沉醉在一片繁華景象中，對潛在危機視若無睹。本著「有賭未為輸」的心態，水銀瀉地般興建一座又一座賭場，若非中央叫停，真的不知道我們的城市要「賭」到幾時？從博彩業發展到其顯示過「盛」的形成，一切都與政府政策層面倒傾向博彩業有關。政府本身的責任就是提供良好的競爭環境如法治，而並非直接干預市場，參與其中或代替市場做決定。可惜，我們的政府倒行逆施，濫輸外勞、低價賣地，使博彩企業享有遠低於市場成本價的「入場費」。結果，賭場多過米鋪，導致市場供求失衡局面。
　　這些政策不但干預市場，而且向市場發出錯誤信訊，令人們誤信賭業的繁榮會千秋萬代，令到不少市民，甚至中學生一窩蜂從事博彩業，不但對澳門人力資源市場構成巨大壓力，更為其他行業帶來不公平競爭。其實，經濟單一化的最大危險不是在於它對政府稅收帶來什麼影響，而是它削弱了人們選擇職業的自由，限制了人們（特別是學生）發揮自己潛能的機會，最終只會導致經濟惡性循環，令競爭更加不自由。
　　政府一直以來的行動，彷彿是它具有預知能力，告訴我們祖國十三億同胞一定會來澳門賭，對博彩業市場的需求那麼「暸如指掌」，難怪具有三十年改革經驗的中央看不過眼收緊自由行，要特區政府認清自己的能力，做事要循序漸進，不要「一步登天」。（某程度上這是反映澳門領導對中央的理念認知、對國情了解尚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值得留意的是，為這場「豪賭」負出代價的是本地工人的權益，因為一旦形成泡沫並爆破，他們首當其衝，他們正是這場不公平競爭的受害者。最近，某大專院校極力推介開放內地學生留澳工作的措施，可笑之極，一個城市在缺乏發展多元產業的規劃下，就盲目輸入外地生來澳門工作，除了加重賭業一元化外，還有什麼「貢獻」？難道要他們成為下一群泡沫爆破的受害者？
　　另外，那些強烈以自由市場名義反對制定維護勞工權益的法律的博彩商人，一但行業內的競爭轉趨激烈，就紛紛向政府「進言納諫」，既要求政府限制賭台數目，又要求設定碼佣上限，結束碼佣戰。這不是叫政府直接干預自由市場，是什麼？！不過，那些支持限制措施的人提出的理據尚可接受，因為如果賭廳負責人都是負無限債務責任，不受破產法律的保護，強行關門，會衍生嚴重的社會問題如自殺。倘若該理據成立，那麼博彩企業就不應持雙重標準，一方面要限制賭台數目、碼佣比例，另一方面又反對制定最低工資、保障工人權益的法律。莫非碼佣戰就是惡性競爭，帶來嚴重社會問題，而大量外勞的輸入嚴重拖低本地工人薪金，就不是惡性競爭，那些由於薪金過低而衍生出來的問題，如在職貧窮、家庭暴力、失業人士自殺，就不是嚴重的社會問題嗎？為什麼商人出一聲政府就照著辦，而對勞動階層多年訴求的最低工資卻視若無睹？希望政府領導人牢記何謂權為民所用，皆因你們是人民養的。
　　筆者並不反對自由市場，但希望競爭是公平的、自由的。要實行自由市場，政府就應該一視同仁，做好市場中應有的角色，否則和諧社會無從談起。倘若要廣大勞動階層接受競爭洗禮，那些特權商人就可免除競爭之苦，以自由市場之名，行不自由競爭之實，這樣的「自由市場」絕非社會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