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桦:应该是在印刷厂的时候就有人发现了,向上面一级做了汇报。所以等我们拿着抢回来的散页到学校时,学校印刷厂领导也很严肃地通知我们不能给我们装订了。跑去找校系领导,他们明确表示希望《这一代》不要再出。不过我们还是没死心,听说武汉小胡同里藏着一些由家庭妇女办的街道装订社,我就捧着一张地图走街串巷,找到了一家建国装订社。当时他们要了一个很高的价格,每本两毛钱,三天内装订完16000本《这一代》。这价格在当时近乎敲诈。我和十几个同学是用五辆排子车把三吨多散页运到建国装订社。一路上车轴和竹车板被压得吱吱作响,前拉后推,才弄到装订社。
南方都市报:虽然经历这么多波折,杂志最后还是面世了。
张桦:是的,但问题还没完。晚上我们一回到学校就接到系领导的紧急召见通知,我们几个编辑都去了,不出所料,果然是希望《这一代》下马。当然系领导态度相当宽容灵活,表示最低愿望是把《桥》撤下来。事先我跟高伐林约好了,他唱白脸我唱红脸。因为他正申请入党,又是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还是老三届,适宜正面说服;我一介白丁,所以话也只说几句:开天窗把《桥》撕下来,不行!可以不办,谁出7200元钱工本费,三吨杂志我全部奉送。
谁会出7200元买这堆废纸呢?只有我们。当夜,高伐林到处找校领导求得支持,所谓支持,也就是沉默。我和其余同学用蜡纸刻写《告读者书》,折腾了整整一昼夜,把它油印在所有的封二上,那儿本来是一张怀念张志新的版画。《告读者书》里说:“由于大家都能猜到,也都能理解的原因,印刷单位突然停印,这本学生文艺习作刊物只能这样残缺不全地与读者见面了。……是的,《这一代》创刊号的残废决不意味着这一代的残废!”
南方都市报:说到封面,这个杂志好像有两个版本的封面?
张桦:对。第一版封面只有1000册。那个封面是我和徐冰设计的。徐冰现在是著名的当代艺术家了,他是我的中学同学,那时候在中央美院上学。暑假的时候我回北京,就在徐冰家里,还有张安东,一块儿设计了封面。画的是油黑的一排栅栏,两行弯弯曲曲的足迹。那些脚印是我们用拳头蘸墨一个个摁出来的。后来因为印刷厂拒绝给我们继续印刷,后面的15000本封面都只是一张白纸,上面孤零零写着“这一代,1979年1期”几个大红字。
南方都市报:这16000册杂志,你们后来还是寄给了各校?
张桦:当然。回到学校我们是全年级动员,打包的打包,登记的登记。每个学校1000本,12000本杂志分做300包全部寄出。我们自己留了4000本,第二天同学又分成15个小组到武汉各高校去叫卖。每本五毛,第一天卖出去不到1000本,与原来想像的一抢而空相差甚远。但到了第三天同学还没起床,宿舍楼走廊内外便人头攒动,开始我们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一问才知道是来买杂志的。于是顾不上洗脸刷牙,先开门迎客,很快就把几千册存书卖光了。但来买的人实在太多了,有些人看书已经卖完,就游说我们的同学,说自己是多么求之若渴,结果有的同学真被说动,把自己的那本也卖了。
不光武汉如此,在北京、广州、南开等学校也都是在一小时左右一抛而光。据说杭州大学的同学摆开桌子跳上去高声吆喝:快来看,快来看,没有上一代也没有下一代的这一代呀!结果很轰动。南京大学的同学担心意外,等到天黑才悄悄在教室附近阴暗处开起鬼市,效果同样出众。当然也有一本没卖的,吉林大学和西北大学的杂志刚寄去,就被校方全部封存,后来又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当时还出现“黑市”,杂志价格很快被抬到一块钱、两块钱一本,最高的达到了五元,是原价的10倍。
南方都市报:虽然残缺,但这本杂志的影响仍然非常大。
张桦:影响很大。这里还有个插曲。我们收到的第一封读者来信是那个街道装订社的一个小伙子给的。我们拿货的时候,一位工人趁势把一封信塞到我手里,信中写,他今年30岁,还是个临时工,未经我们同意,用印废的纸页自己装订了一本,读后激动得夜不成眠,现在杂志在他的朋友手里,挨个儿排队读……
在这之前不是没有评论,为了向正在北京开的四届文代会献礼,我们曾将“三校稿”以航空信寄去。多年后听说,大会负责同志转交给了一位著名诗人,让他为此写些评论,诗人看完后,指着封底说:13个学校主办,这真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这一代》发行以后,反响真是非常热烈。先是收到成百上千的读者来信,或者赞扬或者要买杂志。同时陆续又有20所院校中文系的同学要求参加共同主办,川大、江西师院的同学还专程跑到武汉跟我们商议。接着文学界也伸出热情的双手,我们登出的六篇小说有一半被文学刊物转载,许多报刊包括北京图书馆都来信表示希望跟我们建立长期交换关系。
南方都市报:但是你们当时还能继续办吗?
张桦:最后是从湖北省到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严厉地批评《这一代》。某份内部简报这样评价:“特别是《愤怒出诗人》组诗中有一些是恶意煽动的。”其实我们组稿的时候不全是这种激烈的文章。印刷厂没有继续印的内容包括两组诗歌、一篇论文和一部翻译的日本电影文学剧本,都很温和,毫不激烈。但恰恰这些没有印出来,就显得整个杂志都非常激烈。很多人会有一种误解,以为印出来的都这么激烈,那没印的可想而知。
当时我们还是想继续办的。层层检查不可避免,高伐林就写了一份《关于〈这一代〉的说明与检讨》。与此同时,我们还跟北京四所高校保持紧密的联系,因为第二期归他们办。他们的雄心很大,不仅开了一系列座谈会、碰头会,还向王蒙等专业作家约稿,想把第二期办得更加社会化。寒假我还回北京开了第二次协商会议,那次会议气氛相对沉闷,尽管大家都慷慨激昂地认为《这一代》不仅要办而且有必要办下去,但是谁都清楚自己头上的压力。复旦大学《大学生》负责人景晓东也应邀而来,他是1976年天安门诗歌《告别》的作者,名赫一时。他批评我们过激了、过急了。
回到武汉我们就收到了北京同学的来信,说四校已经接到了各自校方的明确指示,不得再搞串连,更不许再办杂志。不仅《这一代》停办,连原先自己的杂志也纷纷下马,《珞珈山》大概是最后一个停刊的。办到第6期,高伐林极惆怅地写了一篇《致〈这一代〉的读者》,把这本杂志的来龙去脉讲了一番,这大约可以算是《这一代》的句号了。
南方都市报:这样就结束了?
张桦:当然还有些后事需要料理。当时我们向学校申请2000元科研经费办《这一代》时,是由我们中间最年轻的编辑陈晋签的字。可是后来《这一代》被叫停了,学校要求我们还钱,不还的话就不让陈晋毕业。当时让他急得够呛,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大家一起办了个暑期的“高考作文讲习班”。三个人花了一夜,写了五十多张海报到处贴。那一届收了300个学生,一人收20块,有发表经历的同学给他们讲作文课。这样不仅还了钱,大家还小有收益。
1980年夏天,我还自费沿长江拜访了南京、上海、杭州、苏州的高校,结识那些长期信件往来但没见过面的人。《这一代》出来了陈建功、李杭育、龚巧明、王家新、徐敬亚、徐晓等一大批作家,当然今天当了高级官员的就更多了。直到今天说起当年办《这一代》的事情,很多今天的成功人士、名家高官都会说那是他青年时代最难忘的事情。
“这一代”仍是一种集体想像
●王家新
王家新,诗人,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不用多说,《这一代》是上个世纪“文革”结束后至80年代初期那样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
那是一个富有精神诉求和冲动的年代。我所在的武大中文系77级,三天两头都会冒出一个诗社来,诸如“珞珈诗社”、“77诗社”等等,但大家还不满足,还要干一件“大事”,于是就有了挑头办一份全国性大学生刊物的想法。记得在给刊物起名时,“这一代”这个命名很快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不仅认同,还感到它一下子照亮了我们的过去和未来!
《这一代》之所以在当时产生那么大的影响,除了刊物内容,我想和这个名字肯定也有关系。它在各地77级、78级大学生中唤起的,正是这种身份认同感和集体性的自我意识。
而在77级中,我属于年龄比较小的一辈,大部分同学都是“文革”开始前中学毕业的“老三届”。但我也经历了一个狂热而可怕的时代,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谎言,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知青点”里偷偷读到普希金《致恰达耶夫》一诗的结尾“在专制的废墟上/写下我们的名字”时,也曾有过一阵犯罪般的颤栗。没想到“文革”结束后高考的恢复,真给了我们一个在历史的废墟上写下我们的名字的机会!
因此,一上大学,我们就“奋不顾身”地投入了为“四五运动”平反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浪潮之中。那时“坚冰尚未融化”,我们不得不为一些最基本的“常识”和“人性”而斗争。记得一个大龄同学写了一首是爱领袖还是爱自己妻子的诗(当然他选择了后者),大家都受到感动,但它却在学校的大奖赛中落选了。我当即写了一篇《不平则鸣》的“小字报”,贴在了宿舍楼一楼的墙壁上。它很快引起了反响,而“反方”大都是即将离校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他们晚上甚至下来偷偷撕去我们77级贴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
而在文学上,说实话,那时我们只有“一腔热血”,别的都还说不上。虽然上大学后“现代主义”已开始对我们起作用,比如北岛他们的《今天》就在我们一些同学中流传,但筹办《这一代》时,我们则一致倾向于“批判现实主义”。也就是说,要对现实讲话,要发出我们的“呐喊”。我上高中时就受到意外弄到的《冯至诗文选》、《殷夫诗文选》的影响,冯至的“我的寂寞是一条蛇”,我读后深感惊异,而殷夫的诗“我是海燕/我是时代的尖刺”,也颇使我激动。显然,办《这一代》前后,“我是海燕/我是时代的尖刺”在我们身上就占了上风。这样一份刊物,把一种乌托邦式的冲动体现到了极限。这真是一种“文学自杀”的行为!它只出了一期就夭折了。如果它能办得更多一些策略,也许还能办下去。但这就是“这一代”———热血的一代,激进的一代,天真的一代!
“历史的一页”很快就这样翻过去了。还没有毕业,我就不愿再提《这一代》和我那首人们四下谈论并曾引起高层震怒的《桥》了。这倒不是因为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某种阴影,而是因为我们已渐渐变成了另一类人。那个参与《这一代》、连夜写下《桥》那首“诗”的人,是我吗?我是愈来愈不相信、也愈来愈不在意了。
与此相关,“这一代”这类“大词”,我也很少再用了。有过这回事吗?像我这样经历的人,自幼就被一种“宏大叙事”和“代言人”意识所书写。记得一位德国汉学家对一些中国诗人爱用“人类”这个词就很敏感,的确,谁能“代表”人类呢?即使当年的同学们再见面,感到的也是“共识的破裂”。“这一代”?那样一个“整体”,那样一种集体想像,早已分崩离析了。
不过,这倒是一件好事。这不仅出自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那就是“个人”的觉醒、形成和成熟。在中国,要从集体主义话语中摆脱出来是多么艰难!一个人要真正获得自己是多么艰难!我曾在一首长诗《回答》(1997)中这样写道:
十年,二十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
我们的朋友和亲人,发生了多大变化呵,
虽然伟大的史诗尚未产生,
你却仿佛已走过了远远超过一生的历程;
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初恋,已变为
一张张黑白照片,恍若隔世
让人不敢相信。
我们还属于从下放的山乡来到大学校园的
那一代人吗?不,珞珈山已是墓园,
埋葬了我们的青春。
有人读了不太理解,说怎么能把母校珞珈山比喻成墓园呢?但是他没有想到,青春就是用来“埋葬”的,不然人生就不会成熟。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上一篇文章: 当局观与大局观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字体:小 大】【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最 近 文 章
关于2008年度会员访问交流项
关于2008年度会员写作资助项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2008年度林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2008年度自
《诗与坦克》(独立笔会会员
[组图]半本学生杂志引起的全
当局观与大局观
莫之许:反韩,也是没有办法
背信者(国际奥运委员会)屈
权威与自由:自由主义在近代
曹长青:参加北京奥运开幕式
达赖喇嘛39年苦旅是国家耻辱
余 杰: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
欧阳小戎:民主不立,城管难
昝爱宗:胡锦涛能否每省设立
刘 水:中国人将以北京奥运
哈金诗五首
刘洪波:该跳河的不止是那些
秦晖:君子、小人与恶人
杨涛:暴力的对象也会习得暴
相 关 文 章
文学的声音
台湾杂志《诚品好读》休
傅国涌:互联网时代,一
新的时代到了 再也没人
文学就是这样生产的
我们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非主流杂志,私趣味还是
杂志“赠品大战”,硝烟
法国人成全世界最爱阅读
2006年境外杂志的生与死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没有任何评论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我们 | 友情链接 | 关于我们 |
独立中文笔会
www.chinesepen.org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