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维平 文章来源：无国界记者 点击数：63 更新时间：2009-7-10 11:49:27
与世隔绝了5年多，我的兄弟与妻妹等人，欣喜无比地把我送回了家中，当欢聚的午宴结束之后，我远在辽阳的亲友驾车送我来到位于大连市郊的乔山公墓，我又见到了阔别6年的父毋的碑文，虽然字迹依稀清晰，但坟地已枯树成林，严冬的寒风淹没了我的喃喃自语，我活着出来了，但从墓地重新出发，已是年过半百，我将走向何处求生？我抑郁苦闷躺在寓所的床上，面对妻女留下的一张全家福照片，陷入了深深的思念，我被公安告知三年内不能出国，我现在几近一无所有，我做什么才能养活自已？正在这时，有人敲门，我很快见到一个美丽的姑娘，这对一个5年多基本上没见过异性的囚犯来讲，不能不说是精神上的一种震憾。她说她是热电公司业务员。你老婆出国走了3年，欠下的取暖费多达7000余元，加上滞纳金，已超过万元。她说。我拿出释放证明给她看，她一听我是刚放的罪犯，丢下账单，一边飞快地跑下楼，一边大喊：坏人，坏人，算啦，算啦……我这才明白，一切解释都无济于事，我已经了成了劳改释放分子，这个社会已经把我彻底地抛弃了。我找不到工作，没有了医疗保险，失去了朋友，而旦国安局的特务，为了监视我，竟支付一年10多万元租金，在我寓所楼对面，租用原庄稼园饭店办公，挂着一个区职工退休办公室的招牌，实际上对我进行24小时监控，王福全，彭东辉等原先专案组的人，还到我所在的九三社区，威胁当班工作人员，指令她们监视我，还造谣说我是美国特务，刚刑满释放，以后出了泄秘事件，就抓她们，结果吓得她们与邻居们对我敬而远之。
最初的半年，我被严密监控，一出门便被跟踪，有时多达4个人，甚至有一次还用摩托车故意撞我未果，还有人监听我的住宅电话，使我与太太女儿无法沟通，处处如履薄冰，提心吊胆。我很奇怪，为什么政府不把监视我的款项拿出来救济我，给我按排工作呢？真是匪夷所思！我从一个小监狱出来了，但还在一个更大的监狱中挣扎，如同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我只能日夜生活在恐惧之中。而且，谁也救不了我，必须自谋职业。
幸好，我10几岁时即学会了书法创作，我想办一个字画店，便写信向以前我报道过的三个大老板李某莲，王某林，孙某某求助，其中只有大连某达集团的董事长孙某某慷慨解囊，给了我2万元，我又打电话给《前哨》的社长刘达文，他又给我汇了2万港币，于是我在大连天津亍古玩城租了摊位，开办了易平斋，经营了大半年，只攒回了房租与装裱费，由于我天生喜欢交际，整天与故友应酬，店中书法大都送人，亦不善理财，很快入不敷出，陷入困境。有个电视剧男演员叫张青，他很有钱也很同情我，就给了我一辆夏丽轿车，我立即转手送给了看守所管教孙学文，因为2001年正是此人把秘信传给了我太太，我不知道该怎样回报他。此外，还有荆鸿，杨晓东，卢禹舜，吴宁，王进利，李志新，王项等许多人无私地帮助过我，特别是我的中学老师王志馨，李牧更是无微不至地关心我，还有上诲著名维权律师严义明，马鞍山老板王亚男等多人购买了我的书法作品，80多岁高龄的香港艺人张云先生，通过《亚洲周刊》驻中国特派员王健民，转来善款3000元与一本诗集，其中有他2001年撰写的为我鸣不平的打油诗，使我终生不忘。另有大连一个老先生对我说，因1904年上海苏报案坐牢的章太炎写的书法，现在很值钱，但共产党不宣传你，目前没人知道你的作品的价值，这很遗憾，也不公平。干是我把作品寄给大连曰报栾月敏，新商报马莉，大连晚报李明明，这些人以前与我很熟，都成为报社领导或骨干，但没有一家敢于发表我的书法作品，我很失望……无奈我先应聘到大连体育用品商埸，给于老板当助理，但薄熙来提拔的大连地税局长刘某某，暗中派人三番五次登门查税，我看出门道，只有辞职，后来我又加盟曰本一家商社，还没有正式开张，税务员又找上门刁难，曰本老板百思不得其解，后该企业只有迁往辽阳，我又告退……于是，从2006年底开始，我不得不离开大连，卖字为生，四处流浪。
我应曰本读卖新闻上诲支局长的邀请，先后两次赴上海，就住在社长加藤隆则先生位于上海新天地的家中，说起与其相识，还真挺有缘份哩。起初他的助手王镇从《亚洲周刊》上得知我在大连办了字画店，就电话通过大连工商局查营业执照找到我，并约我采访，但因雾天耽误了加藤先生乘坐的班机，迟到了两天，此间我借用准备接机的一辆汽车，莫明其妙地在大连五一广埸立交桥上，发生了车祸，所幸我当时不在车上，驾车的我的学生也无大碍。后来我与加藤隆则接触时，已被国保跟踪监控，幸亏我与他合作的专访，刊发后言辞并不激烈，内容仅限于书法创作与生话近况，即便如此，特工们仍然对我实施了一次严厉的警告：有一天中午，在大连南关岭公交车站附近，两个身穿皮甲克，身份不明的人，驾驶一辆越野基普车，从我后面猛然冲上，故意用后视镜，将我刮倒……我随后把消息告诉了王健民，这个新闻发表在香港《亚洲周刊》上，此后类似事件再也没有发生。加藤先生常驻上海，对中国十分了解，所以他亦赞同我先搞书法求生的做法。在上海，他给我介绍了许多曰本客户，我一边在他寓所精心创作，一边由其协助，卖了很多书法，我攒了一些钱，虽然不多，但亦衣食无忧。我仔细回忆狱中帮助过我的人，列了一笔良心账，我为每个人都邮寄了一个名牌皮包，走出上诲一大会址对面的邮局，我如释重负，那一刻我感到很幸福。很快地，不仅上海老锦江饭店日式餐厅，天钥桥下的川逸餐厅等挂出了我的书法作品，而旦加藤先生还利用2008年春节假期，在日本东京为我举办了首次个人书法展，大获成功，其主题就叫缘份。日本《读卖新闻》等媒体纷纷做了报道，也有许多日本人预定了我的20多幅书法作品。与此同时，一直关心我的刘达文先生，也持续不断地在香港《前哨》杂志免费刊登我的书法广告，使我经常可以收到订单，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我日子过得满好，但我不满足于当一个书法家，我还是跃跃欲试地想回到记者队伍中去，于是经朋友介绍，我在珠诲认识了香港大公报记者站的孙站长，她邀请我做其顾问，尽管薪水很低，又不能以真名实姓发表稿件，但我还是找到了一种鱼回大海的冲浪感觉，我参加了珠海市的人大政协两会，还与其一同采访了许多官员与企业老板，我结交了一大批新朋友，重新了解了社会，我觉得中国比我入狱前变得更有钱，也更腐败，社会风气更坏，新闻自由的空间压缩得更小，比如象孙站长这样的记者，只能用吹捧的稿件换取广告，根本不能监督政府的行为，即便唱颂歌，亦有时会被拒之门外。她说，报社给她的每年广告任务不少，把她压得要死……或许是我的电话受到了监听，很快特工们知道了我的踪迹，忽然有一天那个介绍工作给我的朋友电话中对我说，上面来调查了，记者你是干不成了，还是写书法吧，我并不惊诧，这是意料中早晚将发生的事，不论我走到哪里，中共特工都在严密监控新闻界，绝对不会允许一个因反腐而坐过牢的记者，再回到体制内工作，因为那样我会得到更多官员贪腐的信息，于是我离开了珠诲，继续流浪。
好在，我妻小远在大洋彼岸，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自由自在地飘泊。我的性格很适合于一个人形单影只，四处傲游，只是我没有护照，我不能越境，这使我很苦恼。我先在广东省清远县一家生产耐克鞋的工厂职工宿舍住了40多天，厂长张老板是一个喜欢收藏字画的台湾人，他的宽容守信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对我说，你千万别再写反腐文章了，如果再抓进去，你就别想再活着出来啦！我听了，大笑不止。此后我又去了海南，东莞，深圳，广州，番禺等地，在三亚，我拜见了南海观音，我用一幅书法抵销了三天出租车费，在东莞，我又用一幅书法换住了三天酒店，在广州，我又用两张条幅换来了六顿潮州大餐，我明白了，南方爱好书法的人特多，只要有笔与墨，我就饿不死，我把这次南下称为书法流浪之旅。在深圳，我见到了30年交情的作家刘元举，与91年结识的记者晓邱，并有幸与久别重逢的王健民叙旧，忆及2000年12日4曰我被拘捕之后，是他第一个在香港《亚洲周刊》上发表文章，进而救了我的命，多年不见，原本单身的王建民，不仅有了温柔的太太，还养育了两个可爱的孩子，我想这是上帝给他的丰厚回报。我赠送他书法作品一幅，内容是我在狱中写给他的诗。他慷慨地给了我一笔生活费，还说：这几年你不容易啊！香港的刘达文亦急切地希望我去香港，但公安拒发护照给我，我只有电话道别继续流浪。
三年来我云游四方，不论是在天津杨柳青，黑龙江虎林边境，还是北京王府井大街，不论是泰山脚下，还是天涯海角，都留下了我的足迹与书法，我知道2009年初我将恢复政冶权利，得到护照，终有一天我会走出国门，因此眼下必须低调忍耐。我偷偷地写出了50多万字的狱中生话回忆录，还有一本以《我从墓地归来》为题的描写出狱后生活的传记，但在表面上，我竭力装得象一个疯疯颠颠的卖墨求生的书法家，我对别人说，我只写大字，以后不再写小字了！竟然很多人相信了。特别是2008年2月初的赴曰书法展之后，连特务们也被我的假像迷惑了。实际上是我在狱中读懂了孔子的著作，他说：安其身而后动，我做到了。现在我来到了自由的世界，我正在修改我的两部传记，并继续给香港《前哨》与《开放》杂志撰稿，虽然我不属于任何一家媒体，但我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记者与无冕之王。我终于在54岁的知天命之年实现了梦想。
2009 6 25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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