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規範可能促進自由和幸福，也可能不會。他們可能容易塑造，也可能不容易塑造，可能深入了解自我，也可能不會。」－－凱斯．R．孫斯坦
有關政府是否應從塑造社會規範著手，介入經濟生活，人們常常會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這裡的一個命題便涉及到了自由與權威之間的緊張關係的處理以及對紛紜的政治學說的理解。
強調必須要重視社會規範對人們行為選擇的作用，放在當今的美國，孫斯坦的用意是很明顯的，因為他針對的是一個崇尚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國度（近年有所改變），以民主、法治為名走在世界前列的國家。
當自由為我們帶來規範的失調與權威的沒落時，人們便可能會重新考慮兩者之間的關係，相反的情況亦如是。它可能是好的，但可能也是壞的。它可能在適用於社會條件發展成熟的同時，也適用於某些不成熟的階段，如社會開放之初，種種條件不完善之時。在此強調重塑社會規範的重要性，其用意指的便是後面這一種情況。
澳門是缺乏法治傳統的城市，長期以來的人治色彩，造就了這個城市的社會規範方式主要是以熟人社會中的習慣、風俗所共同構成。（我想有人會否定這個說法，因為，事實上回歸後澳門搖身一變從以前的殖民管治變成法治社會的說法，在主流話語是被認可的。此一說法的真切性本身是很可疑的，因為，它省掉了法治本身是個發展的過程這一事實，同時也扭曲了澳門原有法律在澳門近幾十年，甚至兩、三百年裡的真面目。）
當我們所期望的經濟的迅速發展來臨的時候，它不可避免地會伴隨著眾多的不公平現象而出現，如海耶克所說指的梯隊發展，經濟發展不可能以齊頭並進的方式平均發展，總是有些人先發展了，另一些人繼而跟進。這時的舊有社會規範或能起到減緩衝擊的作用，但同時也可能成為發展的障礙。
社會浮躁情緒的湧動，既可以理解為對不公平現象的當下反應，但同時也可以理解為是對遊戲規則認識不清或社會現況心存不滿的某種變革需求。
我們可能是在要求重塑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要求為自由交易提供更充分的保障，可能是希望政府作為權威的化身可以照看長久缺乏競爭力的弱勢群體，要求政府可以持開明的態度擴大社會政治參與的空間與條件，要求嚴懲特定的犯罪行為，要求引導社會教育走向積極樂觀的方向，要求以民主的方式選拔優秀的政治人才等等。
相反，我們可能會覺得在此時採取放任自由的政策的政府是不負責任的政府，也可能猜測在某些領域不採取平衡政策的政府是藏有私心的。
因此，變革的最基礎需求便是對社會規範的重塑與調整。
我們要試著去分辨既有社會規範（如習慣與風俗）對人們行為選擇的作用與性質，以改變行為環境的方式，或，改變行為人社會角色的方式，來推廣某些我們認為是有利於社會的規範的形成。如在交通問題上：改變道路設計，修訂法典，通過教育與透明的政策解說，說服人們改變行為；如在教改上，應該在肯定教育是不可棄的事業時，堅持分辨辦學自由與各據山頭、家事業是兩回事；如在政治上，我們應該看到社會政治參與的不足，理性討論的匱乏，看到社會知識增長的缺失；如在一方面既加強反貪的教育與宣傳，又及早提高對賄選的刑懲幅度等等。
那麼，這樣特區政府是不是就是大政府呢？權威無限？
重視社會規範的重要性，其作用實質也可以適用於社會對政府行為過分依賴的習慣與行為的調整。
海耶克說：人之理性的發展在于不斷發現既有的錯誤。
作為近代新自由主義學說的代表，海耶克和美國的諾錫克均以主張最小國家的政治學說，即所謂守夜人式國家，在自由與權威的關係處理上以尊崇自由為最高價值，主張政府權力應該越小越好而聞名，但新自由主義並不主張放任自由的自由，而強調自由必須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這一點是我們必須珍惜的觀點。
市場不會自動地帶來法治，自由亦不能夠。
這裡並不想把法治與社會規範作等同視之，而是說調整社會規範是重塑社會行為的重要方式。其中，法治是不可或缺的一元是基礎，有健全的法治基礎，對其他社會規範形式的調整，便可視為是階段性，有策略性的選擇，可視為一種糾正手段。兩者實質上並不衝突。
如果，社會缺乏法治基礎，自由的保障便會面臨難以預測的風險，自由與權威的緊密關係便會轉化為自由與無序的衝突；原有的其他社會規範形式在面對新挑戰時若不能及時予以調整，那麼社會間的不公平現象便可能被強化，從而轉化為社會矛盾。政府怎能視若無睹？
這是個過程，在這過程中要求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因時而動地通過調整、引導、重塑社會規範來幫助社會‘接近進步’的目標，而不是實現一個既定的目標。因為，政府不該試圖去充當一個社會理性制定者的角色，而是應該起鼓勵社會中眾多個人發揮理性的作用，雖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它可能予人截然不同的強弱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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