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2-19
刘晓波在一审之后，写了一篇《我的最后陈述》，题目是“我没有敌人”。这篇文章赢得很多赞赏和感动，也引起一些批评与争议。这里，我谈谈我的看法。
“敌人”一词，不是指一种性质，而是指一种关系。我们说“张三是男人”，这意思是清楚的；但如果我们说“张三是敌人”，这意思就不清楚了，敌人，对谁而言？谁是谁的敌人？因为孤立的一个人无所谓敌人不敌人。“敌人”这个词，逻辑上必然还包含着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它指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敌人”可以是指“以敌意待我之人”，也可以是指“被我以敌意相待之人”。在文章里刘晓波写有这样一句话：“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他明确讲到“政权的敌意”，政权对谁的敌意？当然是对他的敌意。在“敌人就是以敌意待我之人”这一意义上，刘晓波就是说政权是他的敌人。可见，当他说“我没有敌人”时，这里的敌人不会是“以敌意待我之人”的意思，而只能是“被我以敌意相待之人”，他说他“以最大的善意”也把这种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其实，象“以我之善意对政权之敌意”这种话，刘晓波以前就讲过很多次，因此在刘晓波那里，“我没有敌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应该是清楚的。
“爱你的敌人”和“没有敌人”，这两句话的意思也有区别。“没有敌人”只是说你不把对方当敌人，也就是说你不恨对方；但“不恨”并不等于“爱”。如果把人的感情比作光谱，那么，爱和恨分别位于光谱的两端，在它们中间还有一系列其他感情状态。马丁.路德.金说：非暴力行动的核心原则是爱。但是，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认为这种说法未免极端。恐怕大多数人都不适合。基恩.夏普强调的是，在非暴力抗争中，参加者们在坚持抗争的同时，应当努力克制自己对对方人员的敌意和仇恨，增加自己对对方人员的善意。这对于大多数人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换句话，“没有敌人”这种态度可以出自大仁大爱的精神，也可以出自非暴力抗争的自我克制与宽恕。
据说在89六四期间，中共元老陈云在一次内部讲话里说：我们不能退让，因为我们过去杀人太多，人民不会原谅我们。
我想，大多数八九民运的参加者一定会说：不对，我们那时候根本没想过去追究共产党过去犯下的罪过。只要他们接受我们的要求，答应实行民主，我们就满意了。我们知道，在八九民运高潮期间，先是李鹏，后来又加上邓小平，是一些激烈的抗议者的批评目标。然而他们最激烈的口号无非是要他们下台而已。
陈云讲话表明，面对民众的和平抗争，如果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都认为，一旦他们今天作出退让，明天就会被抓去受审判坐监狱；那么，他们就很可能拒绝退让而做困兽之斗，用武力镇压抗议者。
要专制者在和平抗争面前作出有实质意义的退让，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抗议的规模声势，其他民众对抗争的态度，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军警究竟对谁效忠，国际社会的压力，等等；其中还有一条是不可少的，那就是他们相信，虽然他们此前没少干过镇压人民的暴行，但只要他们现在放弃了武力镇压，转而接受抗议者的民主改革要求，民众就不会对他们先前的暴行再进行追究。
反过来，这也就是说，当民众以和平的方式反专制争民主，他们需要让对方知道，他们要求的是改变制度，而不是惩办具体的人；他们要制止罪恶，但不是要制裁罪恶的执行者；他们愿意宽恕那些原先干过坏事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以说他们没有敌人。
这并不是说民众就会对先前的暴行置之不理了。该清算的还是要清算的。不过在这里，清算的只是罪恶，例如，要宣布先前的暴行是错的，是违法的，要给受害者平反昭雪，经济赔偿，等等，但是不清算罪恶的执行者。
在非暴力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把罪恶和罪恶的执行者区分开来。是的，罪恶都是人干出来的，制止罪恶而又不制裁罪恶的执行者，这看上去不符合恶有恶报的正义原则。然而在非暴力抗争中，你必须做出这样的区分。如果我们对专制者说：“放下屠刀，你不能杀我们，等我们接过刀来杀你。”那还搞得成吗？
由此可见，自我克制与宽恕，乃是非暴力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要你参加非暴力抗争，你就必须坚持自我克制与宽恕。综观数十年来以和平方式实现民主转型的地方，不论是南韩、台湾、南非和印尼，还是苏联与东欧，都没有对原先的专制统治者再进行政治清算。是的，有的专制者后来又被起诉甚至被判刑，但那是因为他们的经济问题，贪污腐败问题，而不是先前的政治迫害问题。也有个别人因为先前的政治迫害罪行而受到追究，但很快就被赦免了。饱受专制压迫之苦的民众对专制者心怀愤恨是很正常的，也是很正当的。只是，非暴力抗争要求我们克制自己并宽恕敌人。
在今日中国，“天安门母亲”是受专制迫害最深重的群体之一。她们在公开信里这样写道：“我们从血泪与苦难中逐渐明白：六四不仅是一家一户的不幸，而且是整个民族的不幸。这种不幸的发生，原与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敌对，源于国人对生命和人的价值的漠视，源于我们这片土地上文明与法制的缺位。因而，其救赎之道，既不能靠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过的以暴易暴和阶级拼杀，也不能靠今天执政者反复宣示的所谓三个代表或亲民路线，而是要以和平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结束传统的专制统治，以确立现代民主、宪政的权威，要使每一个公民摆脱皇权时代遗留下来的依附性格和历史的惰性，在观念上确立人类普世价值的地位。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放弃了牙眼相报的偏狭，放弃了以恶抗恶的极端，决定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克制来谋求六四问题的和平解决。对于我们这些受难亲属来说，作出这样的选择是艰难的，也是痛苦的，但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社会的动荡，我们作出了这个理智的选择。”
刘晓波始终高度赞扬天安门母亲，赞扬她们“以爱心融化恩怨，以理性约束愤怒，以善意化解敌意，以和解缩小鸿沟，以勇气呼唤良知，以坚韧赢得尊敬”。现在刘晓波的这份最后的陈述，正是阐述了他的一贯立场。
在六四20年后的今天，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很多方面，人民展开非暴力抗争要比以前更艰难，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更多更复杂，其中有些问题在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但无论如何，坚持非暴力抗争依然是十分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对很多人来说，非暴力抗争是唯一的选择，除非你放弃抗争。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对刘晓波的抗争表示更高的敬意。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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