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錦新
原載於〔澳門勞動報〕第三十三期 04.06.2008
就本人今年五月三十日之議程前發言引致多位議員的圍攻，實非始料所及。而這些圍攻的言論可惜均是粗糙而理據不足，本可一笑置之。但卻想不到圍攻惹來社會的相當關注，有傳媒更引用圍攻者之語句指本人言論過激，侮辱議會、侮辱其他議員，分化社會，也算是莫須有。當然，作為公眾人物亦應有公眾人物的胸襟，你可以批評人，別人也可以批評你，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就是了。
只是作為被圍攻的當事人，勞動報老編要求本人在報上對在議會遭圍攻作一些回應，作為民選議員，也有責任向公眾作一點交待。因而從命。
到底本人言論是否過激，有否好像崔世平議員所說的「隨意謾罵及侮辱他人」？翻看原文，筆者整篇議程前發言找不到半隻字謾罵，發言的立論是「特區政府是靠不住的」。為甚麼要有這樣的立論？第一是因為這是事實，第二是因為今年五月二十日徐偉坤、劉本立及楊道匡三位官委議員聯名發言指本人曾說過「特區政府是靠不住的」是「深具挑釁性、煽動性及毫不負責的言詞」，因而我就在此次議程前發言中再以此為主題以三個事例論證「特政府是靠不住的」的事實。
很成功，因為本人提出這三個事實都是極具說服力的，亦是澳門社會中活生生的現實，所以以此來論證是無懈可擊的。只是，如此結論當然會觸動某些人的神經線，於是有人要藉機發難就是很自然的事。而找發難點就看各人的功力了。先說楊道匡和馮志強，兩位的發難點定在我批評特區政府靠不住、「司法系統爛透了」及立法會無法體現民意，於是就指筆者對建制的全盤否定，因而失去了立法員宣誓就職的「效忠」基礎。馮志強議員說得更「風趣」，因為他把宣誓效忠「澳門特別行政區」說成是宣誓效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移形換影。只是，基本法不是一團麵粉可以任由搓圓按扁。正如本人當時回應，當特區多個領域確實存在諸多問題，作為議員指出問題並督促改善正是履行效忠澳門特區的誓言。
提出動議終止外勞法立法的崔世昌議員就指本人再次批評拖延外勞法立法是「費解和不能接受」，而張立群議員則直斥本人為「文化敗類」，這兩點倒不值一駁，因為到底擱置外勞法審議是否背離公眾的期望、我是文化敗類還是罵人者是商界敗類，且由公眾自行評說。
主席曹其真就功力比較深厚，抓住兩個問題，一個是「草根與高貴」，一個是何謂「有組織的社會行動奮起還擊」。前者出自本人發言中最後一段，是這樣說的：「各位尊貴的議員，本人出身草根，代表的是基層百姓，說的是基層百姓聽得懂的語言，與各位出身高貴或者攀附有道而晉身高貴的議員難免格格不入。」而曹主席就以此指本人侮辱她們這些高貴議員。各位看官，你看到有半點侮辱成份嗎？當然，這段話與發言的主題其實沒有太直接的關係，是可說可不說的，只是因為上述徐劉楊三位官委議員曾在發言中指本人語言「粗鄙低俗」、「言語暴力」、「語言粗暴」等等，筆者認為這些指責是對不上號的，但自忖可能是筆者比較喜歡選擇一些較通俗易懂的語句，因而被這些出身高貴的議員聽不慣，才覺「粗鄙低俗」，因而藉機在發言中回應一句，說明自己是草根出身，說的是基層百姓聽得懂的通俗說話。卻不料貴為立法會主席竟會覺得我能說讓基層百姓聽懂的說話就是對他們這些高貴出身者的侮辱。過去人們以出身高貴、說話文謅謅為榮，而今天竟以草根階層出身、說基層聽得懂的語言為榮。世界真的不同了。其實，出身高貴的人也不必自卑，只要肯放下身段，「到群眾中去」，真正關心群眾疾苦，也肯定可以成為一個受尊重的人。
最後，要回應最重要的一點是曹主席質疑的何謂「有組織的社會行動來奮起還擊」呢？筆者必須指出，若建制有一個有效率而又公平正義的平台，人們當權益受損時就應該循這些既有的途徑作出申訴，尋求公道。只是，很可惜，這樣的機制在澳門是不具備的。舉個例說，一宗僱主無理解僱本地工友案，到勞工局投訴，處理須時數月至兩年不等，再到送交檢察院開卷再作調查和調解，又最少花去數月時間，送到法院排期等閑兩三年，結果從投訴到案件審結可能是五年後的事，一個簡單的勞資糾紛都可以拖延幾年的時間，試問這樣的機制如何靠得住。而像本人在議程前發言舉出的三個例子，勞工局更根本不受理或無從處理。在這樣的機制下，要解決這類勞資糾紛，要獲合理安排，要不受歧視地獲取工作，只能透過一些合法的社會行動來向資方或向政府施加壓力。比如過去曾發生過多宗本地工友因大量外勞到位而遭無理解僱，結果是由工會發動工人到這些大企業去示威，逼使資方談判，最後得以復工，甚至連無理解僱停工期間亦能獲取薪酬。當然社會行動並非僅示威集會一味，還有可以透過組織工友怠工、罷工，逼使資方談判，而面對國際大企業，更可透過國際勞工組織反映企業歧視本地人的行徑，由跨國企業的總部所在國的工人組織施加壓力，這些都是在全球化下工人運動的一些基本的鬥爭形態。澳門屬初起步，但工人要自救就不能不採取這些早已證明行之有效的方法。特別是當特區政府濫輸外勞，縱容黑工、傾斜於少數有背景的大企業者的時候，而本澳工會因工會法遭否決而沒有合法基礎也缺乏集體談判權的情況下，透過有組織的、合法的社會行動進行反擊，是唯一的自救之道。這也是筆者一再號召工友面對不公平的對待要透過有組織的社會行動奮起反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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