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ruth Is Out There
當攝影鏡頭開始凝視之後，真相就蕩然無存。
就像語言一樣。曾經有人相信語言具有客觀溝通的能力，但後來發現所有的言說行動都隱含著說服的目的。意思是：沒有純潔的語言。語言一說出口，便包含了歷史觀、意識形態、生存環境。這些來自他者的背景，在我們有生之年不斷與我們融合成主觀的自我。
而攝影機就是一個說故事的機器，一切隱藏在鏡頭背後和下一個鏡頭裡面。這便成為一種說服的過程：說服我們接受掌鏡者的故事。所有的故事就像一宗罪行，總有未知的真相和動機不明的兇手以及伴隨而來的受害者。解謎的過程吸引我們看下去，但不給我們機會參與。以各種策略強迫我們吞嚥這些或好或壞的故事。
這並沒有什麼不好。只是與真相無關。就像輿論一樣：屬於歷史的，其不屬於真相。電影院是集體催眠最好的場所，它給我們最多，所以當我諸事纏身，便渴望進入人多而黑暗的戲院。
曾經有人相信這裡存在著全然客觀的影像，最後他選擇了紀錄片做為他的答案。然而記錄片可能是最主觀的，因為它試圖說服觀眾在我們眼前再現的是一段真實的歷史，其中沒有虛構的成分。它試圖說服我們它的故事不是故事。但它採取的，全是說書人的敘述策略：設定主題，選擇對象與先後，剪材內容。
它只不過是一個故事罷了。
所有的故事都暗示我們：有一個未知的結局等在那裡，有一個未知的鏡頭。
那一個人人都知道的事件呢？當科倫拜校園殺人事件發生之後，我們要如何重新敘述這個結局已經底定，墓碑已經佇立眼前的事件呢？所有已經發生的已經發生了。就像罪行被預先允許成形。它是不是喪失了發現真相的快感？實際上，正好相反，大量的故事於焉展開。解釋這個故事變成所有故事唯一的起點和目標。既然墓碑是終點，我們就由此向後追尋，走過與殺人者一樣的路徑。
弔詭的是：我們以為我們在分解這塊墓碑，以為我們在追蹤抵達此地的腳印；實際上，我們輕易地穿過墓碑，前往一個未知的所在，越走越遠。而墓碑始終完好如初。我們最終會找到一個地方，我們願意停留的地方。
然而《大象》一片的導演葛斯范桑一開始就不願意走遠，不願意循著一條直線離開那塊人人都知道的墓碑。所以他做為一個不可避免的說書人角色，他唯一明確的選擇是主題：科倫拜校園殺人事件。但與其說他試圖藉由《大象》來解釋這個事件的成因和背景――包含校園欺凌、槍械買賣、射擊遊戲、小圈圈文化、同志情結、青少年教育等等――不如說他挪用這眾所皆知的「故事」，來展現甚至暴露人們自以為可以追本溯源的荒謬心態。
當不同的個人和團體以最符合其利益的方式解釋並說服他者接受自身的觀點時，當其他人試圖並置一切可能性來完成拼圖的時候；葛斯范桑卻以一種冷凝而零散的視角創造了一個兇案現場，大抵來自他的想像和虛構。因此他的目的不在於將這些散落一地的碎片重組；相反的，這些碎片用來暗示我們：永遠有殘缺的部分。甚至永遠可以找到一個對立面――另一個故事――將這些累積的線索取消。真相遠不在此。
但葛斯范桑真正達到目的了嗎？為什麼當他似乎不相信任何客觀視角的存在時，人們卻說他的作品幾乎以一種冷靜旁觀不介入的角度呈現？為什麼還有一群人能從中找尋分別善惡的依據呢？少年彈起了貝多芬的鋼琴曲，是善和導演同情槍手的表現嗎？射擊遊戲又全然引出了惡嗎？還是這些都不可分割？都神祕的化成一團鬼魂，造成不可知和最後唯一可知的結果。人是這樣運作的嗎？
做為一個作者，他又是怎麼想的？如果我們想知道答案，我們必須循著創作者走過的路線再走一遍，就像人們試圖走過殺人者的舊路。如果我們做不到，過度詮釋就成了必要之惡，「閱讀行為本身便帶有表演的成分」。我們利用舊有的故事，再創造一個新的故事。沒有正確與否，只有動人或者不動人。這時候，我們就有機會參與了。而參與的契機，在於故事的灰色地帶。
另一方面――葛斯范桑首先致力於剝除線索並懸置真相，將被放大的元素予以縮減――導演也讓我們感受了另一種時間觀。與直線的、一去不返的時間不同。與單一的時間不同。他不斷地將同一遇合重覆書寫，以不同的視角再經歷一次鐘面上的時間。鐘面上的時間，或說我們以個人角度認知的現世時間便被擴大了。死亡是一瞬間的，而個人走向死亡的過程不會停緩；但在導演的處理之下，我們彷彿感受到時間被拉長，死亡被延宕。
儘管對受難者來說死亡並沒有停下腳步，儘管我們可以回過頭發現大屠殺在電影開始的二三十分鐘後就已經上演。可是做為一個旁觀者和創作者來說，這樣的「錯覺」不是假的。畢竟，在葛斯范桑的電影裡我可以試著不去找尋任何可以言說的真相，或者說：真相只有一個，就是死亡。
但我不是虛無主義者，也無意否定一切詮釋和判斷；我全部有興趣的只是聽故事和說故事而已。只是故事如何取信自己和說服別人而已。甚至可以為此捨棄「真相」，不去碰觸死亡。
因此身為亞美尼亞後裔的加拿大導演伊格言拍攝《Ａ級控訴》時，藉由攝影青年帶回而在海關被扣留的膠卷盒，辯證了真相的存在問題：當青年說這些膠卷是為了一部講述土耳其人屠殺亞美尼亞人的電影所拍攝的背景，他被留下；當他承認，膠捲受人所託夾帶入境，他被釋放。而小房間內，海關人員滿手都是白粉。
即將退休的老海關在車上，兒子問他：「那個青年不斷說謊，你最後為何放了他？」老人回答：「他越說，越接近真相。」盒內的白粉似乎是終極的真相，但與青年無關，他只是說出了自己的故事而已。伊格言也藉此，迴避了做為亞美尼亞人而被期待的還原歷史、找出「真相」的義務。做為一個被屠殺者後代，他能做的便是拍攝此片，不讓人忘。
做為一個說故事的人――如同葛斯范桑一樣――他將灰色地帶留了下來，而有了創作的契機。創作的契機，在於故事的灰色地帶。
在於不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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