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五月中，熊复以毛著编办副主任兼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汪东兴召集他和前任总编辑王殊交接班。汪表扬王殊在理论问题上比较谨慎，要求熊复也严格把关，"同各种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作斗争"。一九七八年下半年，从第七期到第十一期，《红旗》的编辑方针和选题计划，都是熊复到汪东兴那里最后敲定的。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汪东兴说："《红旗》要一花独放"，"就是不表态"。熊复的亲信和同伙仍在毛著编办。汪东兴的多次指示，他不在《红旗》杂志编辑部传达而是跑到毛著编办去传达。《红旗》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是由毛著编办的工作人员撰写，用"晋楫"、"靳楫"（"进击"之谐音）、"黎石"等化名，或以社论、评论的名义发表。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热潮中，《红旗》编辑部的部分工作人员坐不住了，纷纷要求组织文稿，投入讨论。熊复不得不实行从"不介入"到介入的转变。如何介入？他曾说："《红旗》不发表文章，这里面就有文章。"现在准备发表文章，也是这里面自有文章。编辑部决定自撰重头文章，经讨论后，由副总编辑方克执笔。七月下旬开工，九月十一日出炉初稿两万三千字，题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汪东兴本来是不赞成写文章的，既然已经写了，他又提出两条意见：第一，不要专讲真理标准，主要讲《实践论》，顺便讲讲真理标准；第二，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不要估价太高了。题目要改，叫《<实践论〉的认识论》。(7)
九月十九日，提出第三稿，送审和征求意见，题目改为《重温〈实践论〉》。熊复在送审的信件中说明了写作意图："此文是根据全国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的讨论材料写成的，我们想努力做到以毛主席《实践论》为依据，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比较全面的解释，特别是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8)显然，这是针对全国的真理标准讨论而发，为纠偏而来。偏在何处？在他们看来，一曰"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解释不全面；二曰特别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不重视。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只重视所谓的"理论"，而不重视实践；而且他们所重视的"理论"是没有错误的，不需要实践检验的，还专门批判"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称之为"海外奇谈"。这种"理论"就是对毛主席的"两个凡是"。长篇大论，转弯抹角，貌似公允，伪装超然，通过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理论的指导作用为"两个凡是"辩护。
汪东兴约熊复、并召集乌兰夫、张平化参加，在人民大会堂进行集体审稿。最后决定，第十期暂不刊登，经修改后在十二月作为纪念毛泽东诞辰八十五周年的重要文章发表。
《重温〈实践论〉》于九月二十日发出征求意见稿，二十四日，哲学研究所党总支答复《红旗》杂志社党委，郑重其事地提出六条不同意见，指出其根本缺陷正是对实践的观点阐述不够，文稿中对"怀疑论"、"不可知论"的批评需要重新考虑。
十二月九日，完成第六稿。在修改的过程中，熊复的意见是"不涉及争论"。明明已经深深地介入了，还要以"不介入"的姿态出现，以掩饰写作意图。因此，明显涉及争论的批"怀疑论"、"不可知论"部分，悉数删除。全文从二万三千字瘦身为一万二千字，整体骨架不变。
此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进行中，气候变了。汪东兴在接受批评，撒手不管了，《重温〈实践论〉》也拿不出来了。此文终究未能发表，但引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九月，文章送政治局常委审阅时，叶剑英建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来解决思想理论方面的分歧。叶本人的说法无据可查，但邓小平、华国锋和胡耀邦先后均有转述。
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党的文献》记载，邓小平于一九七八年十月与胡乔木有一段谈话："……开理论务虚会，是叶帅（即叶剑英元帅，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看到《红旗》那篇文章（即《重温〈实践论〉》）提出来的。要发表那样的文章，索性扯开来，开个理论务虚会。"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日，邓小平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谈话时也谈到："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谈，免得背后讲，这样好。"(9)
胡耀邦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所作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也讲得很清楚："去年九月，《红旗》杂志社写出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的长文，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叶剑英同志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10)
"一花独放"难以为继
《重温〈实践论〉》企图以"不介入"的姿态介入，未得亮相。在另一事件中，《红旗》却不由自主地介入了。本来，《红旗》以"不表态"为"一花独放"，终于无可奈何地加入了真理标准讨论的百花齐放。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七日，《红旗》编辑部约请谭震林写一篇回忆井冈山斗争的文章，以纪念毛泽东逝世两周年。谭欣然同意，并说：要我写，我就要谈井冈山斗争的实践，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还说，两个月来，他一直在关注真理标准讨论，《红旗》已经很被动了，他愿意给《红旗》一把梯子"下台"。由谭震林授意，《红旗》的编辑人员执笔，写成初稿。熊复看了初稿，要求删去与真理标准相关的内容。谭震林回答："文章中的材料可以动，观点不能动。"还说："我已经想了两个多月，才想出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检验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我就是拿这两个’凡是’和他们的那两个’凡是’相对抗。"(11)
熊复无奈，十一月十九日送审。汪东兴阅后批转："请华、叶、邓、李阅示。"华国锋在"华"字上画了个圈，没有说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叶当时远在广州。李十九日批示："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群众）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二十日，邓的批示旗帜鲜明："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邓小平揭露了真相，《红旗》是以"不卷入"为卷入。得知邓的批示后，二十一日李又重新作了批示："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被动了。"(12)汪东兴批："退熊复同志办。"熊复又一次请示，该怎么办？汪说："只好如此。"《红旗》一九七八年第十二期发表了谭震林的《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以"不表态"悬在半空久矣，总算借谭震林的"梯子"扭扭捏捏下台来。
对于不明真相的人们来说，以为刊登谭震林的文章表示《红旗》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态度的转变。对于明了真相的《红旗》内部的工作人员来说，由此引起愤懑的爆发。十一月二十三日，邓小平等人的批示下达的当天，院内图书馆西墙上出现了批评熊复的长篇大字报，系统揭发他对待真理标准讨论的错误言行。第三天，熊复在大字报旁边贴了一张小字报，表示接受批评。但他丝毫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还是回避就真理标准问题表态。故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加入胡绳、吴冷西等人的大合唱，仍然坚持"两个凡是"。
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夕和会议初期，政治站队的结果，"凡是"派已陷于孤立，而"凡是"派唯一的舆论阵地《红旗》杂志所唱的对台戏也垮了台。
注：
(1)(4)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第44页，明镜出版社，1997年。
(2)我是这两次会议的参加者，亲自听到邓力群和周扬的讲话，并做了记录。他们的讲话稿经本人校阅后已公开出版，此处引自公开出版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集》第一集，第72-95页，三联书店，1978年。
(3)见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附录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5)沈宝祥对铁瑛的访问，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239页。
(6)于光远的《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1988年）提供了材料："林乎加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9月18日，汪东兴同志曾经批评贾庭三同志（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要他处理问题一定要按照本本办事，使北京市一系列问题不好解决。林乎加同志说：’群众提出要解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十七年的问题，彭（真）、刘（仁）反革命集团案的问题，等等。在处理中间我们不能不考虑东兴同志的批评，处在两难的地位。’"（第322页。）
(7)(11)专访：《一九七八年〈红旗〉杂志"起义"--陈小雅答多维记者高伐林问》，
www.chinesenewsnet.com Sunday, September 7th, 2008 5:17 pm 陈小雅是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的方克的女儿。
(8)转引自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274页。
(9)转引自《一九七八年〈红旗〉杂志"起义"--陈小雅答多维记者高伐林问》。查《邓小平年谱》（上），前者没有记载，后者见第40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10)张显扬等编撰《胡耀邦年谱长编》（中）第679页，世界科学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12)引自《一九七八年〈红旗〉杂志"起义"--陈小雅答多维记者高伐林问》。邓小平的批示见《邓小平年谱》（上）第4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