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宪源《血火痴情——被尘封的文革故事》评论
旷新年
文革历史长篇小说《血火痴情》作者李宪源先生，是网络上被围剿的著名“毛左”人物。尽管我们在思想上有着许多歧见，但是，他不屈不挠的讨论使我心生敬意。他对于文革有着持久的思考热情。文化大革命是对于每一个思想者的一次严峻考验，也是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一道巨大难题。它对于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民族性格，都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文化大革命充分暴露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30年了。尽管已经有了“全盘否定”的结论，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在坦克下形成的“不争论”的“共识”拖延的时间愈长，人们对于文革的认识日形分歧。对文化大革命的审判已经结束，但是对于文化大革命客观、公正、全面的研究，似乎还没真正开始。
2003年，我参观重庆著名的红卫兵墓。寂寂墓园，丛丛墓茔，许多墓碑的铭文已经斑驳脱落。年轻的生命在花季提前凋落。对于我们来说，过去年代的热血、浪漫、激情和狂热是如此地陌生遥远，不可接近。曾经发生的一切都变得不可理解，不可思议。在今天，剩下的只是时代的荒谬、残酷和非理性。
很多人将文革和纳粹德国以及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可是，事实却是，在所有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在毛泽东的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并且，中国与苏联以及所有其他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区别就是，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反映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异化的强烈焦虑和深刻忧思。文化大革命是对斯大林主义的造反。它企图轰毁无比强大和牢固的官僚主义专制机器。王力雄在《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一文中指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是“毛泽东思想”最独特的内容，因此称为“毛泽东主义”。王在《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中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群众运动，摧毁官僚利益集团。王一方面将文化大革命定义为巨大的历史灾难，另一方面又视之为一次悲壮的历史超越。《血火痴情》的作者正是从这样的思路来理解文化大革命。尽管他们两人对于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评价也许完全不同。在小说第17章《以革命的名义》中，作者把文革大革命看作是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讨论过的有关作为革命党的中共生死存亡的命运这一问题的回应，即中共如何跳出中国历史上一代一代先革命造反、后腐败变质，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很自信地回答，他找到了一条新道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也因此，作者把文化大革命理解为“继续革命”，看作是“社会主义大民主”的一次悲壮的试验。
在香港《七十年代》杂志一九七四年三月号上发表的《论文化大革命》一文中，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何柄棣教授回忆，他1942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看到警察打人，加以劝阻，警察毫不迟疑地向他吼叫：“这些老百姓不揍，还揍谁？”当他回答说自己也是老百姓的时候，警察看见他身穿已经破旧的苏格兰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叽布裤，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装，还是老百姓！？”何炳棣说，在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他在文章的结尾说：“根据我对古今中外历史的了解，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无论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多少灾难，无论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怀着何等复杂的感情，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把平等和公正，把底层人民的权利如此急迫、如此真诚地提到了历史和时代的面前。也许造成历史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过于急迫了。
与国民党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敌视相反，毛泽东和中共把自己看作是五四遗产的合法继承者。毛泽东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启蒙和改造以及人的觉醒和自觉持续努力。他对于个性解放、精神解放、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民主、群众运动持有强烈的信念。他对“政治”有着持久的关心。他是“专家治国论”和斯大林主义最深刻、最彻底的批判者。他期望将人从官僚专制制度中解放出来，将人的主观创造性解放出来。
与其说文革与纳粹德国有什么相似的地方，还不如说它令人想起同样发生在德国的另一影响了现代欧洲和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这就是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人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浩劫”，“革了文化的命”。埃拉斯慕斯也同样评价路德所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路德所到之处，文明销声匿迹。”不论是欧洲的宗教改革，还是中国的文革，从来就不是抽象的教义之争，而是实际的利益和权力斗争。随着宗教改革开始的是一个新的阶级的兴起，是现代资产阶级登上欧洲和世界的历史舞台。文化大革命则关系到另一个新的阶级的历史命运。
宗教改革不是凭空和偶然地降临德国。1456年，在德国的符腾堡印刷出版了欧洲第一本书--拉丁文版的《圣经》，经束了《圣经》的手抄历史。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定义“印刷资本主义”，印刷术的发明和资本主义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像威力无比的炸药猛烈地轰毁了封建主义的载体。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达引发了欧洲的政治和社会震动。宗教改革发生在首先在欧洲发明了印刷术的德国的符腾堡。而路德就是符腾堡大学的神学教授。路德不满罗马天主教会的贪污腐化，发动了宗教改革运动。1517年10月31日，路德把他著名的批判罗马教会的贪污腐化的大字报《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符腾堡大学教堂的大门上。他还把论纲印刷出来，广泛散发。路德否定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坚持只接受《圣经》和公理的指导。路德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圣经》的德译本。这使得任何识字的人都有可能不依赖教会及其教士们的路径亲自接触《圣经》。在宗教改革之前，《圣经》的解释权力被严格控制在官方教会和教士们的手中。印刷术发明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接后果就是，许多人都可以拥有《圣经》，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面对上帝，教会再也不能控制和垄断《圣经》的解释权力和权威。当然，宗教改革的另一个后果是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新教派，随之而来的是教派纷争和广泛、血腥的宗教战争。
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建立了奇特的党国体制。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的党国体制类颇似于宗教改革前罗马天主教会统治下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这种以现代化为目标建立起来的现代神权政治把世俗和神圣、现代和传统、本土和西方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神权政治在世俗与神圣、现代与传统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内在矛盾。如果说清教是美国人的一种市民宗教的话；那么，以追求平等为目标的毛泽东思想则是一种中国农民的宗教。这种把“造反有理”大写在他们的旗帜上的新的农民宗教，既有“等贵贱，均贫富”的传统，又有平等的现代理想。它企图创造一个地上的天国、人间的天堂。这场革命，不仅是一场宗教革命，而且也是一场社会革命。
1976年政变和文革的结束，铺天盖地的“伤痕文学”开始了历史的“新时期”。“伤痕文学”是一种“受害者”的文学。它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进行了简单明白的清算和义正辞严的宣判。李宪源的《血火痴情》明显不同于与以往的“伤痕文学”；不是进行道德的宣判，而是从事历史的检讨和思考。在作者看来，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简单的道德混乱，而是一场复杂的利益博弈。这场“全面内战”既不是由于抽象的意识形态，更不是毫无理性的疯狂，而是被压抑的社会力量凭借对于一个特殊的领袖人物的权威和盲目信仰为自身权利冲决。在《血火痴情》这部小说中，没有道德上的完人，哪怕是作者所同情的人物，他们也有道德上的缺陷，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最后都成为了悲剧人物。根据作者家乡造反派领袖“小说真实描绘再现了太湖之滨发生过的许多可歌可泣文革故事”之封背题评看，《血火痴情》似乎纪实性味道很浓，尽管作者坚持这是一部“纯属虚构”的长篇历史小说。
小说从1966年初“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写起。1957年反右斗争以来，已经养成了宁“左”勿右的习惯，然而，实际上却是形左实右的社会实践。小说以广阔的视角广泛触及了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的矛盾，主要通过锡城市货运公司、惠湖中学、土地庙、苏南工学院，来展现当时中国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不同的社会想象，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契机集中地表现出来。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小说一开始就通过货运公司和某农村“土地庙”，揭露了当代中国社会新的矛盾。第一章《重逢》叙述舞蹈演员凌漪因为得罪了贾师长，凌漪的新婚丈夫被打成了“右派”，送进劳改营，自己背上勾引老干部的罪名被发配到货运公司当苦力。凌漪的遭遇引起了既具有正义感又在群众中具有威信的、在机关开过小车的司机奚大雄的同情。在第二章《土地庙》中，原《锡城日报》编辑高远因为替凌漪丈夫鸣冤叫屈，被打成右派发配回乡，大队支书戴洪发霸占地主女儿高虹时母女，却受到上面的保护。苏南工学院马进、王小燕等人组成的“四清”工作队来到土地庙，发现了农村隐藏的新的社会矛盾。“四清”工作队长马进认为，“四清”运动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两极分化。烈士子女王小燕热情、赤诚，富有使命感，同情高虹时的不幸遭遇，将戴洪发看作是“四清”的对象，因此在“四清”工作队内部引发了冲突。按季家驹队长的说法：“光凭四类分子子女的揭发控诉，就要整共产党，工作队的立场往什么地方放？”
小说中所描写的惠湖中学黄军所代表的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袁世清之间的矛盾冲突折射了当时普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惠湖中学干部子弟骑着“永久13型”自行车在大街上横行直撞，表达他们的特权，“当这支车队一阵风地冲上运河大桥时，大桥仿佛在抖动；当它横冲直撞穿过马路街道时，公共汽车得为它停步让道。”他们因此获得了“夜袭队”的称号。而这个称号曾经是用来称呼被他们的父辈打跑的日本鬼子汉奸的。然而，革军子弟却对社会怀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因为成绩优秀的同学受到重视，他们觉得自己受到政治上的排斥和压制。可是，另一方面，在底层的同学看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貌似公正，实际上并不公平。那些住在“草鞋浜”的工人和城市贫民子弟，以及一小部分从郊区农村来的农民子弟，除了象袁世清那样的个别情况，他们中的极大多数，即使天资才分与工学院那些知识分子和市委干部子女不相上下，受诸多客观条件限制，处于无法公平竞争的劣势地位上。
苏南工学院围绕着“半工半读”发生了不同教育路线的冲突，据作者介绍，是以武汉大学曾经发生过的真实故事为历史原型，反映了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矛盾冲突。在武遥看来，工学院两股对立的力量，体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之间的矛盾。东欧国家的领导集团和某些中国领导人，竭力主张“专家治国”、“专家治厂”和“专家治校”的路线，而毛主席则肯定体现群众路线的《鞍钢宪法》、干部及学校师生定期参加劳动和旨在缩小“三大差别”的人民公社化等。武遥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应该得到充分正视和合理解决的一种内部磨擦和冲突。
小说全景式地描写了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从基层到市里，直到中央的矛盾和互动。锡城人物的命运与上层的斗争相联系在一起。“一月风暴”，“二月逆流”，武汉“百万雄师”事件和“陈再道事件”，直到林彪事件，无不影响到锡城人物的浮沉。在作者看来，1966年的“全面内战”形成了文革的高潮。1967年的“二月逆流”、“百万雄师”和“陈再道事件”成为了文革的转折，体现了毛泽东在军方压力下的战略退却。1968年湖南“省无联”的极左思想震撼了中南海，使文革走上了“穷途末路”。在极左思想的“省无联”看来，中共的整个上层统治阶层在建国十七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而“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阶级。文革中所形成的新政体－－革命委员会，不过是“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一月风暴”只是“对个别人的罢官，而不是对特权阶层的推翻，不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林彪事件成为了文革的终结。
这部作品不同于一般的虚构叙事作品，大量地引用了历史文献，出现了大量真名实姓的历史人物。作者无法忘情于历史。它体现了作者试图通过小说还原历史真相，寻找历史的真实轨迹的强烈愿望。同时，他不仅将文革看作是一个历史事件，同时也是一桩重要的思想公案。
作者将文革看作是“社会主义大民主”的一次失败的实验。对国家管理的理想形式和民主政治的思考和探索是作者最重要的出发点。小说第十二章《乱套》通过市委书记陆波对于文革的感受来揭示文革政治的特点。陆波对文革发生的最初感受，来自于文革发动的方式。陆波对于文革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措手不及，迷惑困扰。《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底下群众中都传开了，市级领导却竟然被蒙在鼓里。文革文件不是像以前一样一层一层一级一级地传达，而是通过报纸和广播等大众传媒一下子就直接捅给了老百姓。这表面上是抹杀了一个时间差，然而，实际上打击和取消了长期以来制度化了的领导干部的权威。不分高低贵贱，不论是干部，还是群众 ，任何人，包括“牛鬼蛇神”可以不分先后次序，分享原来由各级领导干部垄断的传达文件的精神，形成了“文件面前人人平等”的反常局面。领导干部丧失了对于文件的解释控制权。正如陆波所忧虑的：“一旦缺少了这种必不可少的解释和指导，每个文件读者，不管他是心地纯正还是心怀叵测，对文件精神都可有意无意地误解歪曲，断章取意，各取所需。如此而往，将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混乱局面？”
作为“市委书记”对立面的奚大雄，则满怀激情地向凌漪叙述他理想的国家政治：“从北京大学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起，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尽下台；而那些本来不起眼的小百姓，不仅对单位里的事情，就是对国家大事，都能说长论短。而且据说这种情况，今后在中国会形成一种制度习惯。不管哪一级干部，都要受群众的管。群众如果不满意，觉得他们办事不公道，随时可以撤换罢免。”
小说描写了因为各种不同的动机卷入文革的各色各样的人物。唐延言出身一个中共高层领导的家庭，与异国恋人的爱情受到父母粗暴的干涉阻挠。他投身文革，但因为“旧病复发”而被迅速淘汰出局。小说也详尽描写了武斗和在文革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与争议的“血统论”。袁世清和苏晨菲为了逃避“红五类”子女红卫兵的迫害，参加“抗美援越”，在途中遭到北京“高干子弟”红卫兵的虐待，最后死于丛林之中。“革干子女”史苏星对他们的死感到同情，从而与“血统论”决裂。
造反派奚大雄、王小燕和马进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他们具有不同的思想修养、人生经验和性格特点。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富有理想和正义感，反对对于人的歧视和不平等。奚大雄是锡城市货运公司驾驶员，复员军人，他同情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凌漪的命运，热心为她翻案奔走。在文革中，他成为了造反派的重要人物。小说这样描写奚大雄对于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的理解：“连同他们的子女家属，亲朋好友，代表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社会阶层。而真正那些罪恶昭彰、本质恶劣的坏人，在任何地方，都只可能是少数。正因为这一庞大阶层的人，平时不能得到公正对待，老是受到单位领导压制和社会歧视，不平则鸣，他们才会首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向过去受到的错误压迫进行反抗报复，以为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享受应有的个人尊严和社会尊重。” 马进和王小燕在文革中提出激进的革命主张，主张人人平等，反对任何歧视，不满工人之间的差别待遇。在他们看来，合同工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王小燕是烈士子女，思想单纯、激进，初生牛犊不怕虎。王小燕不满现实黑暗，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是凭着她对理想社会的单纯信仰和青春的热情。“只要有人敢于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提出不同意见，就会给你加上种种帽子，直到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反革命。”她对政治压抑和社会专制有着天然的强烈的不满。马进是苏南工学院马列教研室讲师，比起单纯天真的王小燕来，他是一个成熟的思想者。参加文革的过程也是他不断思考的过程。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文革，其重要的政治目标和理想是根据巴黎公社的原则和经验，对国家机器和统治阶层形成有效的群众性监督体系，加强党群关系，确保“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他对文革的结果深感失望。在他看来，毛泽东对发动文革缺乏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不同集团的政治态度缺少准确的把握，造成人们普遍的思想混乱和白热化的派别斗争。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欢呼声中，普遍存在 “结党营私”、“以人划线”、以权谋私的现象，到处盛行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家长制式的个人独裁统治，一个地区的最高军政首脑，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反对自己的大批干部群众，扣上“反党乱军”等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高层领导的个人沉浮，代替了政治原则和路线斗争的是否标准，助长了“跟人不跟线”的倾向，最终导致了崇高政治信念和革命理想的丧失。
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使这些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走上了悲剧的人生道路。小说以造反派的悲剧命运结束。造反派遭到了蔡国柱所代表的“支左”驻军的镇压，奚大雄等造反派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马进写“告毛主席党中央意见书”，被蔡国柱定为攻击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执行枪决。王小燕参加“炮打张春桥”密谋，逃亡海外参加菲共游击队。在凌漪自杀以后，奚大雄也卧轨自尽。
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之一是官僚集团构成了仅有的精英集团，官僚集团垄断了权力，没有任何制衡他们的力量。它在周期性的玉石俱焚的农民起义中一次又一次地死去和还魂。今天，官僚利益集团无比地贪婪和彻底地无耻。今天，许多人依靠诅咒来克服他们对于报应的恐惧。可是，诅咒只是恐惧和无力的症候，仅仅依靠诅咒并不能够阻止“暴民”的节日在哪一天再一次重临。《血火痴情》这部小说不是诅咒，而是企图探索文革的社会和历史动因。
文化大革命曾经将湖南一个17岁的中学生推上了中国思想的舞台，并且将文革的内在思路推向了极端。《血火痴情》是一个当时才12岁的文革亲历者对于文革执着思考的结果，是对于文革历史动因的初步探索。如果说“伤痕文学”是对于文革声泪俱下的单纯控诉的话；那么，作者似乎没有充分正视文革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和巨大的历史灾难，没有正视正是在文革过程中思想和政治专制达于极端的恐怖。也正是这样，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省无联”的“杨曦光”在文革结束变成了杨小凯之后，走上了和作者不同的思想道路，而杨曦光和杨小凯之间的思路脉络不仅有迹可寻，而且没有本质的区别。其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激进的自由主义，对权力永远的怀疑和不屈的批判。我不知道，如果在作者与杨小凯之间展开一场对话的话，展开的将是一场怎样的对话？作者自己在文革结束后转向自由派，又由自由派重新回归左翼立场，因此在自己的思想内部本身必然曾经发生过一场深刻而艰难的对话。
2007年12月26日完稿
文革的另一半真相
——读李宪源的小说《血火痴情》
张小金
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话：“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这与“胜者王侯败者寇”的中国特色历史观有些相通。但不知他老人家是否预测到，他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在他身后不久就被后来的“胜利者”肯定一件否定另一件呢。
中国历史上的“胜利者”所写的历史，除了叙事的“胜者立场”之外，还往往将事实加以剪裁。最通常的做法，十件事情只告诉你其中三五件。这样一来，即使这几件事情说的全是真话，真相也就被掩藏了一半。远的不论，以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少时所能读到的“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的历史书来说，得知的“真相”主要就是“国民党只反共不抗日”，“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被中朝人民打败”。不过，由于还有另一方保留了另一些历史信息，我们后来才慢慢有机会得知另一半真相。
与此相比，了解文革史的真相就更难了。原因之一，是作为败者的一方完全丧失了话语权和话语空间而失语了。好在这些年，逐渐有一些海外的文革研究，部分弥补了这一缺陷。但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往往只为少数学者知晓。而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往往有较多受众因而影响更大。在这种意义上，我很看重旅居加拿大的李宪源先生的文革小说《血火痴情》（诺曼出版社）最近的公开出版。小说以锡城这个中等城市1966年至1968年文革群众运动的全景描写，为我们展现了被主流文革叙事遮蔽的另一半历史真相。
真相之一：文革造反是“奉旨造反”
与通常简单地否定不同，小说对文革造反派在客观描写的基础上采取了辩护的立场。我认为他的辩护有两个维度：第一是造反的程序合法性，第二是造反的道义合法性。
官式文革叙事，将造反派定位是完全受林彪、“四人帮”操纵或挑唆。而小说以大量事实表明，此说难以成立。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号召，给清华红卫兵写信，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不仅如此，执政的中共中央发了文革（1966年5月16日）《通知》，通过了“文革16条”，以及数不清的文革官方文件。为此，作者甚至不顾小说类文艺作品的大忌，大量加以引用或者加注。如果掌权集团自己开会决定要别人做某事，以后又来追查做事人的责任，这样的做法未免不太厚道吧。当然其中事情复杂，支持者与镇压者也未必是同一批人。但群众造反大体上是“奉旨造反”却是基本事实，无法否定的。
真相之二：文革造反原因与49年前造反类似
小说揭示出，文革造反的深层原因在于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在这点上，66年的造反与49年前的造反是类似的。这就替文革造反提供了某种道义合法性的辩护。
作者通过小说人物的话语表达的逻辑是：“国民党认为大清政府很腐败，才起来革命，才起来造反；共产党认为民国政府很腐败，也就起来革命造反，把几万万同胞都搭进去”。“造反派凭什么起来造反呢？理由就是一些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不行，占了江山忘了本，同国民党的大官一样，脱离了人民，骄奢淫逸，贪利好色，一心要往资本主义道路上面奔。”
从造反者来说，小说的主人公之一、烈士子女苏南工学院的王小燕在回答为什么造反时说：“因为我们对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抱有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因为我们对党、对毛主席，抱着一片赤胆忠心！”
而从当权派来说，锡城市委副书记武遥面对文革初期苏南工学院的情况，回忆自己49年前“在江南大学搞学运时的情况”，发现当年学校里学生支持国民党和三青团与同情共产党和支持学运的情绪、心理与比例，与此时支持工作组和心想造反派的，几乎没有大区别。
而在67年“二月镇反”之后，武遥也反思了群众造反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东西，在那么短短几个月中，就使一个原来平平静静的城市，一下乱起来的？是哪些矛盾因素使一半市民，统统站到了所谓的反动组织红总一边去了呢？”“这些矛盾，长期以来被掩盖了，不为我们党的好多领导干部所注意重视。数十万人呼啦一下出来造反，本来是可以使人清醒，促使我们吸取教训，改进工作。……如果不从根本上作改变，这种回避矛盾、掩盖矛盾的稳定，只能稳定一时，不能稳定长久。”他的反思实际上揭示了文革造反的社会矛盾。没有这种矛盾，再有人号召，再有人挑唆，也不会有那样轰轰烈烈的群众造反热潮。
从社会上的造反组织“石下草”兵团很多人有家庭与历史问题的纠葛，兵团头头葛富林为“内定右派”、“破坏军婚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女叫屈的描写，也反映导致群众造反的另一些社会矛盾。小说借马进之口说，全国军队普遍执行“带枪的刘邓路线”，带有某种不可避免的因素。而在我看来，文革中军队支保的更普遍因素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血统论”思维。
作者以这种方式证明，毛一生所作的两件事情，是有联系的，是继承性的。说他第一件事情完全正确，第二件事情完全错误，逻辑上是大可怀疑的。正因为此，无论从什么立场和什么目的出发，完全否定文革造反，最终就一定会走到否定49年造反的路上去。
真相之三：文革造反的直接原因是反政治迫害
小说还写到文革造反的直接原因，那就是反政治迫害。我认为作者这里点出了文革造反更重要的道义合法性。
从66年5月16日文革开始到7月中毛泽东回到北京，这50多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直是官式文革叙事语焉不详着意回避的。当一些青年学生响应号召起来向当权派贴大字报时，却普遍遭受了与57年反右派运动类似的处境。
小说描写在1966年的夏天，当苏南工学院的一些学生和教师，按照中共中央通知的精神起来造反时，却受到了市委陆书记及其市委工作组的镇压。为首者王小燕、周和复等被打成“反党小集团”，许多人受到株连，成了“黑干将”、“黑爪牙”、“同谋者”。哲学教师马进，不仅自己成了“黑后台”，连他妻子也被牵连成了“黑内助”。他们“一举一动受人监视，出门上街，连进厕所都受盯稍，来往的信件被检拆，没日没夜地被逼着写检查交代！遭受沉重的政治压力。”
“这一场‘反干扰’运动，声势之浩大，涉及范围之广阔，竟好象是重新回到了1957年”。
这样，作者就把57年的“右派”鸣放和反右派运动，与66年夏天的贴当权派大字报和“反干扰”联系起来加以比较。作者写到：“局势的发展，一切都跟反右运动相类似：开始时公开鼓励向党内的掌权者进行挑战，然后是在背后层层传达‘中央精神’，‘引蛇出洞’，然后‘发动反击’”。作者的意图很明显，66年的造反派与57年的右派是类似的。只不过，这一次被引诱出洞的“牛鬼蛇神”，好象经过了上一次打击之后，有了一种免疫力，一种抗药性；虽然不是同一批人，但是在“类”的传种接代意义上，却显得更顽固，更有坚韧性。
此外，作者还大胆描写了57年右派在文革中的表现和命运。他重点写了作为“右派”妻子的凌漪的冤屈与善良，写了作为共产党员转业军人和工人代表的奚大雄帮她“翻冤案”及其感情悲剧，还描写了普通民众对她的同情。这也是文革造反阶段，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右派及其家属参加或支持造反的真实反映。
如今，57年“右派”已经被官方平反，而且被海外普遍看重，可是66年的造反派如今还带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也为海外舆论所普遍误解和否定。
历史真相的这一页不仅被官式文革叙事所遮蔽，也为不少右派本人所回避。在这种意义上，这部小说的叙事特别难得。
因此，文革造反还有了一个更加有说服力的理由：反政治迫害。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是对于被剥夺了的最基本人权的捍卫和追求。当年轻学生仅仅是因为有限地使用自己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就被限制人身权利并遭受镇压时，为什么他们起来捍卫自己合法权利的非暴力行为没有合法性呢。
真相之四：文革十年多数时间是造反无理。
今天的年轻人和海外读者，都以为文革十年就是造反派不断闹事迫害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等，却不知道一个简单事实：所谓“造反有理”的时间只有短则数月长则一、二年，其他多数时间是“造反无理”的。
不说前面已经提到的运动初期，造反者普遍受压。只说紧接“一月革命”之后的“二月镇反”。小说描写了锡城支左部队将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将头头关进班房。这时，造反派实际上又一次被剥夺基本人权，又一次被迫争取自己的基本人权。刚刚造反有理了二、三个月，又进入几个月造反无理的时期。
到68年，随着革委会的建立，除了少数上层造反派头头由于种种个性的原因还保留了花瓶功能，多数人已经被镇压下去。作为造反组织，已经基本上不存在；68年之后，在所谓革委会里，作为点缀的也只能是那些有某些背景和特色的“温和造反派”，如小说中的军干子弟史苏星和调干生周和复等。实际上，全国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真正的老造反，除了能够“通天”的上海、河南等极少数地方之外，都已经镇压下去，很多人甚至被关进监狱或者类似于监狱的地方。文革自68年之后再也没有造反有理的时期了。所以，文革运动的实际逻辑：是从造反无理到造反有理最后归结于造反无理。
我们来看小说中几位主要造反派的下场：
马进——这位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工学院哲学教师、年轻的造反派思想家，在68年被打成反革命，“最终成了饮弹而死的枪毙鬼”。他的“罪状”只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思文革中的“失误”。而在工学院的学生们看来，这是掌握市革会大权的“丘八”们，对怀恨在心的工学院造反派，所作的一种最无法无天、最肆无忌惮的公报私仇。作者极为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个秘密：知识分子造反派头头普遍最早完蛋。
大学生造反派骨干、烈士子女王小燕“失踪”了。
工人造反派领袖中共党员奚大雄，在《人民日报》有关“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社论发表后，就在逃亡中以卧轨自尽的方式，告别了人间。
不仅造反者本身下场可悲，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也同样下场可悲。
小说中市委副书记武遥的下场，就是文革“亮相”干部下场的典型。武遥是个有理想有担当的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后来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支持造反派，不料却被张春桥点名后打倒并成了“精神病人”。作者写出了其直接的原因，一是他与军队支左办公室主任蔡国柱的矛盾（亮相干部与军队干部的冲突是那时全国普遍状况），二是上层政治斗争的影响和政治交易。但还有一个潜在的却是更深刻的原因，作者没有明确点出，那就是他引起的“官愤”。很多人以为，在中国历史上，“民愤”大的官员是没有好下场的。但却没有意识到，在这个体制内部，“官愤”比“民愤”有大得多的杀伤力。所以，除了纪登奎、马天水等上海和河南的极少数能“通天”的此类干部能够拖延到76年后下台，其余全国各地，能捱过68年的实属幸运，能捱到76年的就极其罕见了。
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如果一个领导干部，居然不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和部署下自行反腐败，那么即使他被老百姓看成青天大老爷也是没有用的。他引起“官愤”从而下场可悲，几乎是命中注定的。
真相之五：文革暴力更多来自造反派的对立面
否定文革的通常理由之一是文革对人的伤害尤其是文革暴力。对此，一般主流文革叙事的模式是：受四人帮挑唆的造反派对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搞“打”、“砸”、“抢”。但小说作者却描述了另一半真相。虽然以作者的年龄，他未必直接经历了那些具体运动，但他却比好些经历过的人们更准确地把握了不同阶段的特点。比如，现在很多文革回忆录，讲到自己受造反派这样那样的迫害，其实他受迫害的时候，造反派或者还没出世，或者本身正受迫害，或者已经被镇压下去了。
文革历史的难以辨析，难就难在造反曾经是个时髦的口号，造反派曾经是个时髦的身份。这就使得文革中对立的两派都曾经在不同时期呼喊过这一口号，或者以此标明身份，而远不像历史上的国共两党那样阵线分明。
作者就注意到了，至少有两种红卫兵，而造反派红卫兵跟“那些热火朝天‘破四旧’的小将们，唱的不是一出戏”。
我们从小说中可以知道，不仅有造反的红卫兵，还有血统论红卫兵；不仅有主要“矛头向上”造当权派反的造反派，也有主要“矛头向下”造知识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反的“造反派”。
通过小说中的客观描写，可以看出，文革暴力及其对人权的剥夺和人身伤害，不仅来自造反派，更来自其对立面——当权派与保守派。
所以，文革灾难，是“文革派”和所谓“反文革派”共同造成的，是造反的人和镇压造反的人共同制造的。而且仔细区分，镇压者造成的灾难更大得多。
作者真实描述了血统论红卫兵在“破四旧”中的普遍暴力行为；描写了这类红卫兵在火车上对出身非红五类的袁世清和孙晨菲大打出手，打得奄奄一息后推下火车致人死命；描写了独立团（保守派）几名凶神恶煞的战士对凌漪的残酷折磨；作者特别描写了“权力者挑动群众斗群众”，例如当权派背后指使完全官办的大中红卫兵和“九一九”工人组织打人；支左办公室主任蔡国柱操纵和指挥的打人及武斗；尤其是，68年及此后，掌权者对造反派的大规模残酷镇压。
当然需要指出，我这里之所以单列出这几点文革真相加以强调，只是因为它们为以往主流文革叙事所忽略或遮蔽。这既不是作者揭示的全部文革真相，也并非文革的全部事实。这是不应该引起误解的。
还应当指出的是，小说叙事虽然与一般的官式叙事不同，但也并非是完全反官方叙事的。作者力图客观地描写文革造反和造反派，但他并没有完全站在当年造反派的立场上描写其对立面。对于温和造反派和文革保守派，对于走资派和介入文革的军人，都做了比较客观地描写。比如，小说中的早期保守派头头学生会主席邵敏，执行“资反路线”的市委陆书记，工人保守派头头朱坤兴，以及支左办公室主任市革会主任蔡国柱等等，所有这些人物都是有血有肉，其思想行为都有其内在和外在依据，一点都不脸谱化。此外，书中对于作为背景的人物－－康生和张春桥的描写，则带着明显地贬义，这也是读者很容易注意到的。
出路：民主宪政还是革命？
反思文革，就要反思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是个革命世纪，而文革则是这个革命大潮的极点和拐点。
对毛泽东一生干的两件事情，与官方肯定前者否定后者的立场不同，作者也许想对第二件事情加以重新认识。我猜作者也许企图在仔细反思和辨析的基础上，肯定文革又否定其弊病和错误，甚至借以启示未来的革命。
作为年轻时曾经的毛主义者和文革亲历者，我理解作者的善意和苦心。但在我看来，文革的失败，是证明了近2千多年历史以造反革命起义来应付和解决社会矛盾是终于没有出路的。造反在被迫被逼这点上也许是“有理”的，但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路经选择与方法上则是“无理”的。
因此，我的想法是，从文革的弊病出发追究一般革命的弊病，并且以为，至今在中国，革命的土壤依然如此肥沃，避免革命最好能成为官方与民间当下的共识。
出路是宪政民主，不是革命造反。这也许是我与作者在反思文革解读当今时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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