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由 广 场

746愛的鼓勵 2訂閱站台

作者：傅临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点击数：153 更新时间：2010-3-2 2:48:27



《新政vs大萧条：被遗忘的人和事》，(美)阿米蒂·什莱斯著，吴文忠、李丹莉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版，45.00元。

虽然30年代那场经济大崩盘已经距离现今七十多年，但它的阴影似乎从未离我们远去。而与之相伴的罗斯福新政，一直以来也被视为扭转衰退的灵丹妙药，象征着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熨平经济周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占据了统治地位，让我们从此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但新政的效果真如我们想象中那么理想吗？美国的经济大萧条真的被新政挽救了吗？

自杀率的居高不下，道琼斯指数在“黑色星期二”下跌8%，农业州印第安纳有20%的家庭将接受某种形式的救济，而到了第二年春天，20%的美国人将失去工作，社会主义苏联甚至成为了美国精英的向往之地……这熟悉的一切是否都非常符合你心目中关于1929年大萧条的想象？事实上，你错了。什莱斯在《新政vs大萧条：被遗忘的人和事》开篇描绘出的这些凄惨景象发生在1937年的秋天，那已经是富兰克林·罗斯福首次当选总统后的第五年，也是在罗斯福实行了新政的四年半之后，距离胡佛总统在1929年股市崩盘之后制定出自己的拯救计划已有八年之久。其实，不少学者也早已认为，将美国从大萧条中解救出来的真正原因并非新政本身，而是美国参加二战后更大规模的国防开支与其他政府开支的强力拉动。

什莱斯在书中深入地分析了新政效果之所以不遂人愿的各种原因。美联储在货币和信贷方面的错误政策所导致的通货紧缩是其中之一，与什莱斯观点不同的货币主义学派所总结的这一重要因素已经广受认同。与邻为壑的保护主义带来的国际贸易萎缩，也让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农业向工业社会过渡带来的转型混乱、洪水和风沙侵蚀等天灾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但什莱斯特别指出，“最深层的问题是政府的干预，是人们对市场缺乏信任”。这与我们耳熟能详的观点似乎背道而驰，但什莱斯何以能出此言？

在什莱斯看来，恰恰是美国政府的管理本身伤害了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斯福的表现并不比胡佛好上多少。胡佛在需要降低工资时却命令提高工资，在需要减税时却宣布加税，在需要反对保护主义时却通过了灾难性的、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罗斯福的错误性质不同，“但同样具有毁灭性”：高估了政府干涉的价值与公营部门的能力，而忽略了私营部门的发展，甚至将私营部门视为“替罪羊”。总而言之，什莱斯认为，如果说胡佛是“管错了”，那么罗斯福就是“管多了”。

其实在经济学理论中，早有关于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负面影响的分析工具。当政府扩张性的开支有可能为社会总需求和总体经济带来“乘数效应”的良性循环、为私营部门的福利带来“溢出效应”的积极效果时，也有可能在投资、储蓄、预算、生产资料、就业等方面对私营部门造成“挤出效应”，导致民间、私营、微观等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受损，最终有可能使乘数效应部分或全部被抵消。但什莱斯在此又增加了一个政治学的分析维度，即：为什么有一些企业、企业家和个人会成为“替罪羊”？

什莱斯指出，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中隐藏着一种对消费者的强调。由于消费者恰好也是选民，因此采纳凯恩斯主义的政府不自觉地就会重视消费者所代表的民意基础，但同时也就意味着政府对生产者的忽略，甚至政府自己就变成了私营部门和生产者“望尘莫及的竞争者”。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开支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并创造了民意基础。罗斯福曾经在一篇著名的演讲中承诺会以“经济金字塔最底层被遗忘的人”的名义来采取一切行动，但他其实曲解了“被遗忘的人”概念的创造者、耶鲁大学哲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的原意。萨姆纳以这个术语指代那些缴纳的税收被其他人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使用、但自己“从没有被考虑过的人”，讥讽“愿望良好的社会革新派往往会迫使不知情的普通公民为一些靠不住的社会计划投资”；但罗斯福却将这个术语偷换为代表“穷人、老人、工人以及所有接受政府帮助的人”，并且“为了证明帮助一个被遗忘的人的准确性，他们不得不把其他人当成替罪羊，也就是商人和企业”，而基础社会投资往往只能沦为官员出于政治目的的“政治恩惠”而已。

什莱斯感叹，或许胡佛与罗斯福政府别无选择，幸运的是，至少他们所制定的政策确实使美国避免了“某种更糟糕的东西，如美国版本的斯大林共产主义或者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在此我们可以发现，有效的民主代议制度与权力制衡制度如何保证民意与社情被真正代表、有效传达，从而避免民粹主义泛滥与社会动荡的危险。要知道，善意的帮助、无意的伤害、特意的同情乃至恶意的捆绑，往往都以民之名而行，更值得警惕。

不少评论将什莱斯这本书的主题解读为要善待企业家、要重视私人资本、要保持私营部门的活力。但在某些语境下，这样的解读有可能造成本不应对立的双方的紧张局面。事实上，在面对过度膨胀、不加节制的公权力时，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普通民众，其实都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或许有人冷言告诫某些学者“学识比姿态更重要”，但直面利维坦的勇气其实不逊于精研学术的坚韧。被领导和被代表往往就意味着被遗忘，无论是罗斯福意义上的还是萨姆纳意义上的，所以他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那些缄口不言的人或许终有一天就会成为被遗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