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錦新
原載於〔澳門勞動報〕第四十四期 20.08.2008
當面對一個社會的不滿情緒愈來愈高的時候，為政者會怎樣做？一是檢討為何人民不滿，然後洗心革面為百姓做點好事，讓百姓能安居樂業，不滿之情自然可以消渳。另一方面則是採用禁制的方法或各種稀奇古怪的手段去阻止民眾表達不滿，以構造一個沒有異見的「和諧」的社會。哪個是聰明的方法，哪個是蠢方法，誰都知道。只是一個政府能廣招人民不滿，自然會有一點結構性的問題不能克服，於是有權者往往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禁制方法，因為這是投放少而「收效」快的方法，特別是對一些短命政府（任期有限）而言，則但求短期「收效」已遂其目標。
於是我們看到澳門特區政府，厚鏵八年，經濟表面上雖一片繁榮，亦能拿出大量漂亮數字來點綴昇平之局，只是現實卻是民生苦困，受薪階層有受薪階層之痛苦，當老闆的中小企業亦大都慘淡經營，除了少數仰賴特權獲得巨利的政商之外，得益者罕。用水深火熱、民不聊生一類詞語來形容，恐怕被認為有點誇張，但澳門居民普遍生活質素下降卻是不爭的事實。
面對居民普遍的不滿，澳門特區政府也與許多愚蠢的政府一樣，正在嘗試以壓制手段來阻止民眾宣洩不滿，而其中一個重要手段當然是在言論上作點限制。對澳門的主流輿論陣地，行政當局倒沒有太多的憂慮。因為許多年前，何特首曾公開宣稱：「澳門的傳媒問題不大，大家只要坐下來飲杯茶，就甚麼事情也好商量（大意如此，因為手頭上已無此原話記錄）」。而值得憂慮的是一些非主流傳媒，如《訊報》、《勞動報》、《觀察報》之類的非主流報章、如互聯網上的討論區等，都是言論上較難控制的。對後者，政府已高度重視，幾乎不同部門都有專人參與互聯網上的討論，為政府塗脂抺粉，攻擊異見者，以此來搶佔輿論陣地。但對非主流報章則有點困難，因為他們相對獨立，也不太依賴政府的資源，因而有較大的空間去表達與主流媒體的不同聲音，尤其是《勞動報》這個以為基層打拼作為立報宗旨的媒體，在今天本澳勞動階層因為政府濫輸外勞、縱容黑工而被逼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刻，《勞動報》當然成了一支代表勞工階層的利刃剌穿政府製造的種種繁榮假象。因而令政府，尤其部份官員惴惴不安。
今年四月，《勞動報》何社長一封登在報上的致張國華司長的公開信，要求保安部門嚴格執法，整肅黑工，讓澳門的就業環境不致繼續惡化。這是非常正路的言論，但文中一句話直指黑工「是由經濟財政司和勞工局請返來的」就剌痛了官員。結果機會來了，有官員往司法警察局報警，稱《勞動報》社長誹謗「黑工是由他請返來的」。以官員之身狀告一篇文章的作者，是特區成立以來之首次，亦是以言入罪，壓制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之先兆。相信這類以言入罪最終雖然搞不下去，但因為這一糾纏，《勞動報》何社長已在案中成為「嫌疑犯」，對何社長、對《勞動報》、對其他媒體相信會有一定的阻嚇作用，最少單是偵查程序、應訊程序已足以消耗何社長的不少精力和時間。無論是否罪成，告發者成本等於零，而被告者則難免「遍體鱗傷」，即使甩身也要甩層皮。這種新加坡式的毒招，李光耀及其追隨者就最擅長，特區政府一直以新加坡為師，多番派員往新加坡學習考察，原來好的經驗就學不到，但壞的手段就手到拿來，這是腐敗政府、無能官員的必然之途。
作為議員，本人對政府以言入罪壓制異見是絕不認同的，也支持何社長為維護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起而抗爭，而且要理直氣壯地抗爭，說黑工是由經濟財政司和勞工局請返來的，有甚麼錯？讓筆者以「趙盾弒其君」的故事來與何社長及《勞動報》讀者們分享一下：
話說公元前六零七年，春秋時代的晉國，晉靈公昏庸無能，宰相趙盾常予以勸諫。沒想到晉靈公竟三番四次派刺客去暗殺趙盾，趙盾只好逃亡，但還沒逃出境外時，趙盾的族人趙穿便起兵殺了晉靈公。趙盾知悉靈公被殺便立即回朝，接回公子黑臀立為國君。但太史董狐在史書上記載這事件時寫道：「趙盾弒其君」，並公開展示。位高權重的趙盾對董狐辯說：「我沒有弒君。」但董狐卻認為趙盾在還沒出境時君主被殺，回來後卻沒依法審理趙穿，因此等同弒君，堅持不肯改寫史書。趙盾雖然心有不快，卻很尊重董狐的寫史權利，只好嘆口氣，任由董狐寫自己弒君了。
太史董狐因為不畏強勢，冒著隨時可能人頭落地的危險，堅持秉筆直書的精神，被孔子稱為「良史」。而趙盾不干預史官記載事實的權力，也被孔子稱為「良大夫」。筆者自讀小學歷史時，對這個故事就已印象深刻，像董狐這樣的「良史」，中國歷史上不在少數，只是他們沒遇上「良大夫」，結果大都遭貶官喪命的厄運。而趙盾值得尊敬的是，作為權傾朝野的高官，對董狐如此寫史雖感丟面和不忿，但卻沒有罷其官、殺其人，另找一個按照他意思寫史的人寫史。趙盾成為千秋傳誦的一個有氣度、胸懷、具容人之量的高官典範。
何社長的信中說：「黑工是由經濟財政司和勞工局請返來的」，對不對？司長及局長也可如趙盾一樣抗辯：「黑工不是我們請的」。只是，維護本澳勞動力市場正常健康運作，正是經濟財政司司長和勞工局局長的責任。當社會上黑工泛濫而兩位官員卻孰視無睹以至撒手不管，任令這種惡劣現象無休止地傷害澳門社會和民眾的利益，誰該負責？正如董狐認定「趙盾弒其君」一樣，何社長認定「黑工是由經濟財政司和勞工局請返來的」有甚麼錯？
筆者認為，對民間的批評和指責，不論是曲筆的諷剌或直率的批評，為政者應以之為戒，視之為鞭策，努力把工作做好，而非運用官家權力，運用公共資源以堵悠悠之口。願官員們能臨崖勒馬，莫愈走愈遠，最終走上與民眾為敵之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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