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杰：“千古罪人”之“咸鱼翻身”——读彭定康《非一般的外交家》
作者：余杰 文章来源：观察 点击数：203 更新时间：2009-3-6 0:28:34
我的大学时代正是彭定康担任末代港督的时代。那时，北大的每个学生宿舍中都有一份《人民日报》——学生阅读什么样的报纸，学生本人当然是没有发言权的，那是学校党委指定的。那几年正是我平生中仅有的一段“偶尔翻翻”《人民日报》的时期，而《人民日报》更大的用途是，攒了几个月后，卖给收废品的老伯，可以到校门外的小摊上换取几串羊肉串，室友们一起解馋。跟苏联的《真理报》和《消息报》被民众嘲讽为“《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一样，《人民日报》当然也跟“人民”毫无关系。我对《人民日报》惟一的印象便是：当时，几乎每天都在重要位置上发表对彭定康暴风骤雨式的大批判文章，此类文章直接模仿毛时代“九评”之类的、充满火药味的风格，但其文字与气势又远远不及。
在那些署笔名的、作者无疑是年轻一代的余秋雨式的御用文人所撰写的文章当中，彭定康简直就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千古罪人”、“娼妓”、“凶手”、“强盗”，凡是汉语中可以想到的恶毒的词语，全都加诸于彭定康身上，这个世界上仿佛没有比他更坏的人了。那时，我没有到过香港，对香港问题也了解不多，但我早已学会了对“党中央”的所有说法都先打上一个“问号”。于是，我破天荒地认真地阅读了几篇气势汹汹的毛式雄文。然而，从文章中我怎么看都看不出彭定康究竟有多坏，他所做的那些事情，不就是提升立法会在香港政治架构中的地位，修正立法会的选举方式使之更接近民主之真义吗？这难道不正是北京方面也承诺的“港人治港”的一部分吗？
《非一般的外交家》封面
二零零五年，彭定康出版了《非一般的外交家》一书，作为他告别政坛的谢幕演出。此后，他出任英国学界之祭酒——牛津大学的校长。三年之后，《非一般的外交家》作为彭定康惟一一部获准在中国内地出版的著作与读者见面，这么多年后这名末代港督再度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之中。这本书得以在内地出版，并非国内的出版管制有所松动，而是因为如今的彭定康已经是一个基本对中国“无害”的人了，甚至还是一个可以“统战”的对象，更因为这本书中彭很少提及其末代港督生涯以及与北京的争论。对于遭受大批判的那段往事，彭定康在书中只有区区几行字，写得含蓄而幽默：“他们极富想象力地使用了汉语的丰富性来谴责我。很多抨击大概都受了‘杀鸡儆猴’的启发。但是，鸡既没有杀掉，也没有被叉烧。”
一九九七年彭定康完成末代港督的使命之后，于一九九九年出任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共同负责欧盟外交政策的实施。虽然实权有限，却地位尊贵，少不了也要跟中国方面打交道。中国领导人深昧“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的道理，对于身份迥异的彭定康，当然拿出了不同的待遇，“从那以后，中国领导人对我极好，就像中国人说的很给‘面子’，给我高规格的接待，向我展示了慷慨和友好的一面”。彭定康的身上具有典型的英国绅士的气质，八面玲珑、绵里藏针，不会像美国人那样自立自强，所以对中国方面的“变脸”坦然受之、不以为怪。
这本书主要记载了彭定康作为外交家的经历、观察与思考。他对英国在二战后地位的迅速下降有清醒的认识，大英帝国不得不成为美国这个昔日的殖民地的“小兄弟”，尽管心有不甘，他也承认“英国实际上是别在美国翻领上的一个多边主义徽章”。关于自己，彭定康写道：“作为一个英国人，确切地说作为英国欧洲人和保守党人，我信奉市场、个体企业、限制政府角色、参与式多元主义、个人责任、家庭的重要性和法治。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也是一个爱国者。”在左翼占绝对上风的欧洲政界和知识界，这已经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了。在工党执政多年、保守党式微的英国，也是少数派的命运。但彭定康的保守主义与美国的保守主义仍然有着巨大差别。这恰恰可以说明欧洲与美国在政治格局、生活方式、信仰状况等方面有着重大差异。
在国际事务中，作为英国保守党人的彭定康，其立场却比美国的民主党人更“左”，更不用说与美国的共和党人相比了。彭定康对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软弱无能感到耻辱，尤其是南斯拉夫的血腥内战，仅波斯尼亚就有二十二万人遭到屠杀，“集中营又重回到了其起源地欧洲大陆”，而“我们让保护平民的军队处于漠视强奸和谋杀这样令人无法忍受的道德境地”。在关键时刻，还是得由美国主导的北约出面来解开这团乱麻。可是，彭定康又批评美国“不受约束”，建议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解决问题——尽管他也承认联合国是一个腐败和低能的国际机构。与大部分欧洲政治家一样，彭定康不敢对伊斯兰世界说一句“不”，因为他们是“邻居”，更因为欧洲有大量的伊斯兰移民——仅仅在西欧便有一千两百万穆罕默德的信徒，在英国有一百七十五万。这些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不愿融入当地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生活方式。彭定康们只能一味迁就之，高谈和平共处。在巴以冲突中，他对巴方颇为同情，却只字不提阿拉法特之贪污腐败。这是欧洲政治人物的局限所在。
尽管如此，彭定康仍然属于欧洲少有的“亲美派”。他的父亲是一名销售美国唱片的商人，他是听着美国的歌曲长大的。从青年时代第一次访美之后，他就对美国印象良好。彭定康承认，欧盟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足以成为可以抗衡美国的力量，但他希望欧盟与美国能够找到更好的合作方式，对世界发挥更大、更良性的影响。他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指出：“美国是全世界的学校——给每个民族、每个大陆、每个文明以教育。美国是其他国家实现愿望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和典范，是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二十一世纪的主题将是美国历来坚持的、美国领导真正集中体现和维护的价值观：民主、多元主义、进取心和法治。”而欧盟可以担任“帮助者”的角色。
彭定康在书中也提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对于中国，他的总体看法是：“我们不应该通过遏制来催逼中国解决问题，而是要争取让中国建设性地参与到全球经济管理中来。”那么，政治方面又如何呢？这是他作为英国人的世故的一面，他很少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人权状况，英国政府也是如此——在西方国家中，英国在关注中国的人权方面是做得最差的。彭定康只是花絮式地谈及与几位中国高官的接触：江泽民与他聊莎士比亚，彭遂向其推荐莎剧中强调政治稳定的历史作品，江“饶有兴趣地点了点头”——这一细节完全符合江的个性，江还特意就莎士比亚的问题询问这方面的权威王元化。对于王元化而言，这也与当年汉代文豪贾谊的遭遇差不多，“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彭定康还提及与朱镕基的交往，他与朱讨论到死刑问题，朱的看法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朱的看法究竟是什么，他却语焉不详。当然，彭定康忘不了赞扬“今上”胡锦涛两句——“胡锦涛主席在外交方面表现出了远见卓识，并且他对农村贫困和环境的关心让人赞赏。”看来，彭定康在外交界呆久了，知道“坦率”绝对不是外交家的优点。这本书中虽然有不少地方臧否人物，他对本国的政治人物倒还能说上几句狠话，对别国人士则多半是外交辞令。
不过，彭定康还是含蓄地、善意地劝告西方投资者在中国投资要谨慎。尽管许多人都分外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但这种“过度繁荣”让这位相当理性的保守派感到怀疑。他说：“永远都是这样。与中国做生意可能带来的财富总是让西方人失去理智。”根据他的经验，“许多伟大的空想家想在中国大干一场，却因为忘记了国内的商业标准和常识而遭遇惨败”。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中国是一个独裁政府，中国的官僚腐败、忽视知识产权等问题，会给投资带来巨大风险。彭定康在本书中论及某些阿拉伯国家的话，其实可以原封不动地转移到中国身上：“独裁政府不可能成为好的经济管理者，因为这种政府会包庇腐败、压制提高经济管理透明度的多元主义（比如舆论自由）。……经济困难，特别是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再加上对不同政见的压制，就酿成了大麻烦。”与中国相比，彭定康似乎更看好印度，他认为，“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治，从某些方面来说，甚至是最伟大的民主政治”。当然，他藏起了后半句心里话：这些都是英国殖民时代留下的宝贵遗产。他特别同意印度工商部长纳特的观点：“中国可能赢得短跑，但印度将在马拉松中获胜。”
作为末代港督，彭定康虽然本书中刻意回避港督生涯的得失，却还是时不时透露一点对香港的看法。在香港回归十年之后，彭回到香港，对香港的未来颇为乐观：“在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强大的职业技能以及廉洁高效的政府的支撑下，香港依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繁荣城市。”在他谈及的香港的这些优势当中，没有一项与中共的香港政策有关。换言之，与印度一样，香港的好处都是英国人所遗留下来的。所以，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之说，看似激愤，实则说出了真理。只要能够真正落实“港人治港”，只要北大人不对香港瞎指挥。香港就会活力四射、魅力无穷。今天，一个香港对大陆的影响相当有限，实在难以达至“四两拨千斤”之效果。但是，如果有十个香港呢？有十个香港从东南西北个个方向引导北大人走民主宪政之路，大陆的民主化岂不早就实现了？
当年在彭定康离任前夕，香港浸会大学作了一次民调，显示百分之六十二的香港市民满意他在港督任上的表现。此后之两名特首，虽然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但他们的民调远远低于彭定康这个白皮肤、蓝眼睛的洋人。是香港人患上了后殖民病吗？不是香港人太怀旧了，而是董、曾这两名特首的施政水准实在太差了，他们将如何讨好北大人、保住自己的官位看得重于维护香港民众的基本利益。董氏下台后获颁香港中文大学名誉博士学位，遭到中大学子们的齐声抗议，灰头土脸；而彭氏担任牛津大学校长，备受师生之爱戴，乃是众望所归。两者孰高孰低，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董是丧尽天良的投机政客，曾是蝇营狗苟的高级公务员，唯有彭堪称有信仰、有理念、有远景的政治家。可惜的是，香港政坛上再也不会有第二个彭定康了。
——二零零九年二月三日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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