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韓國的科技發展看台灣
＊郭位 2012-01-27
十年前，講到科技先進國家，言必稱美歐日。時至今日，已慢慢習慣再加上一個韓國。這也難怪，據英國諮詢公司Interbrand公布的二○一一年全球百大品牌排行榜，亞洲地區有十大企業入圍，日本占了七家，其次是韓國的三星和現代，台灣宏達電第一次上榜，排名第九十七。
以蘋果的iPhone為例，據《金融時報》引述亞洲開發銀行二○一○年的報告，一部手機的生產成本為一七八美元，其中六十美元流向日本，三十美元流向德國，二十三美元流向韓國。中國所得僅六．五美元。每個製造過程的技術含金量，立見高下。
韓國是亞洲較早實施科技前瞻計畫的國家，一九六六年成立科學技術研究院，次年成立科學技術部，主導科技政策。當時的韓國，仍是開發中國家，經過推行「定向」和「導向」的經濟政策，確定科技立國的策略。
韓國採取中央決策的模式，有宏觀目標：汽車工業超越美國、電子產業超越日本、漢醫藥研究超越中國的願景，定下二○二五年成為全球科技前七大和資訊化前五大的國家。韓國的資訊產品行銷全球，電子產品攻占了原先由日本主導的市場；二○一○年的生產總值世界第十三。如今三星集團DRAM與ＬＣＤ面板的全球市占率達第一，手機居第二。
韓國的策略影響深遠，目前在亞洲三十五個經濟體的競爭力居首；產業結構以垂直整合為主，經營項目幾乎涵蓋上中下游所有範圍，自創多個知名的品牌。
以汽車為例，上世紀九○年代推出時，售價比歐美同等級車低三十％至五十％，即使銷量欠佳，仍堅持走「自主開發、自主建設、自主生產、自主銷售」的道路。到二○○四年，打造出「現代」、「起亞」、甚至超級跑車，品質與性能媲美歐美汽車，並適時將附加價值高的電子控制技術與電子依存度高於三十％的高檔車相結合。「現代」去年上半年全球銷量達三一九萬輛，超越豐田的三○一萬輛，成為世界第四大汽車集團。
以航空業為例，在上世紀七○年代，韓航由於飛行事故頻繁，被列為「航空界安全紀錄最差的公司之一」。時至今日，韓航與任何航空公司相比，在安全性上毫不遜色。知識經濟部二○一○年宣布，發展航空工業，致力研究發達國家不願轉讓的先進技術以及乘坐舒適、飛行安全的航空電子系統，務求於二○二○年躋身世界前七位。
韓國於二○○五年宣布太空計畫，在十年內投入四十一億美元，研製衛星，制定宇宙開發專案的目標：預計二○一七年啟動探月軌道飛船一號的研發計畫，二○二○年升空；二○二一年啟動飛船二號的研發計畫，二○二五年發射。
韓國重視文化推廣，並與科技發展相提並論。去年九月，香港城大獲得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資助一三○萬美元，從事韓國哲學研究就是一例。與此同時，加拿大、德國及日本的一些大學也獲得資助，從事相關研究。深耕自有文化，再扶植發展具有韓國文化特色的產業；近年來，由影、視及流行音樂和化妝品匯合而成的滾滾「韓流」，席捲全球，與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分不開的。
去年四月韓國宣布，在二○一三年投入四千萬美元，計畫將韓國料理發展成為「世界五大飲食之一」。總統夫人積極推廣「美食外交」，每有外賓來訪，必親自下廚烹煮「雜菜炒冬粉」，希望這道菜能和日本壽司及義大利披薩餅一樣名揚四海。政府還計畫將首爾國際機場打造成結合文化與科技最人性化的現代機場。甚至積極主持漢字標準化的國際中心。
台灣一度是四小龍中表現最優異的經濟體，未將焦點聚睛在韓國。然而，不進則退，我們未能適時帶動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產業，令人汗顏。舉例來說，韓國寬頻的平均下載速度遠遠領先台灣，而今在國人普遍排斥密集的基地台的現況下，要在年內擴充頻寬至韓國的水準恐怕不易；即便如此，台灣對於４Ｇ釋照仍在爭論和遲疑中打轉。在文化層面上，台灣是中華文化保存理想的地方，我們又有哪些策略來研究，使台灣成為全球中華文化的重心？觀人鑑己，可從韓國科技崛起的經驗，聚焦台灣產業的發展方向。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校長）
《史帝夫．賈伯斯vs.比爾．蓋茲》造物是神聖的基礎
＊李仁芳 天下雜誌出版 2012-03
「造物是神聖的基礎」 這句話是日本豐田汽車，一位中級設計工程師，當年投入豐田章一郎所稱「賭上會社命運」的F1計畫（即後來的凌志LS400開發計畫），開發過程中有感而發的一句話。
一位中級設計工程師，會說出這樣一句話，常讓筆者非常感歎。
如果他有這種感觸，那他的F1開發計畫主持人士，是具有怎樣胸襟和視野的「大主察」（Project Leader）？而這家企業體的CEO又是何等人物？
豐田當年開發Lexus，是以全球髙級車盟主、金屬機械工藝世界級達人、日耳曼最富裕的巴伐利亞地區雙B品牌－Merceds S3及BMW7為假想敵。歷經一切艱辛（犧牲過一位極優秀試車員），與重大投資的凌志，在北美上巿獲得極大的成功。
作者竹內一正認為：兩位傳主事跡對日本社會最大啓示是，日本不是一個包容智慧型失敗（intelligent failure)、向前失敗（failing forward)，對創業風險寛容的社會。這點沒有改造，他認為日本是出不了蓋茲、賈伯斯這種人的。
台灣呢？像85度C連鎖體系這樣多次創業，屢敗屢戰終於成功的例子，可見台灣比起日本（雖然可能不及美國），是較能容忍創業失敗風險的地方，而我國中小企業冒風險創業的精神也極其可觀。
基本上，這兩位傳主行誼，對台灣的最大啓發，應是我們對「原創造物」的氣魄還得大大提昇。
台灣並不缺創新能量。但我們的創新心血，大體灌注在流（製）程創新與元件創新上，產品硬體系統與軟體系統的創新能量則較弱乏。
目前台灣在汽車、手機、筆電有少數品牌企業，能做好相當水準的系統整合及產品創新，並在歐、美、日、中國巿場經營出一番局面。但總的來看，大體上恐怕仍然是以仰頼元件創新、製程（production process）創新與流程（delivery process)創新的作業代工營運模式為主。
尤其台灣的資通訊產業，近年來的作業代工營運模式，已逐漸走到茅山道士（毛利三到四%）的境地。如果再沒有原創性產品整合系統（包含硬體+軟體+內容+服務）的創新加持，台灣資通訊產業眼看前途堪憂。
台灣有前瞻眼光的企業執行長，已經有人開始體悟今後將進入「英雄產品」（Hero Products）的年代。儘管你有元件創新、有製程／流程創新，甚至也有六個西格瑪的組織／管理創新，和通路、廣告等等的創新，但是如果你沒有「原創產品整合系統」的創新，一切都將白搭。因為顧客終究會問出這個問題：「說到底，到底你的牛肉在那裡？」
蓋茲和賈伯斯兩人都不是什麼完人，距中文所說的「人格者」，恐怕也相距甚遠。他們是引起部屬心臟病發作的激烈上司，是對恩人、朋友手下也不會留情的極端自利者，也是具有明暗、雙重性格難以令人親近的個性神祕者。但是，他們兩位有一共同極深刻特性：他們是真正的經營者，是真誠信仰「造物是神聖的基礎」的經營者。
他們都打從心裡愛自己的產品，與最最傑出優秀的工作同仁擦出創新火花並熱衷工作，承擔技術風險與行銷風險，站在巿場競爭火線最前頭，挑起同仁與敵人戰鬥到底的堅決意志。說到底，他倆都是信仰「造物神聖」、「人才第一」的徹底經營論者。
雖然兩位的「造物神聖」信仰略有差別：賈伯斯是從零到一，一開始就追求極高的完成度。他的iPod、iPhone、iPad都是「震驚世界的偉大產品」。賈伯斯是擁有將「發明」培育成「產品」令人畏懼力量的可怕經營者！
同時，賈伯斯也是要求產品完成度的完美主義者；而蓋茲則是為了抓住時機，寧可犧牲完成度。他的觀念是：「最早將產品推出巿塲，比起製作完美產品，卻比第二家推出的更好。」換言之，蓋茲相信：＂Just enough is good enough.＂他是個擅長先有一再漸増到一百的改善（Keizen）主義信仰者。
但是，除了這麼一點小差異之外，他倆更大的共同點都是相信「原創造物才是神聖的基礎」。而也就在這一點，最最值得台灣社會各界，以及台灣的經營者們的嚴肅思考省思。（作者為台灣美學經濟創言人、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
堅持市場化改革的道路
＊記者王超群／整理 2012-04-12
評論解讀台灣人習以為常的市場經濟，中國是20世紀末始見雛型。論者剖析此經濟路線的脈絡，也指出當前面對的挑戰，強調市場化改革之路不容退縮。
市場化改革的推動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改革將中國人的創造精神和創業能力從計畫經濟體制的壓制下解放出來。大量民間企業由此成長起來，成為支持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最基本的力量。
──原來低效利用的資源，如農村勞動力和土地，由農村轉向城市，效益大幅提高。
──對外開放有力支撐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首先，對外開放使淨出口大量增加，彌補了國內需求的不足，支撐了經濟的高速成長。其次，在自主創新、技術創新比較薄弱的情況下，通過引進國外的資金與先進技術，中國迅速縮小了與先進國家的差距，提高了經濟效益。
中國的改革並不徹底
2003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要「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然而，這個決定並未得到有效執行。原因首先，改革已經進入深水期，觸及到了政府官員和利益集團的權力和利益；其次，改革自身存在阻力和難度；第三，此前的改革成功令社會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政府官員缺乏進一步改革的壓力和動力，又不願放棄自己的權力，從而令改革步驟放緩。結果導致政府干預對市場機制的妨礙作用，不但沒有得到糾正，甚至出現惡化。「國進民退」以宏觀調控的名義加強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控制和干預。引發嚴重問題。
──經濟成長方式或者說經濟發展模式始終未發生實質性轉變，甚至出現每況愈下。眾所周知，舊的成長方式已經造成一系列問題，如資源匱乏、環境破壞、貨幣超發、流動性氾濫造成的房地產泡沫、通貨膨脹壓力增加、勞動者的收入提高緩慢、消費不足等等。
──國有部門對於經濟的控制和干預更為直接有力，形成了一種「半統制經濟、半市場經濟」的格局。行政權力對市場的干預和對價格的管控，導致龐大的尋租和腐敗行為的蔓延，引發了諸多社會問題，甚至演變為政治問題。
近幾年，中國經濟矛盾、社會矛盾幾乎達到一個臨界點。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矛盾激化也有可能形成新的改革共識，推動改革前進。在「十二五」規畫的執行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一個全面促進中國改革的新形勢。
中國模式破滅
當前中國社會有一種聲音，認為「看病難看病貴」「上學難上學貴」都是市場化改革導致的問題，改革被經濟學家誤導了，改革的方向錯了。這種思想的影響越來越大，從最初的「北京共識」，轉變為後來的所謂「中國模式」。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模式」不但創造了30年高速成長的奇蹟，而且在全球金融危機的狂潮中屹立不倒，可以充當世界的楷模。
在我看來，「中國模式」最主要的特徵就是以國有經濟主導經濟、強勢政府「駕馭」市場強勢政府，最突出的表現就是「高鐵奇蹟」。隨著高鐵暴露的問題越來越多，這種所謂的「中國模式」的神話正在破滅。對此，我們應該達成共識。
因此，要更加重視「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頂層設計，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然後形成從上到下的聯動效應，在各方面設計出互動的子系統的改革方案，各地也可以在產業轉型升級和改革上採取主動，以這兩方面的互動來推進改革。
更重要的是，在財政、金融、社會保障乃至住房改革等各部門的頂層設計之上，還需要做好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頂頂層設計」，也就是關於中國到底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的設計。
（作者吳敬璉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際經濟學會（IEA）名譽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