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簡單的課堂摘要報告，文章為柯偉林所寫〈中國的國際化：民國時代的對外關係〉，閱讀的版本是發表在《二十一世紀》的中譯本，與原文略有出入，不過仍可看出柯偉林對於中國近代外交史宏大的企圖心，與大家分享。
一、作者簡介
柯偉林(William C. Kirby)，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曾任該系主任、該校亞洲中心主任，現任哈佛文理學院院長。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史，擅長從國際脈絡檢視中國的政經發展。著有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納粹德國與蔣介石政權》)，並編有史料集State And Economy In Republican China : A Handbook For Scholars(《民國時期中國的政治與經濟》)與論文集Realms of freedom in modern China(《現代中國的自由領域》)。
二、文章摘要
作者在一開始就點明本文的主題：掌握民國時期的對外關係，才能真正理解此段歷史過程。全文從外交作為、對外關係的內部化，以及文化和經濟的國際化等層面，細數對外關係與國際力量對中國的重大影響，並且將視野旁涉至清朝末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之後，突顯外國在中國近代史所扮演的吃重角色。
作者在此文中不斷強調外交史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價值，這是因為他慨嘆外交史在這個領域中從未取得重要地位，亦缺乏國際史的相關理論和權威著作，因此以下論證的目的，在於顯示外交史的重要性與可能的發展方向。從外交上來看，就「維護國界」而言，不論是西藏、新疆、滿州國等地，除了外蒙古之外，大體上維護清帝國的疆域，而這就民國時期的實力而言，當時的外交確實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時外交上對於清帝國最偏遠國土的堅持，亦體現在現今中國對於恢復臺灣領土的心態當中；在「內部國界」上，民國時期設法從列強手中，將租界與治外法權等所謂不平等待遇予以取消，並且努力馴服條約口岸的國際社會，這些舊條約制度的終結，奠定了戰後與西方進一步談判新約的基礎；而在「國際環境」這方面，西方對於中國統一的支持，使得民國繼承清帝國的地位沒有受到挑戰，而在一次大戰後，中國開始有自覺地加入國際社會，並得以首次與列強單獨地交涉，是促成了之後條約修改成功的首要因素；而在「盟友與敵人」上，國民黨政府在不同時期，與世界三大強國──德國、蘇聯和美國結盟，以抵禦第四大強國日本。每一段關係均展現了民國時期靈活的外交手腕，以及在歷史發展中的重大影響，即使戰後的冷戰格局與中國共產黨，均無法不從國際關係上了來理解此段歷史。
在對外關係的內部化中，最明顯的就是經濟市場的國際化。作者以盛產重要戰略物資(鎢)的大庾為例，說明國際力量如何在短時間內使中國的內部小鎮一躍成為經濟活動旺盛的貿易中心。另外，在「政治樣板」上，民國時期是各種政治形式實驗的年代，沒有一個是土生土長的，不論是憲法還是法西斯主義，黨國體制或是共產主義，皆不能忽略外在的影響；而在「軍事理念」上，作者認為這是西方對中國單一最成功的文化輸出，至今仍可能如此。包括依外國方式所建立的軍隊，以及袁世凱後政治權威的軍事化，均展現了強烈的國際風格。
除了政、軍層面外，文化上傳教士、醫生、美國農業專家、軍事顧問與僱佣軍人，這些在中國活動的外國人，充分展顯了民國時期的國際風采，但是卻仍有許多部份需要更進一步地研究；在教育上，作者認為早期的國際教育是中國對外關係研究中最富成果的領域之一，而國家強化對教育事務的控制，也是由外國人所協助；上海等口岸城市的研究，雖然因檔案的開放，而使中國的「外埠頭人」漸成研究主題，但是作者認為應該「把西方召回來」，把外國視為中國近代史整體的一部份，將在中國的外國人與中國人交往的歷史予以呈現；在商業上，作者論證不管是民族經濟，或是國家資本，若缺乏國際聯繫，根本是無法成立的。
作者在結語中先提出一個質疑：如果民國時代確實有這麼一個國際化的高潮，那要如何解釋接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最初幾乎斷絕了與西方大國的正式關係呢？作者的解釋仍然是國際的，他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所以將對外關係削弱到這種程度，是因為它把全部關係指向一個方向，即冷戰意義下的東方。它與蘇聯在軍事、文化、經濟的緊密同盟關係，其融入國際體系的程度，反而是前所未有的，倒是在外交與內政失策後，六十年代中國才陷入義和團戰爭以來前所未有的孤立。作者認為，對於民國以來一直國際化的規律而言，這只是一個大例外。
三、延伸思考
(一)國際標準內部化，是好還是壞？
柯偉林在此文中力陳外國力量對於中國的影響，使讀者了解中國近代史不可缺少對外關係這一環，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在柯偉林所舉證的實例，似乎僅從有益的、良善的層面來看待所謂的「國際化」。其實，筆者並非有意強調國際化對於中國不好的影響，而是認為國際標準內部化這個課題，掌握了中國近代史的關鍵面向，可以更進一步地加以探索。即使到今天這仍是一個重要的思考角度，例如至今仍然爭議不斷、用SSCI、SCI等國際化指標為尚的學術評鑑制度，就是一個典型「國際標準內部化」的例子。
(二)內部化以後的變化究竟為何？
柯偉林也提到，許多西方的事物到中國後，中國將它轉換成自己的形式而使用，以致於最後根本難以辨認，尤其在政治運作的層面上。這也提醒了讀者，同樣的名詞、主義、體系，傳到中國後可能會有完全不一樣的內涵，若從西方源頭來分析與描述，將可能有所偏差。筆者認為，進一步而言，或許可以在國際脈絡下，從中國的實際情形重塑一套解釋體系，包括統攝的名詞、概念與框架。雖然柯偉林有意「把西方召回來」，換個角度來看，這裡他卻在「以中國為中心」的基礎上，開啟了另一個研究途徑。
參考資料：柯偉林，〈中國的國際化：民國時代的對外關係〉，《二十一世紀》，44期(1997年12月)，頁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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