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道教。東漢順帝時(劉保，114-144，126-144在位)，沛國人張陵(又名張道陵、張天師、正一真人等)於蜀中創「正一盟威之道」(簡稱「正一道」，又稱「天師道」，俗稱「五斗米道」)，是為原始道教。《三國志．張魯傳》中載：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今四川大邑縣境內)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註１) 」
這裡記載了張陵於漢順帝時入蜀，學道於鵠鳴山，造作符書，向百姓傳教之事。其後張魯繼承祖父張陵，自號「師君」，在漢中割據一方。官府則稱之為「米巫」、「米道」、「米賊」、「鬼道」等。如《晉書．李特載記》中記：
「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註２)」
說張魯以「鬼道」教百姓，明顯帶有貶義成分。而這個「鬼道」亦令人很容易聯想到「鬼教」。
一般認為五斗米道是漢族土生土長的宗教，然而，道教的誕生實為道家思想、原始巫術和「巴蜀文化」的結晶品，與上文提及過當時西南少數民族的鬼教有一定關係。蜀漢時期在民間有著深遠影響的原始道教，其實與胡化有著莫大關連。
研究道教史的學者卿希泰認為，原始的五斗米道大抵從民間流行的巫鬼道演變而來(註３)，是黃老之學與巴蜀米巫的混合。這裡所指的「巫鬼道」，便是前文所言在南中一帶有著重大影響力的「鬼教」。張陵選擇性地參考了鬼教的原始信仰，進化為較有系統的宗教，具有治所和教團組織。不同學者均曾就五斗米道的起源作出研究，較為合理的說法是五斗米道源出於少數民族的原始宗教，其後道教的興盛發展，均源於胡化，深受巴蜀鬼教的影響。
如前文所述，古代中國的部落都信仰巫鬼，而以氐羌苗等巫風最盛。巴蜀地區的少數民族盛行占卜、風水、巫術、祭祀等社會風俗。三巴巫風熾盛，由來甚古。四川省豐都縣名聞中外的鬼城幽都亦導源於巴巫(註４)。張陵在西南少數民族環境中學道傳教，難免不受少數民族原始巫鬼教的影響。關於巫風與五斗米道之關係，學者蒙文通便如此說道：
「《晉書》又記：『五斗叟郝索聚眾為亂』，叟即西南民族之稱，知五斗米教原行於西南少數民族；符篆之事始於張道陵，符篆固非中國漢字也；故余疑其為西南民族之宗教而非漢族之宗教。(註５)」
向達(1900-1966)先生更說：
「我疑心張陵在鵠鳴山學道，所學的道即是氐羌的宗教信仰，以此為中心，而緣飾以《老子》之五千字。因為天師道的思想源出氐羌族，所以李雄、符堅、姚萇以及南詔、大理，才能靡然風從，受之不疑。(註６)」
五斗米道與胡人巫風有著明顯的傳承關係。首先，從名字上看，「五斗米道」的「米」字即是「彌羌」之「彌」(註７)。而「五斗」一詞，除可解作量器的「斗」外，也含有更深一層的意思—五方星斗。道教崇拜五方星斗，特別是北斗星。五斗米道二十四治之一的後城治所在四川省什邡縣後城山上有「禮斗峰」，崖上刻有五斗，保存至今。在古巴蜀，「五斗」亦用作族名，明代川南都蠻仍以「五斗團」為名，故「五斗米」亦可看成是崇拜五方星斗的巫師(後來稱為「天師」)的族團。巴蜀的原始宗教亦重北斗星的崇拜，每年陰曆的六月二十四日，便是巴蜀先民敬拜北斗星的祭日(註８)。可見兩者有著共同的自然崇拜，由此可推測兩者之關係密切。
五斗米道中的「三官崇拜」亦源於巴蜀先民對天地山川的自然崇拜(註９)。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後漢書．劉焉傳》注引《典略》云：
「主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註１０)」
關於這種信仰，向達先生在《南詔史論略》中便指出「三官信仰來自氐羌(註１１)」，是胡人對天地山川自然敬拜的一種。蜀漢境內的早期道教盛行，從這兩者的繼承關係中，可見蜀漢的宗教文化在與少數民族長期接觸後明顯受到胡化的影響。
五斗米道亦承襲了古代巴蜀民間用符咒驅邪、用符水治病的巫術、某些齋儀甚至是經書。張陵便曾求教於巴蜀鬼教的巫師。早期道教有大量符籙咒語，其文與漢字全然不似。其書寫方式卻與近年出土文物中發現的「巴蜀圖語」符文相似(註１２)。故學者蔡華便提出：
「道教初期咒語是在道教創始之初集當時彝族先民即蜀的巫師咒語、巴的巫師咒語、方士咒語整理、加工而形成。(註１３)」
總而言之，五斗米道和傳統的巴蜀文化有著明顯的繼承關係。五斗米道在道教各派中最先使用符籙，並用其解除、厭勝、鎮邪等方術。其符籙的形式、構成、用法、意義，甚至方術儀式都是在「巴蜀符號」、「巴蜀符號印章」的基礎上發展而成(註１４)。這多方面的共同點均證明在蜀漢時期大盛一時的五斗米道不是一個單純的漢文化宗教，而是吸收了少數民族鬼教的養分、經過一個胡化的過程而誕生的宗教。這個新興的宗教糅合了胡族巫風文化，誕生後在西南地區漸與土著的傳統信仰混融，吸引了大量信徒，對蜀漢政權產生過重大的社會及宗教影響。後來，五斗米道奠定道教的基礎，兩晉時期天師道的大盛與此不無關係，由此亦可窺知胡化對巴蜀地區的影響深遠。
結語
「胡化」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亦是一個容易被人忽略的課題。漢魏之際，三國均曾受過外族的影響，這些各方面的影響獨立來看的時候或許不大，但整體而言，卻反映了由漢過渡至南北朝時期胡漢融合的重大里程。對蜀漢政權而言，胡化作為一種「量變」，主要呈現於政治及社會宗教影響方面，所以本文亦重點申論這兩點，尤其是蜀漢時期三大宗教與胡化之關係。後人研讀這段歷史，實在不應忽略胡化在三國歷史上的作用。
註釋：
１陳壽：《三國志．張魯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63。然而，《後漢書．劉焉傳》的記載有些不同：「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其中張魯的字號和張陵學道的地點有些許不同。見范曄：《後漢書．劉焉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2435。
２房玄齡(等)：《晉書．李特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3022。
３卿希泰：《中國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8。
４王純五：〈五斗米道與巴蜀文化〉，《中華文化論壇》，1995年第二期，頁97。
５蒙文通：《古學甄微》〈道教中頊談〉，(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頁316。
６向達：〈南唐史論略〉，《歷史研究》，1954年第2期。
７王純五引王家祐先生一說，見王純五：〈五斗米道與巴蜀文化〉，《中華文化論壇》，1995年第二期，頁97-98。
８王純五：〈五斗米道與巴蜀文化〉，《中華文化論壇》，1995年第二期，頁100。
９王純五：〈五斗米道與巴蜀文化〉，《中華文化論壇》，1995年第二期，頁99。
１０范曄：《後漢書．劉焉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2436。
１１向達：〈南唐史論略〉，《歷史研究》，1954年第2期。
１２王純五：〈五斗米道與巴蜀文化〉，《中華文化論壇》，1995年第二期，頁101。
１３蔡華：〈道教與彝族“咒鬼經”的比較研究〉，《民族文學研究》，2003年第二期，頁33。
１４陳世松、賈大泉 (主編)，羅開玉 (撰寫)：《四川通史》第二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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