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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翼星
最近，从回忆北大的生活经历中想起了黄中奇。黄中奇事件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突如其来，使人惊愕不已。

我认识黄中奇，是在1954年。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瘦长的个子，说着含福建口音的普通话。1954年，他从福建一个学校的团委部门考入北大哲学系，我是同年从湖南的一个人事部门考入北大哲学系，我们成了同年级的同学，都是“调干生”(由机关干部考入大学的学生)。入学时我与他碰巧住在一栋宿舍的同一房间里，我们都因进入北大而感到兴奋。他的学习劲头很足，并注意锻炼身体，每天早晨我见他在“棉花地”(后来的“五四运动场”)跑步，从他跑步的动作、姿态看，像是受过训练的田径运动员。

那时哲学系分哲学与心理两个专业，招生约50人。其中约40人读哲学专业，10人读心理专业。入学不久，由系领导向全年级同学介绍专业情况，作思想动员和分配各人的专业。那时整个社会的政治气氛比较浓，人们重哲学、轻心理的情况比较普遍，绝大部分同学愿学哲学。这就出现“专业需要”和“服从分配”的问题。主要由系领导在了解学生情况后，作统筹安排。专业的分配一经确定，个人的兴趣和愿望是不大受重视的。我被分配到哲学专业，黄中奇却被分配在心理专业。本来，他对哲学较有兴趣，曾兴致勃勃地对我说过，马列主义的哲学原著如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他都读过一些，很想去研究。他对哲学似有一番志愿和抱负，对于被分配在心理专业，他感到有些遗憾，表现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

专业分定后，我们便分开学习和居住了。1955年我被调出工作一年，1956年回北大复学，与他既不同专业又不同年级，便很少接触了。

大约在1957年底(或1958年初)，正是反右斗争仍处高潮时期，我从学校的广播中突然听到：黄中奇对抗和破坏运动，剌伤同学，已被捕。过了一段时间，又听说开了公审大会，他被判死刑，已经处决。对于事件的具体缘由和经过，我当时毫无所知。由于我自己也遭受厄运，无从了解，也不想打听。后来才逐渐知道一些，一个好端端的青年，在北大学习了三年，却酿成这样的结果，这实在让他的家人、亲属、朋友难以置信，难以理解。

为了使黄中奇的事件能唤起人们的反思，我利用多种方式访问了当时心理专业的几位老师和同学。因是50多年前的事，有的并不了解，有的已经遗忘，有些具体情况已难以弄清和查证。

所知大致情况是：黄中奇，1932年生，福建人；考入北大前是福建一个学校团委的专职干部，已结婚。他比较聪明，动作机敏，加上瘦削的脸型，便有“猴子”的外号。有的同学说，下棋很少有人能胜他，他可以不看棋盘，随手着棋。他的学习成绩也比较好，但情绪比较容易激动。

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他本来没有发表什么言论，也没有贴过大字报，只是对某些大字报或某些言论表示过同意。这样在运动高潮之末深挖右派时，便把他找补进去了。他对此很不理解，心中不服，表现情绪波动。当时虽有系里的干部找他谈话，示意他的情节较轻，不会处理太重，还可在校学习等。他仍表现情绪不稳。系里组织同室住的几位同学看管他，防止出事。一天夜里正睡觉时，黄中奇突然起来走近窗户，两个同学发现，怕他跳楼，便急忙去抱他、拽他，他便拿出水果刀戳向两位同学，一位同学的额头上出了点血。

当晚学生向系党总支作了汇报，并给校卫队打了电话，校卫队要求把人送去，一路上黄中奇表示不服，并说了一些对胡风等问题的看法。第二天，全校便广播了这件事，宣告黄中奇因“行凶闹事”，破坏反右派斗争，已被逮捕。

后来，听说他在监狱不服管制，被判处死刑，他曾向最高法院上诉，又被驳回。随后北京召开了全市公审大会，北大学生(包括部分已划右派的学生)被通知到会。据一个目睹者的回忆材料：1958年初，一个天气寒冷、一片阴霾的日子，会上一声令下：“带反革命分子黄中奇！”一个秃顶、颈项涂满白粉，被反绑着手的瘦弱青年，被推向会场的台上。他踉跄几步，正待说话，便被身后的刑警一脚踹于台下，扑伏于地；二刑警捉其双臂，扔上囚车，押赴刑场。

临刑前他对赶来北京的妻子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一点找一个家，好好地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可见我国解放初期，某些爱国的知识分子，即使有某些偏激的言论和思想，在蒙冤罹难时也仍然保持一种天真的信念。

20多年后，政府和学校当局要为黄中奇平反，改正对他的“错划”时，他的尸骨早已灰飞烟灭。聊可堪慰的是，听说他的女儿长大成人，学习成绩甚好，曾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一个积极有为，满怀希望的青年学生，在1957至1958年的那场人为夸大的阶级斗争中，一下就变成“反革命”、“阶下囚”，不但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而且被剥夺了生命的权利。

这在北大那场批判、划定上千个右派的运动中，也是一个顶尖的事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某种严重的劣迹或耻辱。一位当时下乡劳动，后来回校的心理专业教师，深自感叹地说：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太可怕了，简直不可想象。”

黄中奇遭遇的可悲的命运，应该由谁来负主要的责任呢？黄中奇本人究竟应负多大的责任呢？而那条“左”的路线的制定者、那场政治运动的发动者，应该负什么责任呢？

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已经消逝，黄中奇的名字和事件，不应该在历史上泯灭，应当保存一点记载，留下一点记忆，让不同时期的人们从这里反思和汲取沉重的教训。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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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uly 1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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