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對社會世界的認知之象徵鬥爭……最主要的部份，是那些字，或者說，那些建構及表現社會現實的名詞，這些字詞特別是政治鬥爭的焦點，為強制合法的區分方式及合法的觀點原則而進行的鬥爭。」
--布迪厄
首次接觸到「五年級」這個說法，是從《五年級同學會》裡當時某篇網路文章而來，還記得當時對於五年級那種不前不後、左右矛盾的心情深有同感。那篇文章是由朋友轉寄而來，從文章開頭眾多的「fw:」來判斷，該文應已在網路上輾轉流傳甚久，而且共鳴甚大。
五年級的共鳴與排他性
然而，我是個六年級生，當時的我只是單純地想，「啊！原來我和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一樣！」然而，在媒體不斷刻意挖掘、塑造五年級的形象，一種「這是五年級才有」的情愫不斷擴大，自然地，六年級、四年級也應運而生，中國時報甚至以「新五四運動」為題舉辦座談會，邀請四、五年級生的作家互相廝殺；報刊網路上，六年級除了也很乖地自稱為六年級生外，針對五年級生對六年級的質疑(例如對政治冷漠)，或是對懷舊氣氛的仰取，也開始另一波回憶與塑造的工作。
用十年作為一個世代的區隔由來已久，而每一次的斷代都蘊含著眾多的刪削，也表示某個足以驕傲視人的特色將放大作為那個世代的代名詞。「年級」的用法之所以在2000年以後盛行，重點在於時間已經長到足以懷舊，而「年級」是戰後每個受過義務教育的台灣人的共同經驗，或說是共同標籤。然而，為什麼要懷舊呢？五年級有人就直接承認懷舊是他們這一代宣示接班順位，拋開三、四○年代的沉重包袱，阻擋民國六○年代新世代追趕的方式。
「為了接班而懷舊」是相當冷酷而寫實的分析，但這裡需要強調的是，如此的懷舊實際上是建立在一種排他性的回憶。沒錯，有了五年級，自然要有五年級的樣子，許多和四年級所共享的情懷、許多到六年級仍然存在的事物，必需成為五年級的專屬回憶。不必舉太大的例子，相信六年級的女生一定都還有內衣肩帶外露的困窘，以致得不時地調整領口，將肩帶藏在衣服底下的動作。相對於許多還沒開始穿內衣就知道肩帶可以外穿，而且還能不斷換色彩樣式給大家看的七年級而言，六年級這種肩帶外露「不禮貌」的觀念，毋寧是與五年級以上所共有的。但是，就像之前被叫新/新新人類一樣，相對五年級的懷舊，六年級就只能被強調前衛的那一面。從四年級以上的角度來看，「過去的」、「沉重的」包袱全得接收，因為五年級代表現在進行式。
這種藉「五年級」宣告屬於自己時代來臨的意圖，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何榮幸將「學運世代」作為認識五年級生的(最)重要切面。這等於是告訴我們，從一九八○年代末期開始，五年級生是影響國家前途最不可忽視的族群，而且會越來越重要。「學運世代」的認同意味著，小時候在一黨專政、高度社會控制下拾取點滴生活甘苦的五年級生，在步入社會後，即以滿腹的理想和勇氣，積極衝破過去世代所設下、所無法改變的牢籠，並且在衝決之後，大量進駐公私部門的重要位置。傲視島內，這是別的世代無法取代的共同回憶。
每個世代都在爭奪解釋權
朱天心在面對五年級生「未老先衰」、搶先懷舊的現象時，提出了「五字頭的整個世代想要有解釋權」的說法。其實，這不正是代表四字頭對五字頭搶解釋權的嘀咕嗎？另一方面，六年級在面對五年級的認同塑造過程中，也不斷地發出附和、疑義與抵抗。相較於七年級的(較)不發聲，六年級的懷舊建立在他們已經開始「老了」這一個事實，也就是這一群初進入社會，還在各階層底層奮鬥或徬徨的年輕人，也開始驚覺清晰如昨日的回憶已經有了「十年」的距離。「新五四運動」座談會所呈現四、五年級的緊張關係，時報「六年級同學會」中面對五年級的回憶所不時流露的抵抗，說穿了，是一群「老人」們在爭奪解釋權。
事實上，每個世代都為自己尋求定位與出路。身為團塊世代(戰後嬰兒潮)，弘兼憲史讓島耕作一路從跨國企業的課長作到取締役(董事)，歷經泡沫經濟與全球不景氣，為的是讓島耕作試探他那個世代的可能性；村上春樹讓曾經反抗體制，最後屈服於體制下的主角(《國境之南．太陽之西》)，刻畫與他一起經歷全共鬥的那個世代。「五年級」在現實與名詞塑造上的成功，讓人感受到強勁的接班態勢與自信，五年級對自己的回憶，實則企圖等同於國家一路走來的回憶。
然而，作為六年級生的我們，該如何看待、或不可必免地挑戰五年級的解釋？即使五年級內部也警覺到學運之後所造成的侷限，但仍不可否認解嚴後臺灣民主體制的紊亂、社會公共議題與媒體的渙散與失序，五年級難辭其疚。六年級或許沒有崇高激烈的理想性，或許沒有極為年輕就有展露頭角的機會，或許沒有積極參與體制內外改革的勇氣，但卻擁有了更大的空間允許我們冷靜思考，擁有了更多的資源讓我們精鍊想法。遲至學運世代，臺灣反對運動所最需要的是勇氣，只要你敢反抗，你就是英雄；一切的問題都來自「惡魔黨」，只要推翻掉就天下太平。但是，初入社會的六年級生都曉得，兩千年大選後的政黨輪替所帶來的是什麼，檯面上學運世代的失序運作，實則表示新掌權者與新失勢者的不成熟。現實證明，崇高理想需要按部就班地落實，太早享受權力反而可能腐化地更快，當年衝撞體制的勇氣，如今得要轉化為細膩的思考與運作。當五年級對其推動的巨大轉折讚嘆與憂心時，六年級正可好整以暇、冷眼看待這一切的好與壞。簡單來說，在還沒法得到位置前，六年級得以仔細思考得到位置後該作什麼、該怎麼作，而這是五年級所最欠缺的。
因此，縱使六年級生沒有一隻捍動人心的學運旗幟，卻得以建立一個從事現實分析、理性溝通的「自己的房間」。在目沒有中心可以凝聚的世代裡，獨立思考、冷靜判斷、循序落實，是對五年級的挑戰，也是六年級對自己的挑戰。
參考書目：
許鈺茹，〈尷尬的中線〉，《中國時報》，2002年7月27日。
丁文玲(整理)，〈開卷對談精采摘要〉，《中國時報》，2002年7月28日。
何榮幸(turtle)，「記者偏見之斷簡殘篇二台」，
http://mypaper1.ttimes.com.tw/user/turtle2022/index.html
何榮幸，《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台北：時報，2001。
朋尼維茲(Patrice Bonnewitz)著，孫智綺(譯)，《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台北：麥田，2002。
弘兼憲史(著)，許嘉祥(譯)，《課長島耕作》、《部長島耕作》，台北：尖端，?-2001。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國境之南，太陽之西》，台北：時報，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