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怡：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作者：王怡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点击数：160 更新时间：2009-2-25 1:30:19
多年前的电影《修女也疯狂》，有首动人的赞美诗《follow him》，一遍一遍地宣告，“He is my destiny（他是我的命运）。这几个字把王书亚莫名其妙地震动了。在我们眼里，“命运”是一波三折的贬义词，是你无法对抗的东西，叫人活在无力的羞耻中。可为什么她们唱得那么喜乐而鲜明呢。
恩格斯最爱的音乐，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就像列宁最爱《热情奏鸣曲》。大概革命家都爱贝多芬，就把贝多芬误解了，当他是人定胜天的世俗英雄。那个身材矮小、略微丑陋的天才，17岁丧母，父亲常年酗酒，他却爱上好几个窈窕淑女。只是在水一方，至死未娶。所爱的侄儿也不愿送终，羽翼丰满就弃他而去。唯有音乐天赋使他凸出，却在26岁就失聪了。那一年，他给朋友写信说，“我觉得我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
导演丹尼·贝尔说，这部电影是向狄更斯致敬的。影片的前半部，好像殖民地版的《雾都孤儿》，或亚洲版的《上帝之城》。杰玛活在孟买的贫民窟，掉在粪池里的那一幕，也如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导演颠覆了宝莱坞的印度图画。他说，狄更斯的传奇故事似乎不可能发生在西方了。所以把剧情搬到印度。但这匹夹杂着苦难和童话的黑马，却在金融危机最严峻的季节，几乎囊括了整个世界的赞誉。有人开玩笑地说，2009年，上帝终于想看电影了。
但在孟买，贫民窟的人们却上街示威，杯葛这部电影。就像当年特蕾莎修女的名字传遍世界，加尔各答的人们特别委屈，说我们其实是美丽的城市。一个老修女，就把加尔各答的投资环境给砸了。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名言，“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但最精彩的是后一句，“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18岁的杰玛，为了寻找他爱的女子，参加“谁能成为百万富翁”的问答游戏，奇迹般地赢取了2千万卢布。他的故事其实和贝多芬差不多，关键词都是destiny。
影片开始，打出一个问答：杰玛还差一个问题就赢得2千万卢布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四个选项，作弊，运气好，天才，以及“It is written（命中注定）”。看到最后一项，我们就爱上了这部电影。她们为什么唱得那么喜乐，因为命运原来是一个温暖的词。“It is written”的意思，就是命运与宿命的差别。宿命是没有方向性和目的性的，换言之，你的一生没有剧本。这样的宿命论叫人恐惧，一遇见三鹿奶粉，人生就充满没有确据的惊慌。但“It is written”，告诉你有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一个比8.0级地震还大的大手笔，给你一个稳妥，一个应许。听到这个词，你就知道这辈子已预定了，一桌简陋而丰盛的筵席。
警察抓了杰玛，逼供他。因为他们绝不相信，一个没受过任何教育的穷小子，居然在智力问答节目中一夜暴富。杰玛讲了他的故事，原来每一个问答，碰巧都与他的遭遇有关。他之所以知道印度教的罗摩神右手中，拿的是弓与剑。因为他的穆斯林母亲死于一场宗教屠杀，一个印度孩子打扮成罗摩神，如死神的模样，盘踞在他的灵魂中。他之所以知道谁发明了左轮手枪，因为他哥哥就用这样一把枪，杀死了绑架他们的黑老大。又反过来用枪指着弟弟的头，从那个女孩身边赶走了他。
影片前半部的沉重感，慢慢膏抹上后半部的童话色彩。但这也不是灰姑娘的故事。杰玛除了苦难和一份执拗，没有任何凸出的本钱。能将苦难和童话连起来的，还是这个词，destiny。这样一种命运，是在一个美善的旨意中被写好的预定，如《旧约·诗篇》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这样的命运，乃是一种有方向性的命定（ORDER），甚至是一种有关系性的召命（CALLING），也是一种有目的性的使命（MISSION）。
杰玛是个执拗的孩子，他对苦难之上还有美善，永远存有一份信心。这就是“He is my destiny”的含义。杰玛必须一无所有，那美善的命运才成其为命运。就如克尔凯郭尔所说，“十字架建立在人类一切希望的坟墓之上”。导演也说得很肯定，杰玛的结局与才华无关，更不是撞大运。而是“It is written”。这样一种非宿命论的命运观，是中国人极其陌生的。但故事实在讲得太漂亮，胜过了一百场布道。
其实电影是说，如果你摔断过腿，你就得到了一千卢布。如果你现在失业、失恋、失明，你就得到了2000卢布。如果你被人用枪指着头，你就得到了4000卢布。所以你的一生，终有一天会赢取2千万卢布。你若相信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你就是杰玛；你若不信，你就永远活在自己的不信里面。
这是童话吗。这就是当年贝多芬的一生。《命运交响曲》里，那四个反复的音符，把人的心都抓紧了，就像婴孩咬住奶嘴，死不松口。他有一句名言，也被反复引用，“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它绝不能使我屈服”。许多人以为这就是贝多芬的传奇。但后面那句却常被省略，他接着说，“上帝啊，能把生命活上千百次该是多么美好”。经过《英雄》和《悲怆》之后的贝多芬，回到对“It is written”的信心，写下了《庄严弥撒曲》和《欢乐颂》。临终，这个曾自怜为上帝最可怜的造物的艺术家，亲笔留下了最后一句话，“一切灾难都带来良善”。
杰玛的两千万，和恋人的站台重逢，看似俗套，其实是对这句遗言的注脚。所以在我们眼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也是对《欢乐颂》的致敬。我们一道看电影，在情人节一起祷告。想起身边一位失明的孩子，获得过全国残疾儿童歌唱比赛的一等奖。他来教会分享见证。最后，说了一句话：
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我想问，你们有没有为你们的眼睛看得见而感恩过？
当时我们都哭了，因为上帝啊，就这一点，我们已白白得到过2千万卢布，却从来没有为此感恩。直到一个孩子，摸索着走过来，提醒我们。
我们也向狄更斯致敬，因为他说，这是信仰的年代，这是怀疑的年代。无论在伦敦、孟买还是成都，“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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