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在竹筍小站寫過一篇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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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allwood (拒絕上逼的小子)
站內 diary
標題 行人與車
時間 93年 4月 2日 18:53:35 星期五
今天我過馬路，路過一半的時候，我忽然想要走回去買車輪餅。對面有一個大概十歲的小男孩，騎著單車怯生生地等著。一輛車過去、兩輛車過去，一直沒有人停下來讓他過。好不容易有一輛車子停下來，對他比個過去的手勢，他才趁這個機會跑過去。
我看看這位善良的大叔，才知道他是一位外國朋友。我忽然覺得有點難過，我們台灣人至少有二十個機會，卻把行善的機會雙手奉獻給來台的外國朋友。當社會輿論大聲呼喊著本土化的同時，除了忽略國際化的必然性與危機性，同時我們也忽略了公德心是不分國籍與地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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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慶從二零零四年起，有計畫捐贈大陸教育事業，金額高達新台幣一百二十億元，目標是在中國大陸興建萬所小學。這一個新聞原本是很溫馨的，但是因為他支援的對象是中國，所以引發了很多的爭議。
姑且不論王永慶捐款的動機是什麼，旁觀者除了什麼支助敵國之類的蠢話外，大部分年輕人的第一個質疑幾乎都是：「為什麼不先捐給台灣？」然後就會接著想：「先捐贈給台灣的中小學。」、「一百二十億元夠台灣小學生吃多少年的營養午餐啊。」、「台灣現在民不聊生，一百二十億還是留下來。」最後得到的結論往往都是—等到台灣弱勢族群的問題都解決了，行有餘力我們再去幫助海外。
我對這一個結論只有一個質疑—台灣弱勢族群的問題，不論是教育上還是經濟上的，真的會有完全解決的一天嗎？如果不會有，那我們到底什麼時候才要真心發揮屬於台灣人的愛心去支助外人？
事實上，王永慶先生沒有義務以企業捐款資助社會（不過當然可以質疑他的動機），但是他發揮了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在台灣已經陸續捐款幾達兩百億新台幣，然而世界上還有很多個地方，不單只是營養午餐不營養以及學費繳不出這種程度的問題，可能是根本沒有錢，或是地方沒有學校，學都上不了，更有甚者連生命都隨時會因飢荒而死亡。照這種「台灣人吃飽喝足」的邏輯，等到營養午餐和學費問題之後，我們就沒有其他需要再救助以及提供改進的地方嗎？
我認為助內與援外這兩件事情應該是同步進行的，我們當然可以行有餘力才做出適當的支援（反例則像是南亞大海嘯的時候，台灣捐了不可思議的超高額救濟金，全世界排名第七，幾乎給人的感覺是一個想要爭取版面的暴發戶），但是不是把它強硬的切割成前後的關係。
令我感到訝異的是，有這樣思維的年輕人比例竟然如此的高，我覺得這某種程度也印證了我們還是一個很封閉自利的冷漠社會。我想最大的問題在於年輕人把「量力而為」四個字解釋成「完全實現自我再去幫助別人」。儒家思想強調「愛由親始」、「推己及人」、「由親及疏」，它意思從來都不是一種自我滿足的極端，它強調的只是一種不要違反人性面上的運作，但是反而成為主導這股思想的根源。
那我們真的是這麼愛自己人嗎？我們不愛外人，總該愛自己人吧？前陣子有一份數據資料，談論各國國民捐款額占其GNP的比例多寡。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美國人獨占鼇頭，領先所有歐洲國家至少兩倍以上。荷蘭人居次，德國人、日本人就少太多太多了。可是在這下面，台灣人的捐款比例竟然還是日本的五分之一。換言之一個美國人他有一百元，他可能會捐五元。日本人可能會捐兩圓五分，但是台灣人只會捐五角。而這少得可憐的五角，主要還是援助本國。
假設這一份資料沒有錯誤的話，我們得到的資訊是—台灣人不太願意捐款，比例低到一個不可思議的程度，對所謂的自己人也不例外（我忽然想到廖元豪老師說過，移民法我們參照的是大陸法上比較強勢的德日，但是這兩國的民族性都是比較排外，他比較贊成用美國和荷蘭的，因為他們對於移民的態度比較開放自由，我想某種程度和數據的顯示也有關係）。
每當我聽到有人說，我們華人比較有人情味的時候，我都會覺得很虛心。我們的人情味只限於親人、朋友，以及利益關係者。我們對於不認識的人，總是冷淡的令人心寒。
當我聽到他們說為什麼不先幫自己人的時候，我是這麼聯想的—對我們而言，外國人是外人，台灣人是自己人；其他台灣人是外人，自己的親朋好友才是自己人；其他親朋好友是外人，自己才是自己人。我們扮演每一個角色的時候，我們真的又為「自己人」做了些什麼呢？還是我們只是用這個稱謂，作為阻擋援助「外人」的藉口罷了？當我們批評王永慶先生資助外人的時候，我們又真的有「資助自己人」嗎？
註：我在平溪看礦坑廢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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