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恒均 冯…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点击数：225 更新时间：2009-5-19 12:36:50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朝野上下都在总结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瞻望中国的前途。角度不同，见仁见智，意见分歧自是很大。执政当局的主要着眼点是盘点“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尽管也不讳言三十年来积累的问题成堆。执政当局的自我表扬，受到左右两个方面的质疑。那些自以为代表正统“马列主义观点”的左翼人士，怒斥“改革开放”已经在党内催生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无产阶级性质”，更使中国产生两极分化、“从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 通常被称为“右派”的自由主义者则在回顾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历程时，重申他们一以贯之的观点：改革开放有得有失、残缺不全。所得在于顺应时代潮流，将中国导向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在经济建设方面颇有成就；所失在于执政当局受既得利益及落后观念的危害，没有推进、甚至防范和打击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使得专制权力严重扭曲改革的进程和结果、包括形成权钱结合、严重分配不均的“权贵资本主义”。 事实上，多年以前就有学者宣告了中国“改革的终结”，指出必须另起炉灶、开创新局。 但是，中共党魁胡锦涛提出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应对方针，表示“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本文拟着重从全球共产党政权历史走向的角度，对中国执政当局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的因应之道，略作分析。
一、国际共运已寿终正寝
众所周知，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只不过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衍生物。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首先必须认清它所附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寿终正寝这一时代背景。人类世界在二十世纪末发生的最大事件，是惊心动魄的“苏东剧变”，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共产党政权在1989-1991年间象多米诺骨牌一样全面倒塌。中共党国宣传机器不遗余力，试图将这一系列党国“突如其来”的解体解释为西方的阴谋破坏和戈尔巴乔夫等人的叛卖。党国宣传机器所力图遮蔽的事实是，共产主义党国之所以解体，根本原因在于它是违反人类现代文明的制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被历史淘汰，是因为它逆历史潮流而动。
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在二十世纪初的胜利，确是“事出有因”，诸如沙俄政权因战败而崩溃、俄国民主力量势孤力弱、政治权力出现真空、贫穷落后的劳苦大众对公正平等的渴望、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所具备的非凡的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等等。但是，将布尔什维克的得势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说成是人类新文明的壮丽日出，说成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则全是弥天大谎。
中国人以及全世界诸多无辜的左翼人士被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品、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蒙骗了几十年，只是到苏联崩溃之后才有机会透过解密的历史去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真相。“俄国十月革命”从一开始就是背叛社会主义理想的骗局。对于布尔什维克为巩固政权刚成立时所立即采取的恐怖措施，钦定的“红色记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轻描淡写地写下这样一行字：“取缔反革命的出版物以及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反革命组织，解散资产阶级立宪会议”。 实际情形是布尔什维克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残酷地彻底摧毁了在俄国初生的独立媒体、政党政治和议会制度这些基本的现代民主元素，依靠“红色恐怖”建立起一党专政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密的专制制度。布尔什维克（意为“多数派”）本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区别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少数派“孟什维克”），给俄国人许诺的是和平、民主、自由、平等、富足等当时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同目标。但是，当这群职业革命家在1917年底的军事冒险中侥幸取胜之后，便以铁血手段撕毁诺言、依靠“红色恐怖”建立和巩固专制政权，特别是1918年1月5日用武力解散了最具有现代民主象征意义的立宪会议。这届立宪会议是由布尔什维克他们自己召集的，也尽力操控，却无法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因而就干脆用暴力将它灭了。 而且，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3月6日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更名为俄国共产党，以表示与具有现代民主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决裂。正是在用暴力消灭了反对党、现代议会、独立媒体、独立社团等等必不可少的民主机制而建立起俄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时候，列宁厚颜无耻向全世界宣告，他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也是与此同时，列宁给专政下了血淋淋的经典定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列宁在早年投身社会主义事业之时，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它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荒谬和反动的结论”。 但是，一当列宁政权在握，便立即背叛初衷、理直气壮地地走向“荒谬和反动”。关于布尔什维克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背叛，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列宁的引路人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4月所口授的遗嘱中就已十分敏锐地表达了他的绝望与无奈。与当时欧洲广大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在普列汉诺夫的信念中，人道、公正、民主、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却与这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背道而驰。普列汉诺夫他痛苦地看到，打着“和平”旗号的布尔什维克“反而将把俄国推入极其残酷的国内战争之中”，打着“民主”旗号的“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普列汉诺夫在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辩护的同时，尖锐地指出列宁自以为真理在握的狂热与不讲道德的堕落，指出“列宁实现了政变，把它宣布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俄国历史引向错误的死胡同“；指出“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发达资本主义的伴生物那样，布尔什维主义思想过去和将来始终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穷、文化落后、觉悟低下的伴生物”；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识形态”，因而布尔什维克崇尚暴力和“阶级恐怖”；他预言“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将从资本家的雇工变成国家-封建主的雇工，而通过这样或那样得到土地、必然承担起国家振兴工业全部重担的农民，将变成国家-封建主的农奴”；他还预言“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其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普列汉诺夫要求他的遗嘱在布尔什维克掌权时不要公之于世，等到布尔什维克垮台后才交给民主政府。因为他坚信，尽管布尔什维克会依靠俄国民众的落后取得暂时的胜利，“但迟早有一天人人都将清楚列宁思想的谬误，到那时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将像纸牌搭的小房子那样坍塌”。
其实，二十世纪初年，技术进步和社会改良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迅速发展。当时进入“电机时代”的世界现代经济正在得到新的发展机会；民主政治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欧美社会主义政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其它社会运动催生了取消财产和身份限制的普选制，向劳工大众的福利倾斜的劳工立法和社会保障也初见端倪。正是在社会主义事业的“议会道路”吸引越来越多的民众并推动人类文明沿着自由民主的主航道迅速进步的时候，列宁等人违背世界主流文明的发展趋势，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挫折，走上了暴力革命和血腥专政的邪路。当时西方头脑清醒的社会主义领袖，包括本来支持列宁和俄国革命的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人都与列宁分道扬镳，都认为布尔什维克毫无限制的恐怖和专政已背离社会主义的原来目标。罗素这位逻辑学家、哲学家、同时也是当年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1920年就依据他对社会主义的深厚知识和对苏俄社会的亲身考察，严厉批评布尔什维克所采取的“革命”手段同他们所公布的“革命”目标完全背道而驰。他断言，布尔什维克依靠暴力、依靠少数人的专政、依靠宗教般的狂热，所建立的不是人间的天堂、而是人间的炼狱。 罗素在1923年更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者要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理由，就是要打破少数人（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结果，恰恰是造成程度更高的垄断，也就是将资本主义社会中分属于资本家的经济权力和政客们的政治权力统统集中到党政官员手中，这在逻辑上简直荒唐之极，在实践中也只能带来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大的祸害。
后来的历史完全印证了普列汉诺夫和罗素等人的分析。共产主义党国给人类带来那么大的祸害，党国领袖们的狂妄和权欲当然起了很大作用。但更加重要的是，共产主义理论和制度本身就是充满偏见的毒物，即使人们带着高尚理想和情操去实践共产主义理想和制度，仍然贻害无穷。马克思在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念的时候，对现代政治理论和国家学说所知不多，连广义的国家和狭义的国家之间的区别都不甚了了。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广义的现代国家是为全体国民服务的公共权力，它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公共产品、表达国民意见、调节国民利益。因为广义的现代国家几乎完全落在马克思的视野之外，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粗疏观念完全着眼于行使政治统治职能的狭义国家。
即使在狭义上将国家视为政治统治或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也象梦呓一样虚妄。在列宁主义党国体制之下，“无产阶级”无权建立独立的工会，连他们所就业的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都与他们没缘，连罢工和示威抗议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了。“掌握政权”、“管理国家”等等，纯属天方夜谭。将抽象的阶级在政治上落实为具体的人群，本就很难。让某一个“阶级”来“专政”，则根本没有可操作性。“阶级”不可能直接掌权“专政”，必须通过政治“代理人”来运作政治权力。在落实民主选举的国度，政治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错综复杂，政党、政派和政客五花八门，都争作全民利益的代表。在没有落实民主选举的专制国度，政党、政客与”“阶级”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根本无从建立，“专政”的政治集团在实际政治中便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代表”某个或某几个阶级的自我标榜，都是无稽之谈。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东西南北都无一例外地变成共产党专政和共产党领袖专政，历史与逻辑惊人地一致。
共产党及其领袖“专政”的结果，便是罄竹难书的血腥屠戮、刑罚迫害、冤假错案、冤魂野鬼、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所有建立起这种“专政”的国家，无一例外。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所迫害的绝不仅仅是反对这种专政的“阶级敌人”，而是包括赞同这种专政的、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革命同志”，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革命吃掉自己的孩子”。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进行的“大清洗”，受害者达2000万人，其中相当部分是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同志”。除斯大林的贴身心腹外，与列宁一起领导“十月革命”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包括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布哈林等人，几乎被全部杀光；当时在位的6名元帅中，有4名被处决；1934年苏共17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杀害。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迫害的人更多。单少杰将毛泽东的一生总结为“先斗自家营垒外的人，斗得举目无敌；再转过身整自家营垒内的人，整得举目无亲”，连毛泽东嫡系的“铁哥儿们”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也未能幸免。 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总是将95%以上的人归入“人民”范畴，被划为“敌人”的只是占人口5%以下的“极少数”。于是，只要“专政的铁拳”没有落入自己的头上，“被划入95% 的“广大人民”总是“衷心拥护”、积极参与。几十年下来，从“土改运动”打击地主富农、“镇反运动”镇压“历史反革命”、“反右运动”清除“右派”、文化大革命清理“走资派”，轮番对“极少数”的人群实行专政。“地、富、反、坏、右”再加“走资派”，被专政的对象实际上无边无际。按叶剑英1978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文化大革命中受各种不同形式“专政”和牵连的人有一亿之多。这个数字几乎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而且很多受害者同时也是施害者。“革命”阵营内部的相互迫害和相互折腾，实在不堪回首。
除了暴力恐怖和残忍的专政，共产党政权所强加于世人的“公有制”，同样贻害无穷。列宁主义党国所实行的“党国社会主义”，是一群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的边缘知识分子在掌权之后，依据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和他们自身的利益，依靠手中的政治权力强行建立起来的制度。这套制度的建立过程，决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完全是倒过来由“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以揭示“短缺经济学”名世的经济学家康尔奈深刻地指出，这一制度的内核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下来是与此相应的政治权力结构，所有制形式以及计划经济调控机制反而只是外围，直接为政权服务。 “党国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公有制”，绝不是马克思笔下那种“自由人联合体”对生产资料的共同拥有，而是国有制（“集体所有”也只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一种国有制形式）。这种国有制既无效率、更无公平，弊端无穷。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在噩梦中醒来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吉拉斯，非常精辟地将“党国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所谓“公有制”归结为“官府所有制”(Office Ownership)。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府所有制”使生产资料所有权落入“新阶级”、即在位的党政官员手中。这个“新阶级”实际控制所有生产资料，并且从中获取利益。但是党政官员们并不是法权意义上的所有者，他们不能将“公有财产”带走或传给后代，因而他们也是最缺乏“所有者意识”而任意浪费财产的所有者。 这种以“官府所有制”的官家经济，有强度榨取民众、建设政绩工程、优先发展国防工业等方面的优长，但总体上对现代国民经济有害无益，最终结果是普遍贫困、民不聊生。
这种天理难容的制度，在肆虐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被历史抛弃了。连继承苏共衣钵而致力于复兴共产主义事业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也认定，“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 如果说“党国社会主义”是由冒险家列宁及其追随者们依靠暴力强加于亿万斯民和依靠谎言骗人就范；那么，共产主义政权或“党国社会主义”的解体则绝对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之所以说是“历史的选择”，是因为这种体制是经过几十年充分的表现和试验之后，遭到了历史的无情淘汰；之所以说是“人民的选择”，是因为那些国家的“人民”（党国的宣传将他们说成是“当家作主”的国家主人）在他们有机会切实行使“选择”权利的时候，在他们走向实实在在的投票箱的时候，用他们庄严的选票与党国告别。“党国社会主义”这一粗鄙的社会主义赝品，在诱使这么多个民族偏离人类文明的正道而走了一段长长的歧途弯路之后，终于被历史和人民抛弃了。这样一种历史转折，当然令有识之士大喜过望。福山重提“历史的终结”，尽管有择言不慎之嫌，但他从人类政治制度这个大视野对历史作出的宏观判断无疑是正确的。正象福山所说的那样，自由主义民主政治（liberal democracy）这一政权类型战胜了中世纪的君王专制政治而将人类历史带进了现代。在二十世纪，这一政权形态受到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政治势力的严峻挑战。但是，法西斯主义昙花一现就失败了，共产主义政权在呼风唤雨几十年之后也自行瓦解，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被证明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最佳选择。
二、中共在存亡绝继之秋的出路与抉择
用“土崩瓦解”一词来概括1989-1991年间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风驰电掣般的解体，再也恰当不过了。但是，全球共产主义的崩溃与转型，却是一个拖泥带水的历史过程。整个人类进入了“后共产主义时代”，但“后共产主义时代”仍然有共产主义政权残存下来。实际上，全球的共产主义政权在这场“剧变”中的命运可大致分为三类。最大的一类是原苏联及其卫星国，共产主义党国体制迅速解体并向宪政民主转型，尽管转型的顺利程度和成功程度参差不齐；第二类是北朝鲜和古巴，风雨飘摇却面貌依旧；第三类是中国、越南与老挝，在思想上丧魂落魄和政治上维护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条件下实行市场化经济改革和卷入全球化进程的对外开放。
中国、越南、老挝、北朝鲜和古巴这五个共产党政权能够在大风大浪中幸存下来，有其各自特殊的情由，但至少也有两大共性。第一，这些国家在原来的共产主义阵营中最为落后，特别是在政治发展方面。这些国家缺的是民主协商、和解共赢的传统，有的是从白骨堆里爬滚过来的草寇英雄的乖戾血脉，其统治集团为保持政权而随意动用军警镇压民众，宁可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其蒙昧、落后和野蛮程度，其不讲人道的“镇压意志”，与当时苏联东欧领导集团不可同日而语。第二，这些国家共产党政权的建立，都经历了长期农民革命战争而留下了特别崇拜国家暴力、权威主义人格特别普遍、现代公民意识特别稀缺等落后传统。就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形而言，中国的共产党政权能够躲过此劫，其机缘之阴差阳错，令历史学家们叹为观止。1989年波澜壮阔的“北京之春”，发生在全球共产主义崩溃的历史大潮到来之前，共产主义政权的转型这种历史任务，尚在人们的视野和想象之外；当共产主义崩溃的浪潮席卷全球之时，中国朝野上下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已在“六四风波”及随后的大清洗中损失殆尽，再也未能对党国体制形成有效的挑战。
那么，中共政权作为“后共产主义时代”全球最主要的共产主义政权，将何去何从？应该说，中共政权意外获得的稳定，不仅使中共很多庙堂中人产生了新的幻想，甚至也给西方“中国学”界带来了诸多困惑。近年来西方“中国学”界出现的走势是，赞同中国即将崩溃这一观点的人在减少，赞同中国即将民主化这一观点的人也在减少，而认为中共政权将继续生存下去这一观点的人则在增加。
当前中共政权的格局，在某种意义上可与晚清一比。当年满清政权从“鸦片战争”时起就已经命若悬丝，但它此后负隅顽抗、苟延残喘，也还拖了半个世纪才被推翻。在苟延残喘的这段时间内，满清政府只是在掌权这一点上决不让步，其它方面都颇具弹性地逐步放开和调适，包括以“洋务运动”来推进经济现代化和国家富强，以开办新学校、派遣留学生、允许民间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等方式来发展现代文化。满清政府甚至于也沿着政治民主化的方向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政治改革，可惜它为保守慈禧集团的权力而扼杀了维新派发起的“戊戌变法”，后来的“立宪运动”也因为不愿削弱最高统治权以及满洲王公贵族的特权而被革命运动所淹没。只要中共统治集团作出与满清保守集团同样的选择，中共政权当然可以重复满清政权的路。中共政权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残酷而有效地摧残民主力量，直到它无可奈何花落去，在表面得“稳定”中逐步溃败。
但是，满清的路并不是中共政权的唯一选择，特别是对中共党内的健康力量而言。朝野上下体制内外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日益认清中共党国体制的绝境而争取宪政民主的出路。依照比较政治学的政权分类，当今中共党国体制属于后极权主义政权。后极权主义政权是极权主义政权自身疲软的结果。极权社会何时向后极权社会转化，学界也并无定说。因为极权社会是人治的社会，因而其重大变化往往依赖生物规律起作用、也就是卡里斯玛领袖的消失这一因素。大体说来，苏联东欧向后极权社会转化的起点是1953年斯大林之死，中国向后极权社会转化的起点则是毛泽东死后两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果说其它社会形态或政权形态是人们有意识地建立起来，后极权社会则只不过是极权社会的一种蜕变。它是极权主义统治发生了信仰崩溃、功能衰退等重大变化而不再有能力严格实行权主义统治、从而使社会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极权社会。但是，这种政权或社会在权力结构和价值认知等方面同极权社会又具有明显的延续性，因而无法归入别种社会政权类型或社会形态。这种延续性使它与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社会区别开来、尽管它与威权主义社会有一些相似之处。根据林兹和史蒂番的分析，随着极权社会向后极权社会的转化，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多元化，但是政治上的一元化即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仍然维持不变；党国依旧奉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但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早已破灭，对马列主义的真诚信念也已基本上为实用主义的精打细算所代替；领导层和一般官民人等都对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失去了热情，口头上依旧宣称“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各级干部多是机会主义的利禄之徒；最高领导的权力受到限制，技术官僚开始进入最高领导层。
按照林兹和史蒂番的分析框架，后极权主义政权与极权主义政权在稳定性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别。极权主义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子系统之间相当自洽，因而具有较为稳定的结构。后极权主义政权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多元化，因而具备流质易变的特征。基于这种判断，林兹和史蒂番将后极权主义政权细分为以“早期极权主义政权”（主要特征是最高领袖的权力受到一定限制而不能为所欲为）、“冻结性（frozen）后极权主义政权”(主要特征是公民社会开始冒头)、“成熟后极权主义政权”（除了“党的领导地位不容挑战”这一天条之外其余方面都已变得面目全非）。后极权主义政权到成熟期，也就意味随时可能瓜熟蒂落而向民主制度转型。 徐贲甚至认为，将当前的中共政权界定为“新极权主义”政权更为准确。他的主要理由是， “六四事件”和“苏东剧变”之后，中共政权为延长寿命而采取了其它后极权主义政权所没有的一系列新举措，特别是一方面在政治上向极权主义倒退、一方面在经济和文化上采用实用主义灵活策略。
邓小平主义党国居然与资本主义经济杂交，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共产主义党国的原型是列宁主义党国，其本质特征是由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全面垄断国家政权和社会资源。列宁主义党国有多个变种，包括我们所熟悉的斯大林主义党国、毛泽东主义党国和邓小平主义党国。比起列宁主义党国原型来，斯大林主义党国窒息了派系论争而强化了暴力恐怖、淡化集体领导而强化了个人崇拜、淡化大众参与而依靠秘密警察将党机器变成了绞肉机、淡化了国际主义色彩而强化了民族主义狂热（“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毛泽东主义党国在全面继承斯大林主义党国体制的基础上，再加上中国专制主义的土特产，强化了党国“运动群众”和社会动员的能力而不断地依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实现党国的政治目标、通过严密的基层党组织、严密的“单位制度”和严酷的身份制度来强化对全民的控制、强化了依靠诛心术和精神行刑队而施行的文化专制和愚民洗脑。从全球政权类型和谱系的角度说，中国人现在生存于其中的邓小平主义党国，依旧是一种后极权主义党国体制。邓小平主义党国，特别是1992年取消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而大踏步走向“市场经济”之后的邓小平主义党国，其突出的特色在于挂着“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招牌、在共产党领导下明目张胆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将资本主义嵌入共产主义党国体制之中。用经济学家吴敬琏的概念，这是由政治权贵操控资本的“权贵资本主义”。当今中国共产党政权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杂交与淫乱，是千古奇观，已远远超出任何正常的思想家的想象。
世人皆知，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共产党与资本主义两者本不兼容，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资本主义。共产党与资本主义并存于中国，逻辑上的解释是，如果共产党是真的，资本主义就是假的；反之，如果资本主义是真的，那么共产党就是假的。实际情形要比逻辑复杂，中国共产党政权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杂交，使两者都半真办假。从私人产权的确立、市场交易的正常化、企业在竞争中争取利润最大化等方面来说，中国的资本主义是真的；而从法治的缺失、官场大于市场、党政行政垄断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资本家必须依赖于政治权贵才能生存发展等方面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又是假的。从实施一党专政、垄断政权、剥夺公民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基本人权这些方面说，中共是货真价实的共产主义政党。从共产党本应坚持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代表产业无产阶级利益、致力于消灭私有制及资本主义等角度说，中共又是早已丧失了共产主义价值理念的假共产主义政党。世人对中国的假冒伪劣深恶痛绝，但吊诡之处在于，正是中共领导集团对共产主义信念的抛弃和对共产主义宗旨的背叛，也就是中共假的一面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取得了三十年间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大约百分之十的奇迹。但是，以这样的观念和制度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触目惊心的社会弊端，诸如腐败堕落、两极分化、弄虚作假、环境破坏等等。
可以毫无夸张地说，邓小平主义党国是将列宁主义党国和资本主义经济结合起来的畸形怪胎，实际上是将列宁主义党国寄生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肌体上苟延残喘。由于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和自身利益等方面的严重局限，邓小平将列宁主义党国奉为神明。但是邓小平同时也知道，不采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国经济就无法发展起来，日益贫困的中国人民就会将中共政权推翻。因而，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当然清楚，既然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资本主义，那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来发展资本主义，在理论上根本不能自圆其说。邓小平无法以理服人，因而他的招数是“不争论”、耍无赖，以此来避免“正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这样一来，邓小平主义党国的基本景观便是断裂的思想、断裂的政治、断裂的经济、断裂的社会。
当代中国社会已断裂到何种程度？按照社会学家陆学艺等人比较权威的研究成果，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可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10个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按照更加激进的观点，“三十年后这场大抢劫和大掠夺的结果和阵营已然泾渭分明，中国产生了两个世界。一个是掌握着全国百分之九十财产的五百高干家族，和围绕着他们为他们服务的，占着中国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官僚、工商业者、教师、医生、律师。另一个是失去了公有制利益的，在大抢劫中由于无权、无地位、无知识而被挤压到赤贫地位的占着中国人口至少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下岗工人、被暴力拆迁的居民、城市民工、 农民和失去土地的农民、煤矿工人、上访冤民等等新群体。”
在当前中国由权贵集团支配的权力框架和利益格局之下，基本局势可以概括为四个“左右”：权贵集团左右逢源、弱势群体左右遭殃、中间阶层左右摇摆、最高当局左右为难。何清涟、秦晖、孙立平等人的研究表明，在改革以来的左支右绌一放一收过程中，向左限制自由，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向右砍福利，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向左强化国家权力，则个人权利受侵夺而公共服务并没有增加；向右削减公共产品，则政府公共职能减弱而公民的个人权益并没有增进。向左收紧行政控制，则公民私产受侵犯而公共财富并没有增加；向右放开市场化，则公共资产迅速流失而普通民众的私产未必得到保护或增进。永远得利的是权贵集团。增强政府权力，权贵集团的权势便进一步增强；加速市场化和私有化，权贵集团便利用权势破坏市场规则牟取暴利。 很显然，只有通过宪政改革打破现存权力框架和利益格局，才有可能有全民“小康”与“和谐社会”。在权贵资本集团的操控之下，“改革”只能蜕变为“少数人瓜分公共资源的狂欢盛宴”。
这样一个断裂社会没有可持续性，按照邓小平、江泽民等人的路线进行发财护党的“改革”，不但不能解决中国的深层次问题，而是不断加深这些问题。当初被邓小平暂时搁置起来的种种问题和矛盾都更加深化了，而且日益以恶性方式表现出来，已到了民怨沸腾的程度，邓小平主义党国的可持续性已走到尽头。新、老左派将种种问题和矛盾的根源归结为中共的“改革开放”，病因找错了，当然开不出正确的药方。他们以“万言书”、公开信及其它方式发表的政论与政策建议，在两个方面对中共领导集团及部分民众颇有震撼力。一个方面是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另一个方面是对社会主义一些价值理想的呼吁。但是，他们想要还原到“正统”的社会主义中去，半是坑人坑己、半是痴人说梦。 斯大林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的“正统”社会主义是残忍无道而被历史抛弃的人间地狱，这是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在那些时代成型而为当今左派们津津乐道的党国中央集权与马列原教旨主义等等，正是通向地狱之途。
我们知道，中国第一共和的缔造者孙中山昭示后人的一则著名题词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共党内自由主义领袖李慎之在1999年那篇足资传世的雄文中引述孙中山这一题词，明白无误地将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归结为当代世界的三大潮流。他说：“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邓小平已经走出了决定性的两步，再走一两步，改革的大业应该可以基本完成了。” 中国这三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成果，正是因为推行改革（市场化）开放（全球化），顺应了全球化和市场化这两大世界潮流；而当今中国问题成堆、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也正是因为抗拒民主化这一世界潮流，使中国在体制摩擦中自我折腾，使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遇到体制障碍。中共维护党国体制，毫无疑问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正如克林顿1997年10月29日在记者招待会当着江泽民的面所说的那样，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当局“站在历史错误一边”。 当今中共当局唯一明智的选择是在一再拖延严重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急起直追,尽早理顺体制,完成中华民族实现宪政民主的大业,也使中共在这种政治大转型中获得新生。
三、胡温扭转乾坤的机会稍纵即逝
人类历史事变只有概率和趋势，而没有“必然规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起决定性作用的人这一变量具有不确定性。近代以来中国国运不佳，处于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总是为中国作出最坏的选择。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出现三条道路的较量，即“民主党派”所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道路、国民党所代表的威权主义道路、共产党所代表的极权主义道路。结果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两个迷信武力和暴力的领袖将大多数中国民众及宪政妥协方案撂在一旁，拿几百万人命到战场上决定胜负，决出了极权主义的结局。半个世纪之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现通过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而回归自由民主主义人类文明正道的机遇，但是，由“太上皇”邓小平掌控的中共选择了走回头路，清洗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而维持一党专政，与全球的民主化大潮背道而驰。历史已经最清楚不过地昭示，坚持一党专政是中华民族的死路，走向宪政民主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历史的发展，既将宪政民主改革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也为完成这一任务准备好了经济、文化和民意等方面的条件。有魄力的政治领袖可以大有作为，平庸之辈则会浪费或糟蹋难得的历史机会。中共执政当局可以选择宪政改革，成为历史伟人而名垂青史；也可以选择无所作为或开历史倒车，了却平庸的一生或留下骂名。当今执政的胡锦涛、温家宝，执政期限已只不足四个年头，他们是否还有走向宪政的意愿、魄力和能力？
走向宪政本是胡锦涛的前任江泽民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位前任喜出风头、虚荣张扬，骨子里却是胸无大志的庸碌之徒。1997年初“太上皇”邓小平消失之后，江泽民大权在握，本可大展宏图，1998年初中国甚至还出现过“民主小阳春”。但是，随着1998年底对“中国民主党”的全面取缔和 1999年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江泽民又一次倒行逆施，坚定不移的站到了“历史的错误一边”。他装模作样，欲显帝王之风，结果只留下一世骂名。江泽民在任期将满的时候，抛出“三个代表”理论，并倾其全力在十六大上将其列入了党章，想借此奠定他作为“第三代核心”的历史地位。但此举照样是枉费心机。中共阶级基础或社会基础的扩大和改变，早就是既成事实，东拼西凑的理论论证只是画蛇添足、庸人自扰。资本家所应得到的待遇是在宪政的政治法律框架下受一视同仁的保护，而不是拉到共产党中去党特权分子；中共的根本问题在于一党专政，而不在于它想代表哪几个阶级、哪种生产力或哪种文化。更为重要的是，马列主义是在整体上被时代超越和抛弃了的意识形态，在马列主义的框架和语境进行的理论“创新”，除了在这一意识形态内部引起多余的争吵之外，于国于民并没有多大補益。
尽管胡锦涛六年来的执政风格与其前任迥然不同，但很可能也只会与他的前任一样平庸。胡锦涛低调内敛、谨小慎微、明哲保身，作为平庸政客了却一生，似乎更符合他的性格。“变法”是超常规的壮举，而非例行公事。只有非常之人，才可行非常之事。更何况，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实质性政治改革，是中共高层的危险雷区，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朱厚泽等改革派前辈都在这个雷区遇险。除了性格因素，胡锦涛等人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方面的缺陷更为明显。胡锦涛和温家宝是典型的“技术官僚”，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没有可圈可点的成绩，胡锦涛甚至在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摸过专业业务。他们换取仕途升迁的资本，首先是对党国超凡的政治忠诚，其次是机缘和勤奋。按照代际思想特性，李泽厚将包括他自己在内成长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视为“解放的一代”， 在近现代几代知识分子中最缺乏创造性。在他们之前，“辛亥的一代”寻求对中国传统模式的解脱，“五四的一代”呼唤新的社会模式，“大革命的一代”为各种新模式建功立业，“抗战的一代”继续扩大新模式的构建，而“解放的一代”则是“接受模式”的一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满怀天真、热情和憧憬接受了革命，他们虔诚驯服，知识少而忏悔多，但长期处于从内心到外在的压抑环境下，作为不大”。 陈子明更将胡锦涛、温家宝这一群领导人概括为“辅导员一代人”，他们在大学时代无缘接触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瑰宝，因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已被党国当成“资产阶级伪科学”来取缔；他们最初的职业生涯是政工干部，而政工干部的标准角色是“传声筒”，根据文件照本宣科，政治创意非其所长。
但是，胡锦涛、温家宝等人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资源还有很重要的另一面。 他们来自平民、有“亲民”的冲动而没有“太子党”圈子那种与生俱来、司空见惯的狂妄与骄横；他们起于基层，对中国民间疾苦有切身的体验,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不太愉快的经历使他们对专制的祸害也有切肤之痛；胡锦涛、温家宝是“胡、赵新政”时代起用的新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意识和民主法治理念曾是激励他们开拓进取的思想养料；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毕竟是“读书人”，有机会在“后共产主义”时代补充营养，获取新的思想和知识资源、进行新的政治思考，而且不再受“草寇英雄”那一代人的制约。胡锦涛、温家宝等人在思想发展与政治行动方面都有很大的空间。
胡锦涛、温家宝执政以来在思想观念方面的进步不可低估。“口号治国”是中共党国的特色之一。胡锦涛、温家宝执政以来同样提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口号，诸如“两个务必”、“三个贴近”、“以人为本”、“保持先进性”、“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八荣八耻” 、“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四个坚定不移”，等等。这些口号，多是老调重弹、了无新意。看似新鲜的“新三民主义”，也只是“为人民服务”那一口号的具体化，而且正如朱厚泽所指出的那样，不落实“权为民所授”，“新三民主义”难免流为空谈。 但是，胡、温当局的一些观念和言论，确实突破了马列主义的框架，为实现宪政民主的政治转型构建思想基础。例如“以人为本”的观念，既与中国传统中的健康思想接源，也为中共严厉打击过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彻底翻案；“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将中国传统中的“和合”理念与现代的“民主法治”结合起来，彻底颠覆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人权入宪”，以及温家宝在多种场合赞赏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普世价值，更表明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已没有官方意识形态的障碍。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温家宝2007年3月16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指出“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在2009年3月1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再次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
令人遗憾的是，胡锦涛、温家宝并没有将这些先进理念落实为政治行动。胡锦涛、温家宝执政以来的一些举措，特别是那些改善民生的举措，被称为“胡温新政”，虽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但基本上是好施小惠、不行大义，即使在关注民生方面也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及户口歧视问题、没有及时建立全民社会保障制度。他们不行大义，也不完全是因为没有胆量。胡锦涛是一位深藏不露而又“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权争高手，世人当无疑义。由于江泽民及江系势力虎视眈眈，胡锦涛在第一任期的五年时间内主要是与江系势力争夺地盘、巩固权力，这完全可以理解。他靠两大秘诀，一面因势利导，一面以柔克刚，顺利接班之后又有惊无险、有条不紊地迫使江泽民、曾庆红彻底出局，使曾经不可一世、咄咄逼人的“上海帮”彻底解体。身为“弱主”而能一统江湖，韬略实在不寻常。胡锦涛“储君”十年，有充分的时间思考上台秉政之后的政治作为；以他的历练与心智，他当然知道走向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既是世人对他的期待，也是他确定其历史地位的必经之路。那么，为什么胡锦涛掌权以来在政治改革方面无所作为、不得要领？他在剩下的执政期限中是否有可能炼成大智大勇，最后一搏、石破天惊？
胡锦涛至今在政治改革方面选择无所作为，可以归因于邓小平、江泽民留下的沉重包袱和权贵集团的牵制。陈子明运用传统的左、右范畴，将现代中国的政治势力划分为两大阵营、四个派别。两大阵营即“宪政阵营”和“专政阵营”。四个派别是“宪政阵营”的左右两派：即以自由民主主义为思想支柱的“宪政右派”与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宪政左派”；“专政阵营” 的左右两派：即以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为思想支柱的“专政左派”和由“党官僚集团”为核心而倾向于威权主义的“专政右派”。并且指出当今中国政局是“专政右派”大权独揽，“宪政右派”与“宪政左派”结成联合阵线争取宪政民主，“专政左派”妄图卷土重来。 常规下的现实力量对比，确实不利于宪政转型。由于邓小平、江泽民选择的“改革”路径，是以镇压和收买双管齐下来维护党国体制，并使党国体制寄生于国内市场经济和国际市场经济。中国 “权贵资本主义”和权贵集团得以形成，并足以左右中国政局。
更为可悲的是，邓小平、江泽民居然认为他们在走“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缺乏必要的理论修养，所谓“邓小平理论”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些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的策略。在那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特别关于“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具有全局性的理论问题上，邓小平混乱不堪、一派胡言。既然将实践确定为检验真理和社会理论的标准，岂能继续将实践证明早就过时、而且给人类带来奇灾异难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华民族发展的指导思想；既然“粉碎四人帮”的正当理由是“四人帮”推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迫害忠良清洗异己)，那么，自己掌权的时候便没有理由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继续迫害忠良清洗异己；既然承认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既然承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与民主针锋相对的“党的领导”（一党专政）就应该被抛弃和革除，更不能把北朝鲜、古巴、中国、越南等这类既非常贫穷而又反民主的国家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既然承认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违反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平等交易等原则的“国有制为主体”（行政垄断）就应该被废除而不是搜刮民脂民膏来维持；既然将经济发达和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指标，那么，就必须承认经济发达和共同富裕的欧美发达国家是中国应该学习的社会主义榜样，就必须革除与提高效率共同富裕等目标背道而驰的等级专制的权力结构和由这种权力结构造成的“权贵资本主义”，而不是祭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破旗来自欺欺人。
党国权贵集团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后面维护和扩大他们的特权。这个权贵集团，格外平庸并具有整体的惰性。他们沉迷于荣华富贵，不见棺材不落泪，非得等到危机总爆发之时才仓皇失措、临时抱佛脚。他们的这种平庸和惰性，甚至严重地感染了中国学界。依附于权贵的秘书智囊班子及御用学者们，选择的是充当权贵集团的忠实奴才以便邀功领赏的人生道路，基本上体现着权贵集团的意志，想方设法为推延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政治转型寻找“合理性”。本来，稍有头脑的人都会知道，通过自上而下的变革，以“和平演变”的方式走出专制体制，成本最低、代价最小。这种变革使朝野双赢，即使对于权贵集团来说也是收益大于损失。那些已经积累了一定财富的达官贵人们，优先考虑的利益应该是在充分保护私人利益的宪政安排之下，得到生命财产的永久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机会，避免在暴乱和革命中玉石俱焚。宪政的游戏规则是：以谈判妥协的文明共识取代野蛮残暴的斗争哲学；政治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而是讨价还价的利益博弈；在朝者不再将持不同政见的人士赶尽杀绝，在野者与当权博弈时也处处留有余地；以民意和选票为依据的政权轮替是天经地义，不同政治见解的人们都绝对尊重竞争对手和选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苏联、东欧、台湾、南韩、墨西哥等一党专制政权都经历“和平演变”走向宪政转型。然而，中共党国权贵集团以及其豢养的御用学者们，恰恰将此“和平演变”视作洪水猛兽，认为那是一条导致执政党垮台和经济崩溃的道路。他们将这些政权的“和平演变”视为失败案例，将这些政权促进“和平演变”的政治领袖视为“反面人物”，研究各种方案、采取各种手段，“将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堵死中国通向“和平演变”的康庄大道，固步自封、划地为牢，其昏庸无以复加。由权贵集团左右的“集体领导”，确实从体制上妨害除旧布新、越出常规的政治进步。
不过，除了权贵集团的牵制，胡锦涛、温家宝迄今没有启动实质性的政改，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身的认知障碍。常见的一种观点认为，胡、温最高当局“一切都知道”。他们处于权力中枢，对现存体制触目惊心的倾轧内幕，对诚信缺失和官场腐败的程度，对失业严重、两极分化、能源枯竭、生态崩裂、民怨沸腾、以及部分少数民族离心离德和弱势群体挺而走险这些深层危机，他们所了解和掌握的信息要比普通人多得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仍然存在严重的认知障碍。造成严重认知障碍的根由，主要有两。一是信息渠道受到层层阻塞和过滤，所得信息严重残缺失实；二是长期的党化教育造成大脑信息处理机制的混乱，特别是本能地敌视和排斥那些对带来思想飞跃必不可少的异端信息和知识。
胡、温等人的认知障碍同时表现在实用层面和价值层面。其一，在效用层面，他们荒谬地将专制统治当作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例如，在镇压六四民运、镇压法轮功等问题上，他们至今依旧坚持的论证理路是：镇压之后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证明镇压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而近代以来人类历史所昭示的基本事实和基本道理是，专制统治并不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众多自由民主国家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利用民主机制和民主协商，能够以更小的代价和更低的成本取得更长久的社会稳定和更平衡的经济发展。确实有个别民主国家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方面不尽如人意，但在那些国家实施专制政治，境况只会更糟，亚、非、拉专制政权造成社会动荡、经济破败和人道灾难，例子不胜枚举。而且，这些年来促进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机制，绝不是因为继承了毛泽东时代将国民经济引向崩溃边缘、将全民引向赤贫至愚（犹如今日北朝鲜那些“革命干部群众”）的专制政治，而是因为张开双臂热烈拥抱市场化和全球化。正直的经济学家们充分肯定中国拥抱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积极成果，并诚恳尽早进行配套的民主化改革，以便及时转变负面太大、难以为继的原有经济增长方式，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来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二，在价值层面，胡、温等人还没有实现从“专政”观念到“宪政”观念的的更新和转变。他们一方面大谈特谈“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大谈特谈“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另一方面又继续奉行““只准官家放火火、不许民间点灯”的强盗逻辑，依赖宣传部、国保、国安等专政机器强化“报禁”和“党禁”，越来越精致地严密打压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 据传胡锦涛曾在2004年9月中宣部的一篇文件上批示：“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 他们没有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角度去看待公民的“异端”行动，没有体认游行示威、集会结社、发表政见和宗教信仰，都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没有体认游行示威、集会结社、发表政见和宗教信仰，都是正常的现代社会必须容忍或鼓励的正常举措，没有体认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是社会稳健和成熟的基本标志。他们反而认为，政府有合法权力随意使用武力镇压和剥夺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基本自由。公民行使宪法载明的公民权利被当成犯罪，违反宪法剥夺打压公民基本权利反倒理直气壮。在党国体制和党文化的话语系统中长期浸淫而造成的逻辑混乱和思想失常，实在可悲可叹。
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论定胡锦涛、温家宝已没有克服认知障碍的可能。他们的很多同辈人，无论体制内外，都是在这几年才接受和认同自由主义思想、接受和认同人类普世价值。戈尔巴乔夫的思想转变其实很晚，他一直人到中年都不过是“党文化”的可悲牺牲品而不知自尊自爱。只是掌握最高权力以后，有机会得到更多的信息，才逐步认识到一党专政是死路一条。他形程了“新思维”并依靠“新思维”使苏联走上了告别一党专政的不归路、从而也使世界脱离了从冷战走向核毁灭的险境，而成为名垂千古的伟人。（只有站在极端狭隘的一党专政立场才会将戈尔巴乔夫当作反面人物）。温家宝近两年来的突出表现，耐人寻味。温家宝2008年3月18日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结束时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改革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这就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和献身精神。解放思想和改革创新，如果说前者是因的话，后者就是果。5年前，我曾面对大家立过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今天我还想加上一句话，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他所引述的王安石名言，如做深度解读，意味深长。“天变不足畏”，可以解读为不怕变天，不怕 “党天下”的红色江山改变颜色；“祖宗不足法”，可以解释为马列主义和党国体制的祖训可以不必遵循；“人言不足恤”，可以解释为面对任何反对改革的言论都义无反顾。
结论
一党专政的垄断性权力结构是当今中国的病灶。贪污腐败是因为一党专政的垄断性权力结构创造了寻租机会而又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制约以权谋私的行为，两极分化是因为社会权力结构使权势集团赢家通吃而弱势群体承担代价求告无门，能源枯竭和生态底盘破裂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竭泽而渔而没有有效制约。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给部分人带来对专制主义的幻想，但从过去到现在都不断地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一党专政，绝不可能将中国带进天堂；由暂时的特殊因素来支撑而不符合可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之要求的经济增长，以贪污腐化、社会不公、道德失序和生态失衡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绝不可能将中国带进天堂。一党专政的垄断性权力结构是在全球范围内被时代抛弃了的一种落后体制，它只是寄生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肌体上苟延残喘而已。
中共面临两种前途，一是自我转型而获得新生、一是因循守旧而被历史淘汰，两者必居其一。宪政转型的动因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客观危机的催迫，也就是原政权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而不得不改弦更张、被动应对。这种危机往往是由某一突发事件引发而形成全面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另一类动因是主观认知和判断，也就是最高领导层深刻地认识到现存体制所面临种种深层次问题在缺失合法性的现有体制框架内根本无法解决，必须改弦更张、建立新的制度，一劳永逸地解决合法性危机、化解爆炸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当今世界一百二十多个民主政权，包括原苏联东欧各国及台湾，都是从专制政权转型而来。处于“专政党”的决策者作出主动自我转型的选择，他们所代表的不再是这个党的眼前利益，而是广大党员们和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
在普遍“犬儒化”的后极权主义环境中，中国宪政民主改革所面临的前景是动力不足、阻力不大。“专政党”给掌握实权的党政干部带来荣华富贵，因而宪政民主改革的动力不足；由于共产主义价值理念的沦丧，宪政民主改革的阻力并不大，那些党政干部不会带着愚忠与旧体制共存亡（原苏联东欧的转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那些党政干部们所担心的只是可能产生的动乱使他们失去已经到手的权益。但是，宪政转型不仅不是动乱，而且是真正有效地防止动乱的不二法门。除了领导层的历史功名，党政干部的“既得利益”也会在和解共赢、宪政转型中得到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多种补偿，换取充分受法律保护的生命财产安全、充分受法律保护的各种自由权利、能够充分展现个性和才能的公平竞争机会、能够凭良知活出“真性情”的人格升华。2003年以来此起彼伏的各阶层民众“维权运动”，以及2008年12月10日民间合力推出的《零八宪章》，最清楚不过地标明中国民间已经做好了宪政转型的一切准备，党国执政当局何不顺水推舟？
注释：
《回看改革开放三十年》，http://www.redculture.cn/redroad/24/01/2007.
朱学勤：《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总结》，http://www.tech.cn/data/19/12/2007;
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http://www.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21/02/2008；
徐友渔：《改革开放30年》，http://www.tech.cn/data/detail.php,1/6/2008；陈子明：《“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亢奋到疲顿》，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14/06/2008
吴国光：《改革的终结与历史的接续》，《二十一世纪》，2002年6月号，第4-13页。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2/18/content_10524481_3.htm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7页。
参阅金雁：《十月革命的真相》，http://www.tech.cn/data/11/11/2007/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三卷，第634-635页。
同上，第623页。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522页。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俄国《独立报》1999年11月30日首发，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期译载。
Bertrand Russell,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 London and New York: Unwen, 1920,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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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London, 1957.）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1995年8月10日答记者问。转见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8年版，第720页。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中国即将崩溃这一观点的代表作，参阅Gordon G.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中国即将民主化这一观点的代表作，参阅Bruce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中共政权将继续生存下去这一观点的代表作，参阅Andrew Nathan, ‘China’s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4, no.1,January 2003, p.6-17;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4-45. 有不少人将前苏联和东欧那些经历了民主化变革的国家都称为后极权社会，不足为训。
同上，p.46-51
徐贲：《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当代中国研究》，第12卷第4期，2005年冬季号，第4-26页。
参阅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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