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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施英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点击数： 348 更新时间：5/17/2009 8:11:19 AM

5月14日，赵紫阳秘密回忆录一书英文版在香港问世，书的英文名字为《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日志》（PrisoneroftheState：TheSecretJournalofPremierZhaoZiyang），而中文版书名《改革的历程》也即将由鲍彤之子鲍朴主持的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赵紫阳秘密回忆录在六四二十周年到来之际出版，成了爆炸性的新闻。香港和世界各大媒体纷纷抢登回忆录的片段和摘要，回忆录新闻占据了各大报纸、杂志、电视、电台和网站头条。同时，鲍彤等中国政治敏感人士成了各媒体采访的重点。学者、专栏作家和六四相关人士，也纷纷撰文，高度评价赵紫阳的回忆录，认为赵紫阳揭开了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内幕。邓小平通过六四武力镇压，将赵紫阳等党内政治改革力量完全清除。
赵紫阳的回忆录不仅揭开了六四镇压的内幕，也将中国改革的历程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邓小平并非中国真正的改革者，赵紫阳等才是中国改革的建议者、实施和推行者。回忆录也揭示了赵紫阳怎样从一个中国改革者转变为宪政民主主义者。许多评论人士看到赵紫阳回忆录的片段之后，认识到《零八宪章》的目标实际上也是赵紫阳的目标。
赵紫阳回忆录的出版发行是六四的最好纪念，随之而来的纪念活动，在海外会激动人心；而在中国大陆，当局对赵紫阳回忆录出版惊恐万分。一方面在海关加紧盘查，防止回忆录流入大陆，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网络封锁，所有关于赵紫阳回忆录和六四相关的文章，都严密封杀。与此同时，为防止国内因纪念六四发生事件，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进行严密监控，甚至不惜实行反复抄家、传唤、拘押等手段。
●赵紫阳回忆录片段
赵紫阳录音片断
一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六四"悲剧三年后，我记下了这些材料，这场悲剧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这场风波的积极分子，除少数人逃出国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复审问。情况现在应当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
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上很大的热点，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学生们要和共产党作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呢？提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学生不提物价问题，可见学生们知道物价问题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价问题动员群众，实际上要反对、否定改革。可见不是这种情况。
第三，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然，那么多人的行动，总有极少数人混在人群里面攻打解放军，但那是一种混乱情况。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窜犯乘机闹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难道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广大市民、学生的行为吗？这个问题到现在应当很清楚了。
二
以上几点，就是说明198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耀邦辞职以后，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而我如何顶住这股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围，尽量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处理人、伤害人。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的问题。
反自由化以来，一些老人们劲头很大，极左势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邓小平一向主张对党内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严肃处理。王震等其他几位老人也是如此。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更是想乘机把这些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尽量少伤害一些人，保护一些人，即使没法避免也力求伤害得轻一些，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一开始，在制定中央四号文件时，为了少伤害一些人，对如何处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错误的人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文件提出：需要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只是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屡教不改而影响很大的党员，并且应经中央批准。还指出，对有些持系统错误观点的人，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采取和缓的方式。我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和其他场合还讲了在思想文化领域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指出包括有这样或那样片面错误观点的人都要团结。我还指出，在从事思想理论文化领域工作的党员中，既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热心改革开放，而讲了些过头的话，出格的话。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条主义，也不要把后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团结的人。我当时有意识地强调反自由化时把有点自由化错误的人和有点僵化保守的人，都说成属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或少伤害人。
三
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究竟应该给个什么说法呢？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该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义；一种说法是，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发展就搞社会主义，现在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这两种说法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必然会在理论上引起很大争论，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乱。特别是这样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过，搞得不好会使改革开放事业遭到夭折，因此不能采取。我在1987年春季考虑十三大报告时，很长一个时期就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在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既承认、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于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
四
也许有人会问，你过去在地方工作，怎么对经济改革发生兴趣？我认为中国经济必须改革，虽然那时我也看过一些东欧经济改革的书，但出发点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哪里，开始也不是很清楚。总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来北京后，我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明确地不是为了追求价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经济发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国找到一个如何解决人们付出了劳动，而能得到相应的实惠的办法，这就是我的出发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2-3%就不得了了，而我们经常增长10%，但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至于怎样找到一条路子，我当时观念里没有什么模式，没有系统的主张。我就是希望经济效益好，有这一条很重要。出发点就是经济效益好，人民得到实惠。为了这个目的，摸索来，摸索去，最后就找到了适合我们的办法，逐渐走出了一条路。
五
总之，当时有两部分，一个是计划体制外的市场经济，一个是计划体制内的计划经济。我们一方面扩大计划外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逐步缩小计划经济的比重。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情况下，势必是此消彼长。计划经济缩小减弱，市场经济就得到扩大和加强。当时市场经济部分主要是农业、农副产品、轻纺工业、消费品工业，而属于生产资料的，基本上掌握在国营企业手里。一个消费品，一个生产资料，如果控制生产资料生产的企业不削弱、不缩小，不分出一部分投入市场，新生长起来的那一部分市场经济就无法继续；如果生产资料生产的那一部分，一点也不允许自销，一点也不允许进入市场--如果把小煤窑、小水泥也都统管起来的话--那新生长的市场经济将会因缺乏原材料而遭遇到极大的困难。所以十几年来对计划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国有企业机制的改革，尽管都没有触动根本，但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个意义上看，它起了不可忽视的良好作用。
六
当然将来哪一天也许会出现比议会民主制更好、更高级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基于这一点就可以说，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行议会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七
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顾虑很多，很多无名恐惧，给要做这些事的人带了很多帽子。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与外国人的关系，总怕丧权辱国，怕自己吃亏，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我常给他们讲这个道理：外国人到中国投资，他们本来就很多顾虑，我们的政策这样不稳定，应该说有很多风险，要怕的应该是拿钱进来的外商，我们中国政府有什么可怕的呢？
●海外媒体对赵紫阳回忆录出版发行的报道
▲美国之音（VOA）5月15日报道：赵紫阳录音回忆录在海外出版

海外出版记赵紫阳录音回忆录
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前夕，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被秘密运出海外，并结集出版。有关专家指出，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对中国和西方来说都是极其珍贵的史料。
现在居住在北京的前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在听了录音之后，认定是赵紫阳的声音确凿无疑。
据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何宗安发来的报导，这段录音长达三十多个小时，是赵紫阳在被软禁期间秘密录制的。后来录音带被辗转偷运到国外，并且由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翻译成英文出版。
*赵紫阳：不想当一个对人民开枪的总书记*
新世纪出版社的出版人鲍朴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在录音中的某处，赵紫阳说他不想当一个对人民开枪的总书记。你可以想象当他六月三号晚上听到枪声时候的心情。文字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你听到声音，听到一个老人本人的声音，你无法想象那种震惊以及给你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为海外学者了解二十年前的六四悲剧，提供了新的史料。赵紫阳在录音中对六四提出了三点疑问。赵紫阳说："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
赵紫阳还问道：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赵紫阳还说：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
赵紫阳在录音回忆录中还提出问题说：第三，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
*录音带的真实性得到赵紫阳女儿的肯定*
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刚刚得到的消息，赵紫阳的女儿王燕南也肯定了录音带的真实性，但是对录音带的内容不作任何评论。王燕南还表示，她母亲梁伯琪病况近日转差。赵紫阳的夫人梁伯琪今年九十岁，1940年和赵紫阳结婚。据王燕南说，赵紫阳2005年去世的消息，由于家人怕刺激老人，一直没有告诉她。
王燕南还澄清外界所传的赵紫阳过世前温家宝曾经去医院看望赵紫阳的消息不实。
据海外媒体报导，这本书的出版是秘密进行的，直到出版前的几天，才公布了有关消息。
*录音回忆录的出版是鲍彤的主张*
海外媒体援引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原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表示："赵紫阳留下了一套录音带。这是他的遗言。赵紫阳的遗言属于全体中国人。以文字形式公之于世是我的主张，事情由我主持，我对此负政治上的责任。"
海外媒体还引述鲍彤的话说，赵紫阳的家人对这本回忆录的出版并不了解。如果当局要追求出版这本回忆录的政治或法律责任，他将承担一切。
六四后，鲍彤被关押了七年，是六四事件后被关押的中共级别最高的官员。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则一直被软禁，直到2005年去世。
六四事件20年以来，经过历届中央的审查，原先强加在赵紫阳头上"分裂党"、"支持动乱"的罪名都无法成立。据香港动向杂志透露，中共内部有一个《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三十条）的报告，因为高层意见分歧以及无法自圆其说，从来没有对外公开。这也是海外第一次获悉有这份报告的存在。
*海外媒体和人士高度评价赵紫阳回忆录*
英国泰晤士报高度评价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泰晤士报》说，赵紫阳的回忆录为外界了解当时中央台领导层的深刻分裂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赵紫阳录音回忆录的公开将会激怒今天的中共领导人，因为赵紫阳认为，如果中国要避免未来再次发生流血屠杀，实行多党政治，新闻自由，独立司法制度等实行议会式西方民主是至关重要的。

海外中国问题观察家表示，赵紫阳录音回忆录的问世，无疑是纪念六四20周年的一个重大事件。出动坦克上街并向民众开枪以及赵紫阳的冤案，是中共执政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尽管中国当局一直试图淡化六四，从反革命暴乱到春夏之交的异常风波，到更加中性的六四事件，但是中共领袖直到赵紫阳被软禁去世，仍然不敢还给他一个清白。香港动向杂志认为，赵紫阳用自己的生命，给出了这个说法。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15日报道：赵紫阳回忆录引发香港媒体多重反应
六四事件20周年前夕，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新书，引起社会和媒体关注。香港主要媒体星期五都做了详细报道，舆论认为，赵紫阳的回忆，让更多的人了解事件真相，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赵紫阳生前的口述录音整理而成的回忆录出书的消息，星期四下午就在香港传开，电子媒体以最快速度发出新闻和评论，引起各界的关注。星期五一早，香港的多家报纸跟进报道，其中明报和苹果日报，还都辟出大篇幅的专版，香港的三家电台和多家电视台，也继续对此做了多角度的深入报道。而赵紫阳说的"不做镇压学生总书记"一词，更成为许多报章的标题。同属一个媒体集团的东方日报和太阳报，都刊登了相关新闻，并刊出了赵紫阳回忆录英文版封面的彩照。香港财经类报章信报，也用半个版进行报道加评论。各媒体对赵紫阳回忆录的报道取态，各不相同，星岛日报的报道，不足六百字，处理方式，也属罕见。不过，香港亲中媒体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及凤凰卫视，对这一新闻，只字未提。
信报的一篇报道说，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挑战外界对邓小平的传统评价，赵紫阳承认，若没有邓小平支持，经济改革便不能落实，但他形容邓小平只是"慈祥的教父"，而非"事必躬亲的工程师"，大部分的关键政策和变革理念，包括取消农业公社制度、定立中国以出口带动增长的成功模式、以至作出意识形态微调，以使共产主义包含资本主义元素，推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均由赵紫阳提出。
强烈要求北京当局平反六四的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星期五对本台表示，回忆录也让人们重新认识邓小平："一般人都说他在经济上改革有功劳嘛，现在看来功劳也不大，而且六四这个事情（镇压）主要还是他决定的。所以现在在六四20周年的时候，赵紫阳回忆录音的发表是很重要的，使大家进一步了解六四事件是怎么样一件事"。
香港苹果日报当天在头版报道了赵紫阳回忆录的部分内容。标题是，"六四前夕英文版率先发售，赵紫阳口述痛史"。该报的评论认为，要为这场悲剧及血腥镇压负责的是北京当权者，是下令向学生平民开枪的邓小平及一众中共元老、高层。这段历史如此证据确凿，怎么能遗忘？怎么该遗忘呢？六四镇压也令中国的发展走上了歪路。赵紫阳先生说的很坦白，不实行议会民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中国就不可能变成健康、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并会衍生大量腐败现象。过去二十年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贪腐问题，出现从陈希同到陈良宇的大量贪官，都是六四镇压扼杀政治民主化的后遗症。
在香港人的网络论坛"高登讨论区"，网民纷纷转载相关报道，许多人也提出诉求，大部分是希望大陆早日进入民主社会的行列。
曾在八九民运期间起草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中国向何处去？》的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博树博士认为，这次所披露的内容，包括前两年宗鳯鸣整理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都能够证明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前领导人，在反思一党专权体制的弊端、反思中国民主化应该走的道路、反思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在这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还是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材料"。
中国破产法专家曹思源表示，虽然还没有看到这本书的中文版，但是相信这本书，可让人们了解到六四事件的各个方面："作为一般而言，读物多一点，起码从不同角度上，能反映一个复杂事物的各个方面，从这个意思上说，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15日报道：中国当局对赵紫阳录音自述保持沉默
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被软禁期间，秘密录制的自白公开后，引起海外极大的回响。赵紫阳的家人对录音编辑成书表示欢迎，而中国当局就保持沉默，大陆主流媒体亦无任有关的报道。策划事件的赵紫阳秘书鲍彤认为，当局的沉默反映他们内心虚怯，他亦做好被当局打压的准备。有维权人士认为有关的书本在当局的禁制下，无法在大陆广泛流传，建议发行电子版。

即将出版的《改革历程》一书的封面。
赵紫阳的女婿周五对本台粤语组表示，在此之前，家人亦知道有录音带的存在，但出书一事只是从海外的网站获悉，家人对此表示欢迎。他说：在大陆出是无这样的条件，在海外出我们觉得也是好事，可以让更多人了解他的想法，目前未看过该书，但我们相信将来能看得到。
赵紫阳的录音自白周四公开后，中国当局至今仍未有任何回应。策划事件的赵紫阳秘书鲍彤周五对本台粤语组表示，当局的沉默显示他们虚怯，缺乏信心。他说：无声无息，我也无看到媒体有任何报道，就好像没有六四一样，以沉默来对待，就是说明他们非常虚弱，对自己无信心，我希望他们能像正常的人一样，明确表示他们赞成或反对的态度。
鲍彤说，事件在海外广泛报道后，当局暂时未有向他施压，但他已做好被打压的准备。他说：一切如常，虽然仍受到监控，但我还是自由的，无找我谈话，但我当然做好准备，怎样对我也以，如果他们这样做，无非是创造另外一条新闻，但我想他们无需创造一条新的新闻，有何好处呢。
浙江网络维权人士昝爱宗表示，他是从海外网站获知有关的消息，大陆的主流媒体并无任何相关的报道。虽然当局无作出任何回应，但他相信内部会发出指引，查处有关的书籍。他说，主流媒体，包括网站、电视台、报社都不会报道，但我相信内部有文件，对类似的书进行查扣，就说不符合大陆的法规，肯定有规定，否则他们怎知道查的是这本，不是那本。
昝爱宗建议发行电子版，因而可以在大陆广泛流传。他说：图书可以禁止在国内传播，但电子版可以无限传播，中国有三亿网民，那怕有几千万人看到已是好事。
参与编辑工作的鲍彤儿子鲍朴表示考虑有关的建议。他说：我当然希望看的人越多越好，电子版如何发行，由谁去发行是技术性问题，等书出来以后，我们再考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回应记者查询时表示该书不会获准在大陆销售：国外出的书不能在国内卖，就是这样规定的。入境时携带亦会被海关查处。
该书的英文版《PrisonerofTheState》已有书局偷步率先销售，而中文版《改革历程》已确定于本月29号于香港出版。
▲香港明报5月16日报道：中央审查赵紫阳文件首曝光：列30"宗罪"
根据中共已故前总书记赵紫阳生前录音整理的回忆录、即将出版的中文版《改革历程》，首度披露中共内部就30条问题审查赵紫阳的文件--《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因无法自圆其说，该文件从来未对外公开。
从这份文件中可以看出，八九民运期间，中共高层内部就对《人民日报》"4.26社论"存在重大分歧，赵紫阳等人一直坚持要修订该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而邓小平为首的一派则坚持不肯退让，直到北京实行戒严，赵已被实质夺权后，仍然尽最后的努力，希望力挽狂澜。
六四事件后，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李鹏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指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全会据此撤销他的所有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赵促改变"4.26社论"定性
李鹏的报告及对赵紫阳审查的结果一直未对外公布，在录音回忆录中，赵紫阳质问：审查3年，既然要结束，为什么不公布审查的事实？实际上就是害怕。他又指出，1990年6月21日，处理其专案的审查组长、中共元老王任重把审查他的30条问题文件交给他。赵紫阳说，"这30条且不说其中有许多与事实有出入，即使全部是事实，我看也不能根据这30条作出他们给我的结论。"
这份首度公开的文件，对1989年5月以后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有详尽描述。其中透露，1989年5月17日下午，当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调军队进北京实施戒严后，赵紫阳立即签发辞职信，被时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劝阻后，赵于次日（18日）收回辞职信，但他仍然写信给邓小平，继续要求改变"4.26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
5月19日晚，赵紫阳缺席宣布戒严的大会，他虽已"请假"，但仍未放弃扭转局势的努力。5月21日，他批准全国人大常委党组的建议，致电正在外访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要他提前回国。当日上午，赵紫阳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说，学潮拖下去，旷日持久，结果难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当日赵紫阳又想"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根据其他史料记载，就在当天，中共元老已经开会，决定以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取代赵紫阳。
与邓小平等保守派交锋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病逝后，大批学生上街游行，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指学运为"动乱"，即著名的"4.26社论"。赵紫阳4月30日从朝鲜访问回国后，就一直围绕修改"4.26社论"的定性，与邓小平等保守派展开激烈交锋。
这份文件又披露，赵紫阳不满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4月26日停止《世界经济导报》发行并整顿其编辑部的处理，指摘他"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并当面对江说，"我不给你们压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们自己处理"。
欲借学潮推动政治改革
从文件中可见，赵紫阳曾想借处理学潮为契机，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如5月6日上午，他曾召集主管文宣的胡启立、芮杏文说，目前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看来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又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5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就以《改革要过市场关民主关》作为醒目标题。
▲美国之音（VOA）5月16日报道：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谴责六四镇压
中国政府血腥镇压示威学生的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到来几个星期前，反对镇压行动的当时中共领导人赵紫阳打破了沉默，在他去世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谴责了1989年的杀戮行径，并将此称之为一场悲剧。
*赵紫阳回忆录中英文版海外出版*
1989年，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5月的一天出面请求示威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此后他就消失在公众的目光之外了。当时他就知道他在和强硬派对手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了，那次露面之后不久，赵紫阳就被剥夺了权力。从那以后，他一直受到软禁，直到他2005年去世为止。
在赵紫阳生命最后的15年中，他想办法秘密地记录了30多个小时的谈话录音，这些录音最终被秘密带到海外。经过整理压缩，赵紫阳回忆录最终以中英两种文字于这个月出版发行。
*不想当对人民开枪的总书记*
鲍朴是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的发行人，也是赵紫阳前机要秘书鲍彤的儿子。他的出版社负责出版赵紫阳录音回忆录的中文版本。
鲍朴说："在录音中的某处，赵紫阳说他不想当一个对人民开枪的总书记。"
鲍朴说："你可以想象当他6月3号晚上听到枪声时候的心情。文字是一方面，但是如果你听到声音，听到一个老人本人的声音，那种震憾力，你是无法想象的。"
鲍朴说，赵紫阳显然希望提出自己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挑战中共官员谴责天安门示威者是反革命暴乱的说法。
*赵紫阳：举世震惊的悲剧*
赵紫阳向大权在握的邓小平提出请求，不要武力镇压在天安门广场的示威学生。当时示威延续了几个星期，参加的学生越来越多。
但是最终枪声响了。
赵紫阳说："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所以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赵紫阳听到的枪声是政府派出的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周围示威人群开火的声响，实际是在4号凌晨开始的。数以百计，可能数千人被夺走了生命。中国政府说过，这次示威的目的是要推翻政府，至今政府都没显示有要改变这种说法的迹象。
与此同时，赵紫阳以第一人称谈话的方式将为中共内部导致镇压决定的斗争提供更多、更直接的细节。
▲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15日报道：赵紫阳口述回忆录终见天日
近几天欧美报章有关中港台的报道和评论：
此间报章周五大都报道了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秘密口述回忆录辗转出境，30多盒录音带终见天日，五月由香港新世纪出版公司和西蒙与舒斯特公司分别出版中、英文版的消息。各报也都刊登了回忆录摘选。
权力斗争

《卫报》说，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谴责了动用军队镇压天安门示威学生之举，对89学运后一切民主改革进程陷于停顿状态提出挑战。
文章引述回忆录英文版一位编辑说，许多人以为赵紫阳在十多年遭软禁和严密监视、几乎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不大可能就89学运发表意见，但他这么做了，谁都不知道。这位编辑还告诉《卫报》记者，赵的秘密回忆录提醒人们，天安门学运并非一定要以流血的方式终结，也提醒人们那是一场最高领导层的权力斗争，跟"平息暴乱"完全不相干。
该报说，赵紫阳前秘书鲍彤在北京一家酒店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听了部分录音并确定口述者是赵本人。鲍彤说，这部回忆录将令中共深刻反思。他还认为现任高层领导有可能读这本书。
流传后代
《卫报》文章还引述回忆录中文版出版人，鲍彤的儿子鲍朴说，赵紫阳没有留下如何处理这些材料的说明，但很显然他希望自己对那段历史的看法能流传后代。他说，录音内容非常紧凑，录音前作了准备，编辑们认为赵可能早在1993年就有回忆录草稿了。
《每日电讯报》的报道说，赵紫阳的回忆录为历史学家提供了难得的内幕资料，使人看到中国处于历史转折关头时，中共内部高层是如何运作的。
《独立报》的文章说，中国是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所以北京的中南海围墙内作出的决定现在影响遍及全球，但外界对这一决策机构的运作毫无所知，而《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秘密纪事》可能结束这种情况。
该报报道说，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对此书高度保密，担心走漏风声，在新书书目上这本书书名是"无题"，作者是"匿名"。按计划下周二（5月19日）正式销售发行，但香港有部分书店不顾限令，抢先上架销售。
批评李鹏
《国际先驱论坛报》头版文章说，天安门时代的回忆录打开了中国政治紧闭的窗户。该报的报道不只注意到围绕89天安门前后的内容，还涵括了赵紫阳如何看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和他本人扮演的角色，他对包括李鹏在内的一些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直截了当的批评，还有回忆录问世过程等。

报道引述目前仍全天候受监视的鲍彤说，赵紫阳大约在2000年决定根据以前写的文字草稿，把回忆录口述到录音带上，31盒伪装成儿童歌谣或京剧的磁带分别由四位仍可登门见他的挚友秘密带出去，这些朋友录音时也在场。鲍彤说他自己大约在2007年知道了这些录音，并参与了整套录音的整理。
该报还引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专家林培瑞的话说，赵回忆录中直言李鹏及其手下"阻挠、抗拒和破坏"赵紫阳化解对峙紧张的努力，这样的直接针对个人的批评出自这样高级别的官员，是以前罕见的，且肯定会让北京的高层火冒三丈。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15日报道：法国报纸：九泉之下的赵紫阳回忆录问世
以"九泉之下的中国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为题的文章写道，八九六四民运被血腥镇压近20年之后，赵紫阳与世长辞四年之后，赵紫阳回忆录重新揭开天安门的疮疤。
曾被誉为中国戈尔巴乔夫的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因为拒绝向北京民众支持，在天安门广场上示威要求民主长达近两个月的学生们开枪，而被解除领导职务在造成数百人死亡的天安门被镇压事件之后，赵紫阳则被软禁直到四年前离开人间。
享年85岁的赵紫阳在人生的晚年竟然秘密地成功地为他本人和历史录制了口头回忆录。回忆录的声音获得赵紫阳生前助手秘书鲍彤的确认，鲍彤也从1989年在北京遭受软禁，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披露，当时已经不任职的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对赵紫阳的观点，邓小平亲自决定颁布戒严法，政治局并没有投票。
赵紫阳的回忆录名为"国家囚徒：赵紫阳的秘密日记"，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表示对民主议会制度的崇仰，赵紫阳还认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要有自由的经济，等等。解放报书评文章最后写道，如果能够知道赵紫阳当政期间就拥有这种可谓反革命的思想，还是在软禁期间的思考就更有意思了。
▲德国之声5月15日报道：赵紫阳"秘密录音回忆"出书：中国官方缄口不言
中国官方媒体周五对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密回忆录音出版保持沉默。
中国网站删除了对美国一家出版社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前夕出版相关英文版书籍的讨论文字。
《华盛顿邮报》此前在其网页上公布了该录音回忆的部分英文和中文稿，以及赵紫阳的原声。
这位因拒绝派军队镇压八九民运而被解职的改革派政治家在回忆讲话中赞同民主制、新闻自由和独立司法。
赵紫阳前秘书鲍彤通过其在美国的儿子将录音译成英语，并由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出书。
鲍彤日前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表示，希望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也能阅读到这本书并进行思考。
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人权与民运中心报告说，赵紫阳的女儿王燕南证实了这些录音带的真实性。（据德新社）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16日报道：法国报纸：天安门，动人心弦的赵紫阳回忆录
法国报纸关于与中国相关的消息，首先《费加罗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刊出赵紫阳回忆录得以出版的消息。该报以"天安门，动人心弦的赵紫阳回忆录"为标题，报道了天安门事件即将迎来二十周年之际，曾拒绝下令对青年学生开枪的前中共中央第一号人物赵紫阳撰写的回忆录即将出版的消息。
报道在开头写道：在其被深深埋葬的坟墓下，赵紫阳再一次拽了拽中国领导人的袖口。距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仅剩下三周之际，赵紫阳回忆录首次发表打开了一扇窗口。这部回忆录本身就可构成一部小说。在被排挤出领导层之后，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受到监视居住达十五年之久，直至2005年1月17日去世。
这部回忆录是通过三十多小时的秘密录音内容整理而成。录音带随后被秘密带离出境。相关内容的英文版本将于本月底出版。回忆录取名为"国家的囚徒"，由美国最大的图书出版公司之一，西蒙-舒斯特公司出版发行。
至于该书的中文版，则将由鲍彤之子在香港出版发行。作为赵紫阳的得力助手，鲍彤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曾经受了七年监禁之灾。根据鲍彤之子鲍朴透露的消息，赵紫阳并未留下具体旨意，仅希望通过事实驳斥官方的说法。
《费加罗报》在简短回顾了天安门事件的前后经过之后指出，赵紫阳见证的不仅仅是历史，他还希望对中国的未来发出信息，即：逐渐向西方的民主过渡。赵紫阳指出：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将无法控制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引发的后果。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16日报道：赵紫阳回忆录将出版自由派人士予以期待

鲍彤接受访问时手持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照片，要求政府平反六四，弥补过去的错误。（2009年4月27日法新社）
根据赵紫阳软禁期间秘密录制的38盘录音磁带整理成文字的新书，英文版《PRISONER OF THE STATES-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日志）》周四已有少量在香港的书店试售并迅速售罄，按照美国出版社的要求将于下周二正式全线发售；而中文版《改革历程――赵紫阳》也将在本月二十九日在香港出版发行。
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党内退休高干李锐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由赵紫阳亲自诉说的历史，尤其是至今在大陆仍是禁区的关于六四真相的部分，对中国现状与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当然赵紫阳的书出来有很大的好处，当代历史很不容易都出来，特别是赵紫阳已经去世了，如果都是他生前自己谈的很可靠的话，那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六四是很大的事件，现在已经叫做政治风波嘛！这个对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也好，对国家各个方面的影响都很大，现在在大陆这个问题是不让谈的，在香港这些地方人们还会出书可以谈。"
虽然书籍还没正式面世，但一直关注赵紫阳并呼吁为他平反的中共自由派老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希望能看到这本书。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的夫人荻莎说："这不是刚刚消息传来么？到底是个什么样，怎么个东西，大陆的人还都没有看见。我们都想买一本呢！你想办法能不能给我弄一本来？"
赵紫阳的回忆录详细讲述了中共高层对八九民运的决策，包括当年邓小平在闭门会议上称学生运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的内部批示其后被李鹏陈希同等人私下在人民日报上注销，这一4.26社论激化民众情绪，令原本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难以实现；而赵紫阳该呼吁冷静克制，用民主法制原则化解问题的努力也在89年5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被了邓小平的决策所打碎，书中回忆当时邓小平说："形势发展证实426社论的判断是正确的，学生游行无法消退是党的内部问题，就是赵紫阳的5.4讲话。现在要避免局势失控已经无路可退，决定就是军队开进北京戒严。"赵紫阳回忆当时心情说："我告诉自己，无论发生什么，将不能成为用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回家后更叫鲍彤为他拟下辞职信，其后在杨尚昆劝喻后收回。
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认为，赵紫阳对六四的回忆清楚地反映了老人政治和权斗致使对这场民主运动的所谓反党反政府的定性和随之的镇压，"他如实地披露了六四党内的那种尖锐的斗争，可以让现在的中国人了解中共的权力运作是怎样的。八九这场大的民主运动，导火线也是邓小平用文革手段打倒了胡耀邦造成的。而赵紫阳现在还在为学生讲话，当年他就已经完全接受了学生的七条要求，除了给胡耀邦平反没有具体纳入党的决议，人大准备开会，所以这一步步就促成邓小平先军管，六月二号就做出决定，两天，你们把天安门给我清了，就是武力镇压呀。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惊心动魄的党内民主路线和邓小平的专政路线的搏杀，那当然是民主派失败，因为民主派没有动员军队。"
此次出版的赵紫阳的回忆录还详述了他当总理和总书记时期一些重要政策及反思，以及他对中国民主的看法。赵紫阳称，邓小平所谓的民主"不过是空话"；他也披露早在八八年下半年，主张集权的李鹏、姚以林等人已经开始用谣言重伤他和家人，包括称他的子女以权谋私等以破坏赵紫阳改革派的形象。
曾在赵紫阳软禁期间，三度秘密对他进行采访的前新华社记者现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04年底出版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也收录了对赵紫阳的采访内容，其中就曾涉及他对六四和政改的回忆。这本当局禁书据称是赵紫阳生前阅读的最后一本书。
杨继绳认为赵紫阳回忆录如能面世将非常有价值，但不便多说："因为六四快来了，我们杂志有很大风险，我说了有影响，所以我不便说话。（鲍彤先生就表示期望这本书不成为大陆禁书，那么您有什么看法？）不可能，不可能不成为呀！鲍先生是乐观了，我觉得不可能的。（但是不是应该和江泽民的书一样有被出版权力么？）那他的书肯定比江泽民的书价值大多了，江泽民的书没什么价值，那是靠权力呀！没办法。我不好说话了。"

▲德国之声5月16日报道：赵紫阳秘密录音曝光：举世震惊的悲剧
"六四事件"即将过去20周年的前夕，赵紫阳秘密回忆录在其逝世4年之后，将在香港和世界其它地区与读者见面。赵紫阳曾经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1989年5月被罢免前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因为主张渐进性政治改革以及对当年学生运动的同情，赵紫阳本人也成了那场运动的牺牲品。在他口述的回忆录里，赵紫阳严厉指责中国政府并称，天安门镇压行为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下面是德国记者从北京发来的报道。点击下面的链接可收听赵紫阳部分秘密录音。
香港《南华早报》在头版的位置注销一幅赵紫阳的旧照，这张照片也是赵紫阳秘密回忆录"国家的囚犯"的封面照片。中国大陆估计不会出版这本书。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在大陆的禁忌话题，它是一部"六四"镇压的历史。1989年，中国发生了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反对党内干部腐败以及争取更多言论自由的抗议示威活动。6月4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武力镇压的手段，结束了这次抗议活动。直到今天，中国政治家一直都在为出动军队镇压事件做辩护，声称，那是国家免遭颠覆采取的必然而，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认为这样的说法是谎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出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然，那么多人的行动，总有极少数人混在人群里面攻打解放军，但那是一种混乱情况。北京市不少流亡、流窜犯和盲流分子趁机闹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难道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广大学生、市民的行为吗？这个问题到现在应当很清楚了。"
赵紫阳回忆录是由数年前的录音资料记录下来的，回忆内容录满了30盘磁带。这些磁带被友人带到国外。1989年时，赵紫阳身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力主改革，被认为是自由派人物。后来，他成了民主运动的政治象征。当他意识到，政府将不再容忍学生的抗议行为时，赵紫阳亲自赶到天安门广场，向抗议者发出了警告，"我想给同学们讲几句话。我们来的挺晚的了。你们批评是应该的，我这次也不是来请求你们原谅的。我只是说，现在同学们的身体到现在已经是非常的虚弱了。"
赵紫阳当年含泪对学生发表讲话的照片，曾传遍世界。中共总书记同情学生运动，对当时的政治局而言，不啻是一次丢脸的行为。政治局决定罢免赵紫阳，该决定在他在天安门对学生讲话的一天之后就已经下达。6月4日，当坦克机枪对准示威学生的时候，赵紫阳已成了一名国家囚犯。在严格的看守下，赵紫阳在自己的家中度过了镇压的那一夜，"6月3日，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幸免地发生了。"
中国政府动用一切手段，促使人们淡忘"六四"镇压事件。中国的教科书对此绝然不提，许多当年参与示威的人，今天仍然怀有顾虑谈论此事。直到4年前离世，赵紫阳不许离家出门。就是这样，在遭到罢免的冷寂之中，他将对当年镇压六四的记忆永远地记录下来。
●评论和采访
▲自由亚洲电台（RFA）采访报道：赵紫阳录音结集出书　专访策划者鲍彤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软禁中的录音即将结集成书，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鲍彤周四就此接受本台的专访。

图片：鲍彤近照（鲍彤提供）
记者：就赵紫阳的录音，听说您听过想问一下这个内容是怎样的？
鲍彤：这个录音是真实的，这个录音变成书，它所记录的材料是真实的。
记者：为什么现在出英文版，而不先出中文版呢？
鲍彤：这是我的安排，由于特殊环境而必须采取的特殊措施。如果先出中文版，被扼杀了就没有了。先出一个英文版，被国际社会认可，认为是真实的，那么中文版就不可能被扼杀。
记者：内容里面哪些您认为非常有价值？
鲍彤：内容主要讲三个问题，一个是六四，这是大家所关心的，关于六四的真相我想没有别人能讲得那么清楚透彻；第二个问题是改革，中国从一九八零年到八九年，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负责经济改革的时候真实的记录；第三部分就是关于中国以后的前途，赵紫阳提出一个结论，中国将来最好应该实行议会民主制，赵紫阳认为如果没有议会民主制，市场经济不可能成为完全的市场经济，必须要求议会民主制的配合。
记者：这些录音为什么这么多年以后才出版？
鲍彤：这是赵紫阳本身被软禁所决定，他自己尚且没有自由，他的声音怎么可能有自由呢？所以只有在赵紫阳去世了，他得到了自由，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的安排，令他的声音得以面世，公诸于世。这个虽然晚了一点，但终究出版了，我认为是个非常好的事情。
记者：过程里你们有没有受到什么压力？
鲍彤：过去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当然不会有什么压力，以后我相信如果他们是依法办事的话，应该不会施加什么压力。因为我知道江泽民是中共前总书记，他出版了自己的书，那么我想赵紫阳出版自己的书，他的合法性和江泽民是一样的，不比他少一分；中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赵紫阳的言论自由和江泽民的言论自由一模一样，所以我认为不应该有什么压力。赵紫阳已经去世了，现在出版这本书策划者就是我鲍彤一个人，如果当局认为要追究政治责任或法律责任的话，当然应该追究我的责任。但我也不担心，因为根据中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想我跟江泽民那本书的出版者同样是合法的；如果把我可以判刑、迫害，那么对江泽民那本书的出版者同样要判刑，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
我相信中国党和政府只要是依法办事的话，就应该给这本书以生存的空间。我希望它能更勇敢一点，让这本书的英文本以及中文本，当然现在都还没出版，都将在最近面市，它们出版以后我希望海关不作为禁书，如果要作为禁书，如果要扫黄打非，我希望把江泽民的书也作为扫黄打非的对象，我希望一律平等，这才表示这个政府这个党是在履行中国宪法第二条和第三十三条的精神。
记者：这本书出版以后，录音带的声音内容是否也会全部公开？
鲍彤：不可能，因为有一部分录音带是几个人的交谈，有人问紫阳回答，用这种方式处理的，为了保护录音带里出现的人免受株连。"株连"本来不是合法的名词，但是在中国它是潜规则，它是一种不成文法，六十年来株连罪及无辜这是一个中国政治的现实。所以为了这个问题，录音带无法公布。
记者：大概是哪几年的录音？
鲍彤：一九九三年赵紫阳作了充分准备写成文字材料，但是不具备录音的条件，他当时没有录音的设备，又不愿意家人卷入这件事情里面，所以九三年他准备了详尽的文字材料，七年以后二零零零年录音。这是我根据各种迹象做出的判断，如果将来有更新的材料我可以修改这一判断。
记者：这次出书他的家人有没有什么意见？
鲍彤：这件事情和他家人无关，和我有关，是我做的主张。不仅如此，赵紫阳当年他做录音的时候，都不让任何一个家人知道他在录音，当时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情况。
记者：六四二十周年之际推出这本书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
鲍彤：我知道有这个录音带的存在是去年的事情，各种工作使我不可能用更快的速度来设法出版，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安排他能够出，现在能出版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英国广播公司（BBC）专访：鲍朴谈赵紫阳回忆录出版

鲍朴：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赵紫阳完成他的遗愿
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本月将出版根据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口述录音整理成的回忆录。
总长近30个小时的录音带是赵紫阳在软禁期间录制的，他去世后被三位朋友秘密带出中国。
赵紫阳因为在1989年支持天安门学生运动而被迫辞职，随后被软禁在家，直到2005年去世。
赵紫阳秘书鲍彤在北京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他亲耳听过这批录音带，认定说话者是赵紫阳。
鲍彤的儿子鲍朴和妻子花了四年时间整理这些录音并翻译成英文，使之出版。
鲍朴周五（5月15日）接受了BBC中文网的电话专访：
鲍朴采访录音
鲍朴：我在香港开一家出版公司，新世纪出版社。这是我们至今为止拿到的最好的一本书。
问：大家都很关心书的真实性，以您的整理经历，从磁带上的声音和来源渠道，您是怎么确认真实性的？
赵紫阳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讲话
鲍朴：首先从来源来说，没有拿到录音带之前，我们就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拿到以后，又听到他的声音，我们又接触到很多过去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对于这是不是他本人的声音毫不怀疑。
赵紫阳的录音片段
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把录音的一些片断放到媒体上去，赵紫阳过去是个公众人物，他的声音，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特别是媒体肯定有存档。那么，大家都可以比较。
问：从录音的内容，或者从给您拿到录音带的渠道那里，您是否知道赵紫阳录音的意图是什么，是不是将来要发表？
我们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他完成他的遗愿
鲍朴
鲍朴：你的问题问得很好，也就是说他有没有留下遗愿？就是说这份东西到底该怎么用？据我们所知是没有的。他去了，但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在他身后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用。

对我们来说，看到他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在非常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把这份录音完成了。对我们来说，毫无疑问，他要把他的经历在历史上留存下来。我们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他完成他的遗愿。
问：我们知道赵紫阳一直处在软禁状态，那么他是在什么环境下录的音？
鲍朴：具体环境我并不了解，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到他家里去，任何外人也很难接近。具体的录音条件我们只能想象，当局对他的监控，软禁和限制，实际上早是公众都知道的。而且在这份录音材料中，他也对当时的环境作了非常详细的介绍。
问：你选择在六四前发表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一定是有所考虑的。从这个录音内容上来看，无论是考虑六四的背景还是如今中国的现状，你觉得哪些是最值得我们今天关注和深思的？
鲍朴：我觉得这份回忆录的价值是毫无疑问的。它为当时的历史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如同填补了一段历史真空。
对于今天来说，对我们最有现实意义的就是关于对六四事件的判定。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我拿出的关于六四那部分的录音。他说，"六四事件如今都已经很清楚了。当时是我错了呢还是他们错了呢？"这个是非常有震撼性的。
他把这个事情重新提出来，让大家都想一想，都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当中去，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政府用那样的手段对付示威的学生，到底是不是合法的？是不是有道理的？到现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也没有说法。
问：当时赵紫阳在录音中提出这个疑问是什么时候的事？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形容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场悲剧
鲍朴：从录音的内容判断，他开始录音的时间是2000年左右，整个过程估计大概一两年就完成了。赵先生是在2005年一月去世的，估计接近2005年他的身体情况也不允许他去做录音这样的事了。
他还有提到，录音根据的是七年前他自己写的文字材料，而他提到的文字材料应该是在1993年形成的。
问：你现在掌握这些文字材料吗？有没有发表的打算？
鲍朴：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些材料的下落。
问：我们知道您的父亲鲍彤先生由于赵紫阳当时的处境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也坐过牢。这份有震撼力的东西出来，会不会对仍在国内的鲍彤先生造成不好的影响？
鲍朴：我想他很高兴看到这份材料被公开，不管对于我父亲还是我来说，所有的风险都是值得的，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这份东西一定要出版。
问：你父亲有没有或以怎样的方式参与了这次的出版工作？
鲍朴：我可以这样说，没有他的参与，这份东西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问：现在网络很发达了，多媒体时代了，你们有没有打算把这份录音在网上或以CD的方式全部公开出来？
鲍朴：我把希望寄托在你们媒体身上。我已经提供了语音的片断，另外文字的材料以出版的形式，你们媒体也做了大量的报道。
大家都做了自己能做的那部分工作，把这份东西能够保留下来，让人们能有机会看到它，回想一下当时的历史。
这份录音的内容，这份语音历史将来我希望最终能到一个能很好保存的公共机构去。我相信将来时机和各方面条件都成熟的话，会实现的。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15日采访报道：高瑜茅于轼评赵紫阳自述
赵紫阳软禁期间秘密録制的自白录音带，中国资深传媒人高瑜认为，此录音带是留给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遗嘱，经历软禁，赵紫阳变成了宪政民主主义者。另外，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认同赵紫阳提出的议会民主政治，他认为自由平等的社会，才能推动巿场经济。（海蓝报道）
中国资深传媒人高瑜表示，据她所知，赵紫阳曾留下遗言，希望此录音带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发表，所以其家人在此刻推出这本回忆录。她个人认为，赵紫阳留下的录音价值很高，这是经过他系统思考，有意留下来的遗言。至于其好友宗凤鸣与他的探讨，而编成的另一本赵紫阳回忆录，都是宗凤鸣事后追忆，肯定没有此录音带表达得清楚。
高瑜表示，赵紫阳在六四刚下台时，他还是新权威主义者，但经历十五年软禁，他受尽一党专政的迫害，使他真正的觉醒，成为一个宪政民主主义者。
高瑜回想六四事件，她认为当时赵紫阳在推动政治改革路线，他提出来要在民主法治上解决学生问题，他不是光说，而且有实践，他认真考虑学生的诉求，而且在政治局、常委会统统地研究过，所以被邓小平打倒。
高瑜又指，六四镇压，不只是一场学生运动，也是镇压党权力机关包括赵紫阳，所推动的政治改革路线。因此赵紫阳留下录音带作为他对后世的政治遗言。她说：这个英文稿出来了，我希望他能够尽快把它翻译成中文，因为赵紫阳所谈的问题，是他留给中国政治，实际上是他的政治考虑，他的政治见解，也是留给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遗嘱。
另外，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表示，就赵紫阳提倡议会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才会有健全和现代的巿场经挤，他个人也认同，因为好的巿场经挤国家，一定是民主法治国家，那些巿场经济搞得不太好的国家，他的民主法治有问题。他说：赵紫阳说的话，原因在什么地方，这个巿场经挤是平等自由人组成的经挤，没有民主，没有法治，就是人跟人不平等就是特权，这种巿场经挤是不好的巿场经挤，有的是贪污腐化。
对于赵紫阳对六四的言论，茅于轼表示，赵紫阳对中共当局对他的定论是不服气的，他提出这些问题，是想说到底谁是黑手，谁想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都是没有事实拫据的，很明显这是学生游行示威，六四是一场学生反对贪腐运动，中共为掩盖错误而镇压六四运动。
▲德国之声5月15日采访报道：采访李成：中共平反"六四"之日不会太远了
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回忆录将在六四20周年前夕出版，赵紫阳将六四天安门事事件称为一场悲剧。德国之声记者就过去20年中国政治改革进程采访了美国布鲁金斯学院外交政策专家、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李成教授。
德国之声：李成教授您好，六四过去二十周年了，二十年前有很多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为了他们当时自己的信仰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您觉得他们的这种付出对中国政治民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吗？
李成：这个积极作用，首先在短时间当中，应该说并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当时首先这个八九年民运，它并不会把中国带入民主社会。这个原因很简单，当时中国社会并不成熟，而且也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党派或者其他的组织来跟共产党相平衡。所以它的失败实际上是必然的。但是它是一个中国整个民族百年或者说更长时间民主过程中的又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历史会对六四作出重新的评价，而且是中国整个民主运动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德国之声：六四过去20周年了，您觉得现在是否已经到了对六四进行重新评价的时间了吗？
李成：我觉得可能还要一段过程，因为有很多当时在政府参与的人，他们还并没有完全退出去。第二个就是中国目前还有很多所谓不稳定的因素，从中国当政者的角度来看。还有就是实际上中国国内本身现在民主的呼声也并不是很强烈，但是这是迟早的事情。因为社会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随着中国社会逐步的成熟，我想对重新认识六四，至少是平反当时受难者的学生，我觉得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德国之声：我们记得很清楚温家宝在六四前有一张照片，显示他站在赵紫阳的后面。大家都解读说，是不是温家宝当时对学生进行同情？20年之后温家宝现在担任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您觉得中国政府，包括中国共产党对六四的态度发生变化吗？
李成：首先我觉得这有个误区，认为温家宝到这个广场去是同情学生或者是支持民运，或者说和赵紫阳站在一起，这个解释是不对的。现在我们看到当时中国的文件和中国官方的解释，是当时温家宝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他的职责陪同总书记去广场。实际上他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说自己支持民运等等，还有人认为，他最后背叛了赵紫阳，这都是不对的。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是赵紫阳背叛了邓小平。而温家宝只是在行使他应尽的职责，作为一个中央的书记处书记，办公厅的主任，他要做的事情。所以这有个误区。但同时我觉得温家宝是在推动中国民主当中起很大作用的领导人。他所说的民主跟八九民运时候学生概念的民主是不一样的。温家宝的看法更成熟。首先他解释民主是带着一个普世价值的理论，实际上跟西方的民主是一样的。主要强调了一个是选举，第二个是法制或者司法的独立性，第三个就是一个监督系统，包括媒体的监督，公民社会的监督等等。所以他这个概念实际上是跟西方民主的概念或者普世价值民主的概念是相吻合的。而且他最近在逐步推动中国民主化建设，包括他跟美国CNN有线电视台做采访，跟很多外国友人或者官方，包括我们学会在2006年10月，很荣幸跟他谈了75分钟，其中话题当中主要部分就是关于民主的。所以他的观念可能在党内当中还是少数，但是他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比较清新的一个观点。在很大意义上讲，我觉得比赵紫阳所谓的民主更成熟了，而且更具体了。他实际上已经开始有一个逐步走向民主过程的路线图。首先先从党内民主开始，然后到全民民主。先从基层民主选举开始，然后逐步扩大，同时还保证了社会公民，社会法制建设各个方面的发展。但这需要时间。
德国之声：仔细观察中国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特别是称为80后的年轻人，对现在的政治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您觉得采取什么方式才能让中国的年轻人对国内的政治感兴趣呢？
李成：这不仅是六四事件，包括其他还有很多不幸的事件，包括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造成人为的灾难，据说死了有三千万人，饿死三千万民众，这也是很大的悲剧。还有十年的文革，这个悲剧，也是当年造成的悲剧，实际上是毛泽东所谓的大民主。当然六四也是一个很大的悲剧，首先是那些死难的学生，还有那些无辜过街行人等等。包括中国政治制度，政治改革的倒退都是非常不幸的。但是实际上在六四发生之前，当时曾经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社会好像没有什么理想主义，只知道赚钱等等。但是六四尤其是纪念胡耀邦，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突然的。尤其是很多学生绝食等等，对很多人来讲都是非常惊讶的，包括研究中国的一些学者，突然那种理想主义的境界又到来了。我想中国现在年轻的一代并不是非常关心，但是这些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尤其是意识到包括国际上发生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包括在中国台湾的选举，然后美国现在又选上了非洲裔的奥巴马做总统，所以这些都会对中国有影响的。而且随着中国正在逐步的崛起，如果这个社会能找到他的一个核心价值，能够向世界表达他到底代表了什么，不仅仅是代表有钱或者等等，他的政治理念是什么。所以我想迟早会发现什么是公平，正义，民主，平等，选举权，这些都是，我认为普世价值这个跟中国很多的学者想法是一样的。我想中国的民主，中国的年轻一代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而且这个时间也许不会很长。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有这么一个政策，就是说让能富的先富起来。中国共产党，包括中国政府都采取的方式就是能够让一些中产阶级，能够让他们先致富。提出的条件是他们不能对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提出质疑，对此您怎么看？
李成：首先我觉得八九民运当时结束以后，确实整个中国的学界，思想界和知识界有一个反思的过程，一方面也有对政府压制的作用。但是中国很多的学者也意识到民主并不是通过搞上街游行或者绝食能够达到的，而且需要一些教育，需要一个政治体制他本身的机构的变化，需要权力的制衡。首先这个六四民运，你即使把政府推翻了，那么谁来执政？那最后还是一党独大揽的情况。关键是要平衡，关键是要有权力的制衡或者通过选举等等。当然我的观点现在是所谓中国的一党两派，尽管现在中国并不愿意走上所谓的多党制或者是西方的三权分立，这个领导人说得很明显。但是党内的派系在逐步的起作用，当然这并不是合法或者也并不完全公开。可是你在北京，在上海，在深圳一问出租车驾驶员，他就会告诉你谁属于哪个派。这就是我说的一党两派，通俗一点来讲就是团派跟太子党之间的互相竞争。这个竞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因为他们的权力几乎是势均力敌的，所以其本身也使政治本身更加多元化，有更多的权力的牵制，所以这也是个积极的变化。不管是多党制也好，还是一党两派也好，至少也是反映出权力的制衡，你不能够无法无天，所以这是一个很积极的发展。同时来讲，中产阶级当时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也意识到，也许一方面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需要稳定，而且同时也对这种突发的街头民主产生怀疑，但是这个过程还在进行当中。我想随着中产阶级逐步强大，然后他们也觉得有利益，他们就觉得有必要，或者是他们的利益所在来参与政治，这个过程也许很快会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生了。

德国之声：六四20周年了，中国共产党还在回避这一历史事实，您觉得澄清六四还需要多少年？
李成：我觉得不会太远的时间。用我的观点来讲可能是十年左右。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很多变动，包括前几年对胡耀邦重新的评价，而且中国还有许多新的电影小说，有些是间接的谈六四事件的，有的是被封杀了，但有的还是可以播放的。随着当时参与的一些政治人物，包括李鹏，退出政治舞台或者逐渐年纪更大，我觉得新的一代的看法就不一样，包括我们知道的李源潮，李克强，在一定程度上习近平，他们首先在六四的时候并没有参与太多。而且在一定方面像李源潮，李克强还有一些同情以外，实际上李源潮当时在谈中央工作，他们在早期的时候也包括他们保护他们那些曾经参与过六四的那些同事等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确实，但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跟年纪大的一代，跟李鹏，江泽民一代是不一样的。
▲《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发表文章《赵紫阳给六四的说法》
20年来，尽管在经历审查之后，原先强加在赵紫阳头上"分裂党，支持动乱"的罪名都无法成立，高层内部的"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三十条）报告因为无法自圆其说，也从来没有公开，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当局一直在处心积虑的刻意淡化：早已将六四的定性从原先的"反革命暴乱"改为"八九春夏之交"的一场"风波"，再后来就变成更加中性的"六四事件，同时还采用种种"冷处理"的手法，试图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彻底消除之。但是，中南海权贵仍然拒绝还赵紫阳清白，直到把赵紫阳幽禁至死，中共也不给他一个说法，完全彻底地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党员和公民的基本权利。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铜墙铁壁的一党专制也无法一手遮天。你不给赵紫阳一个说法，赵紫阳就给你一个说法，赵紫阳是用自己的生命给出了这个说法！
在鲍彤和一批仁人志士的长期努力之下，我们终于在六四20周年听到了赵紫阳的这个说法。那就是：当时多数人是要求政府改正错误，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站不住脚的，事实已经证明赵紫阳当年的判断是正确的！针对强加给他的有关问题报告，赵紫阳也十分明确的予以反驳："且不说其中有许多与事实有出入，即使全部是事实，我看也不能根据这三十条作出他们给我的结论。""
通过赵紫阳回忆录人们再次清晰看到：邓小平，李鹏当年如何绑架国家机器，他们与赵紫阳的分歧实际上是在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路向上，到底是融入现代政治文明？还是维护一党专制的既得利益？说到底，是中国在历史关头选择朝什么方向发展的又一次中共党内路线斗争。结果是邓小平用人民解放军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浩劫;铁血镇压造成了全民鸦雀无声的局面，借助政治高压的保驾护航，中国坐上了权贵资本主义的直通车。
一党专制出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独裁者是常态，而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开明领袖实在是异数。当胡、赵被灭掉之后，当年依靠工农民众打天下的中共也就彻底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其异化已无药可救。赵紫阳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终于看清楚"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问题是依靠一党专制与权贵资本主义崛起的中共，已经开始影响甚至威胁世界政治文明了，不仅在言论上自称"中国不高兴，而且也把一些原本用于国内的反人道反文明的社会监控措施，肆无忌惮的施用到外籍人士身上。对此，文明世界面临着一个悖论，按照其既定的策略，只要帮助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中国就自然能完成民主转型。如果这种逻辑是成立的，二十年前当赵紫阳在与邓小平决裂的时候，就不应该成为政治上的失败者，如果这种策略是管用的，绝不可能六四血案和赵紫阳冤案，二十年了仍沉冤莫白。如今再继续这种策略，事实上就意味着怂恿这种灭掉胡赵，炮制六四的集权体制，反噬整个现代政治文明。
▲专栏作家吴庸发表文章《赵紫阳的政改目标--议会民主制》
（一）赵紫阳在录音回忆《改革的历程》中指出："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这可看作他的简明扼要的改革观。将统制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将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转型为主权在民的议会民主体制，经济与政治如此相互促进，就可保证国家稳步走上现代文明之路。
他回顾自己最初的认识时说，"中国的经济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效益太差。"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好、人民得实惠，就要放开农业、放开农副产品、放开轻纺工业，放开小煤窑、小水泥等小型工业，国营企业也要放开一小部分产品自产自销，总之，扩大市场经济，缩小统制经济，全国经济活动由此而活跃。放开后的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明晰、交换平等、贸易自由、人格独立，这就需要在政治层面有健全的法制，有民主的体制，有人权的保障，自由和平等的理念要在社会普及。经济上的市场经济与政治上的宪政民主体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客观发展规律，不可违拗。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表现在具体施政上，才有赵紫阳关于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举措，才有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规定建立协商对话制度和以党内民主逐步推动人民民主设想的提出。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走向民主的初步尝试。以后，经过多年沉思，他的民主、自由观念进一步升华。在录音回忆中他表示：纵观二十世纪以来各种政治制度，君主专制、法西斯独裁、军人政变、无产阶级专政，多已退出政治舞台，唯独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他说，"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因此，他提出今后的政治改革目标：议会民主制。
赵紫阳的民主理念与邓小平的民主理念并不一致。1986年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说：我们真民主搞得很假，人家假民主搞得很真。假民主搞得很民主，真民主搞得不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感觉到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吴国光：《赵紫阳一贯主张推进民主化》）这个一针见血的分析是十分深刻的。1989年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面，他向戈氏提出一个问题："一党制能够保证民主发展吗？在一党制下，究竟能不能实行对各种消极现象的有效监督，能不能对党和政府机关存在的贪污受贿现象进行有效的斗争？"他回答说：假如这不能取得成功，就不可避免地面对"多党制"的问题。（戈尔巴乔夫：《生活与改革》）这个自问自答把民主问题深入一步，说明他从一般民主制更进一步，考虑到多党民主制、政治多元化了。赵紫阳对民主的认识日益深化，对一党制弊病的暴露日益清晰，而邓小平呢？一次，赵紫阳向他谈起当时正在热抄的"新权威主义"，即由政治强人以铁腕手段稳定形势，发展经济。邓说："我就是这个主张，但不必用这个提法。"（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在这个政治强人眼中，个人意志统治一切，"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是邓小平的透底之言（单少杰：《宗凤鸣先生谈赵紫阳思想》），民主不过是他欺哄庶民的把戏，所以，他敢于吹嘘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邓选2卷322页），以为空许愿，不过是博得大众空欢喜而已。他可以允许赵紫阳成立政改研究机构，拟定政改方案，甚至形诸十三大政治报告，但是，他不允许超越可能容许的限度，一再提示报告中不能有三权鼎立的影子。起草十三大报告时，赵紫阳提出"政治开放"作为民主的体现，鲍彤以为"政治开放"容易令人理解为开放报禁、党禁，而目前不允许这样做，因而建议以赵紫阳的另两句话代替："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这两句话是邓小平可以接受的。实际上，这两句话只是在全国人代会上敷衍了一次就云消雾散了。在邓小平这个强人的压制下，赵的民主抱负、他的削弱一党集权的愿望终于化为泡影，连与示威学生展开在民主、法制基础上对话的承诺也未实现。
赵紫阳追求的是真民主。他在政改研究小组会上指出："我们的选举制度一定要改革。一下子搞得那么民主不太可能，因为有文化、交通等条件的限制。但是，货真价实地只搞形式也不行。""一定要服从选举结果，服从选举人意志。不得用任何办法强奸民意、强奸选举意志。"（吴国光：《赵紫阳一贯主张推进民主化》）由此也就有他对人民代表大会只起橡皮图章作用的批判。他在录音回忆中谈到"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他批评这样的假民主导致"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从而形成"权贵资本主义"。这是他对没有政治民主却任市场经济腐败横行的大陆现实状况的深刻认识。

关于民主体制，赵紫阳有过渐进的、逐步实现的主张，他认为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披露，赵认为："经济上搞市场经济，政治上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这两套很难长期在一起，矛盾会很多。"（234页）假设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政治民主又该如何推进呢？赵设想以大众普遍关切的反腐倡廉为突破点，建立和完善民主和法制体制，这就使新体制的建立有了足够动力。在反腐倡廉中可以顺利实行言论自由，开放报禁，加强社会监督。他曾认为，这些步骤可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53页），但现实却让其清醒：共产党"为了统一意志，必须搞舆论一律，不能允许新闻和言论自由；为了稳定，进行统治，当然不能允许有不同政见者存在，实行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更不能允许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这就自然走上了独裁专政的道路，而且是要使人人变成为’驯服工具’的思想专政的道路。"（92页）现实的逻辑告诉人们，民主体制与专制体制是不能融合、共存的。赵紫阳提出的议会民主道路如何铺设，他本人已经没有机会去付诸实践，这项任务只能依靠继承者去完成了。
（二）议会民主，即代议制，是现代政治民主的核心。公民选出自己的代表到议会去讨论、决定社会公共事务，议决国家大政方针，是代议制的基本形式。这项源于西方的民主体制有一个逐步成长和完善过程。选举资格的限定由严至宽，逐步取消拥有资产的限制、居住时间的限制、种族和社会地位的限制等等。代表应按期向选民汇报自己的议事活动，争取选民的支持。国家领袖或政府首脑的直选或间接选举制成为议会民主制的关键环节，因为这是全国选民选举主持国政的代表，是民主的最高兴奋点。这些当选为掌握国家权柄的领导人，时刻处于实行言论自由的媒体监督之下，还要处于实行权力制衡原则的国家检察机制的监督之下。尼克松总统在竞选中违规操作被特设检察官依法逼至墙角：或者交出违法录音带，或者被弹劾下野，尼克松只好交出录音带，承认违规，以辞职谢罪。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绯闻，最初克林顿拒绝承认，在特设检察官的确凿证据面前，只得向全国群众低头认错，获得宽释。其他，如克林顿离开白宫时私自搬走公家家具、英国首相布莱尔超标乘坐飞机等等均被媒体一一曝光。权力，就像一匹肆虐的野兽，必须把它关在监督的笼子内，这就是民主机制的优越性。
只是按一定时间选举代表进入议会议政，还是有缺陷的。不管按何等比例选举，这些代表进入议会总是以所代表的群众利益发言，总要代表选民的意志，而选民的社会利益是迥然不同的。农民认为应该减免农业税，工人认为应该提高工资待遇，教师认为应该减少授课时间……，不同利益的人群代表集会，只能形成彼此各说各话的场面，难以议决。而且，国家大政建设往往涉及专业知识，外行人只能坐听，无法决定取舍。其实，议论政务本身也是一门专业，它需要专业于政务的人决定国家大政建设的优劣、上下。这些专业于政务者就是政党。由不同政党代表不同利益倾向的选民，按选举得票多少的比例进入议会成为议员，就可以按不同利益倾向议政，从而决定国家政务走向。也因此，得票最多的党或数党联合成为执政党，真正做到"你不行我来"，轮流执政。这就是由议会民主制发展为多党民主制。这种政治多元化的竞争机制表现了民主的生机所在。
议会民主，多党竞争，它的基础是选民的决定权。选民在选举时的倾向决定各党赢得选民支持的程度，决定各党施政纲要适应社会需要的尺度，也决定各党能否生存下去。选民是各党的上帝。各党无不争先恐后接近选民，了解选民，绞尽脑汁为选民利益着想。英国工党自1900年成立至今已是百年大党，曾多次失去选民支持而成为在野党，自是痛苦不堪。为研究选民需要，建立了全国政策论坛、政策委员会、联合政策委员会，分层次、多角度研究工人及其他社会阶层最需要得到的是什么。工党的两项重大决策使该党复兴并占有执政地位，一项是"贝弗里奇报告"，开创了使英国迈入福利国家的轨道，大受劳动者欢迎，另一项是布莱尔提出的超越左右的"第三条道路"，风靡于中产阶级群体，再次使工党得以振作。千万百计迎合选民需要，这就是主权在民的生动体现。
的确如赵紫阳在录音回忆中所说，议会民主制不是十全十美，也存在很多问题。多党竞选，选民自由投票，但是不能保证必然把治理政务的优秀人才选出来，也许选出的是二流、三流人才，但是，民主机制本身会做出校正，使他不得越轨，否则，有尼克松和克林顿的前车为鉴。选民的参选率可以说明选民政治热情的高度。目前，在发达国家，全国性选举的参选率大约在40-60％左右。民主机制多年运行证明，这样比例的参选情况足以反映多数选民意志。
赵紫阳在录音回忆中非常郑重地把议会民主制推荐给他的同胞，有着深刻含义。议会民主制实行的是由民作主，与中共实行的为民作主是截然不同的。两者相互排斥：实行议会民主必须废止中共的为民作主。议会民主制的实质是主权在民，与中共自命的"领导权"，即主权在党是截然不同的。两者相互排斥：实行议会民主必须废止中共的"领导权"。中共称，它的执政权是永久的，一旦拥有，代代相传，永无止息。是谁赋予它如此特权？实行议会民主，多党竞争，意味着必须废止中共的执政特权！这就是赵紫阳留给后人的这笔宝贵的政治遗嘱的全部价值所在。
我以为，《08宪章》就是赵紫阳遗嘱所说"议会民主制"的草本，尽管这一宪章还不够完善。
▲专栏作家庐峰在苹果日报发表文章《六四镇压铁证如山，人民不会忘记》
六四镇压这个历史事实仍然处于纪念与遗忘的角力及拉锯中。北京当权者及急于为它擦鞋的人如特首曾荫权用尽各种方法为六四镇压涂脂抹粉，想用所谓经济成就及其他成绩来淡化、掩盖屠杀学生市民的事实；想用所谓国家富强起来洗刷六四的血渍。曾特首甚至想把这套说法硬塞在香港市民头上，宣称他的说法代表了整体香港人。像这种公然掩饰历史真相的言行，像这种力图迫使公众遗忘六四镇压历史的做法，实在令人不齿及反感。
还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粗劣的涂脂抹粉伎俩动摇不了市民的信念，反而令市民对当权者的面目看的更清楚。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证据、材料、见证人的证词说明八九年六月四日的镇压是残暴血腥的，是不必要的，是妨碍中国民主进程的。14日出版的赵紫阳回忆录及公开的录音声带就是非常有力的证据。
因反对镇压八九民运而被迫下台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录音中说得很清楚明白："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甚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那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
赵紫阳又说："将’六四’定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只要拿赵紫阳的说话跟当时的新闻报道、图片、纪录比照一下，就能清晰无误的看到一九八九年的学运民运完全是一场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学生及市民一直坚持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提出民主、自由、改革的诉求，他们没有要求推翻共产党，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过激或暴力的行动。即使北京当权者拒绝认真对话，即使北京当权者无理宣佈戒严及调动数以十万计解放军入城，学生及市民仍然以最善良的心及最温和的姿态希望当权者回心转意，并且自发保护解放军，避免解放军受到冲击或引发任何冲突。
可惜，北京当权者坚持绝对权力，容不下人民提出自己的意见，心里想到的就是镇压、镇压、镇压。到六月三日深夜至六月四日清晨，全球各地人民、北京市民跟已被软禁的赵紫阳一样，「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造成这场悲剧的，要为这场悲剧及血腥镇压负责的是北京当权者，是下令向学生平民开枪的邓小平及众中共元老、高层。这段历史如此证据确凿，怎么能遗忘？怎么该遗忘呢？
六四镇压也令中国的发展走上了歪路。赵紫阳先生说的很坦白，不实行议会民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中国就不可能变成健康、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并会衍生大量腐败现象。过去二十年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贪腐问题，出现从陈希同到陈良宇的大量贪官，都是六四镇压扼杀政治民主化的后遗症。要是当年北京当权者能以对话、开导处理学生、市民的民主诉求，让赵紫阳及改革派逐步推动政治改革，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只有更健康、更耀目！
北京当权者及它的同路人当然不想面对六四镇压的事实，当然不想大家记住这段历史。但是，赵紫阳先生在重重困难下把事实记录下来了，人民也将会用心把六四这段历史好好记住。对六四镇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鲍彤：赵紫阳录音回忆的历史背景
（一）中国为什么非改革不可
赵紫阳留下了一套录音带。这是他的遗言。
赵紫阳的遗言属于全体中国人。以文字形式公之于世是我的主张，事情由我主持，我对此负政治上的责任。
赵紫阳录音回忆的价值，供世人公论。它的内容关系到一段正在继续影响着中国人现实命运的历史。这段历史的主题是改革。在大陆，在目前，这段历史是被封锁和歪曲的对象。谈谈这一段历史的背景，也许对年轻的读者了解本书会有点用处。
***
"辛亥革命"以降，近百年来，尽管步履艰难，中国毕竟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缓慢地演变着，发展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阻碍了它的进程，却无法逆转它的方向。
1949年内战基本结束后的中国，有了新的契机。
本来，如何循序渐进，如何实现现代化，要不要搞社会主义，都应该属于可以讨论、可以争论的范围。只要真的按照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去做，真的实现"普选"和"耕者有其田"，也就很可以了。真把这两个大问题解决了，中国社会制度方面的其他一些问题，都不难解决。
全面逆转中国发展方向的，是1953-1958年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和1957年以"反右派"为名的两个运动。二者相辅相成。前者是针对所有制的，是模仿《联共党史》第11章和第12章的模式，决定通过集体化、国有化、计划化，达到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目的。后者是中共根据毛泽东的意志，由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指挥，在全国五百万名知识分子中，打出了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这两个运动是中共执政历史上的转捩点，开辟了与民主与法制背道而驰之路。
走上了这条自称"社会主义"的路，就消灭了市场，消灭了"耕者有其田"，也消灭了自由，同时也断送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许多好的传统。面对建设，这种"社会主义"乏善可陈，只能把老百姓维持在"少数人饿死，多数人饿而不死"的水平上。在毛泽东时代，有了城市户口，才能拥有凭证消费的保障，比如上海和北京的居民，凭证消费的限额大约是每天将近一斤粮，三天大约能吃一两肉，每年大约能买做一套衣服的布；对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居民，包括被迫"自愿"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党和国家爱莫能助，大家只能"自力更生"，自生自灭。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使得中国人不仅人人贫困，而且同一百多年以来实现现代化的梦想背道而驰，越离越远。
毛泽东身后，他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党的主席华国锋不得不如实宣布，"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就是中国非改革不可的背景。
鲍彤：赵紫阳录音回忆的历史背景（二）
--党国领导当时开的药方里没有改革
出路何在？毛的前贴身警卫，党的副主席的汪东兴说，凡是毛主席的决定，必须永远执行，始终不渝。党主席华国锋也跟着他如是说。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威信最高的经济权威，是陈云。他三十年代就进入政治局，比邓小平早了二十多年。他在延安就开始管经济。毛发动"大跃进"之前，陈是第一副总理，全国的经济总管。毛嫌他太实事求是，叫他靠边站。毛宣布自己是主帅，任命邓小平为副帅，大炼钢铁，结果闯了祸。现在毛死了，陈云给中国经济开出来的药方是"调整"，纠正比例失调。
这是陈云实践经验的结晶。"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农民，1962年就是靠陈云"调整"粮食、钢铁等生产指标，才得以收拾残局。陈云反对党的瞎指挥，但不反对党的领导。从政治上的一党领导，到经济上的全盘公有化计划化，粮棉油的统购统销，陈云不但不反对，而且都是他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制度。改掉毛的这一套，等于改掉陈云自己。
对陈云的分析不能简单化。他捍卫国有制，但不捍卫人民公社；他喜欢计划经济，但不喜欢不切实际的指标；他主张政府为主，但允许市场为辅（"大集体，小自由"）；他认为经济自由度应该像关在笼子里的"鸟"，但反对把它捏在手里；他相信苏联老大哥，不相信西方帝国主义；在"自力更生"，"不吃进口粮"那个年代，他敢于挺身作证，"我听得毛主席说过，粮食是可以进口的"，一句话，就把"进口粮"的修正主义性质，平反为毛泽东思想的合理要求；他维护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但对毛泽东破坏党规党法看不惯。这些，赵紫阳在回忆中都有记载，还历史以公道。
另一位威望极高的元老，是邓小平。邓是毛的亲信。因为毛指定刘少奇为唯一接班人，邓在文革前才当了刘的助手。文革初，不了解底细的群众把邓和刘误为一谈，但毛心里明白，没有拿邓跟刘一样，往死里打。毛晚年企图整肃周恩来，邓却和周走到一起，这下子才失掉了毛的宠信。文革中邓一再被贬黜，"越批越香"，这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许，邓小平能够成为改革毛泽东体制的领导人？
但邓小平当时开出来的药方，也不是改革，而是"整顿"。整顿，就是整顿企业，整顿领导班子，撤换不服从领导的干部，以铁腕落实既定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以铁腕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简言之，不是改掉而是强化毛的体制。整顿是邓小平的强项。文革后期，毛主席叫"四人帮"抓革命，叫邓小平抓生产，邓虽然不懂经济，但用了"整顿"的手段，硬是把生产搞上去了。
邓小平的特长是精明。他不糊涂，不迂阔。他心里早就明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一套也许无法挽救经济的崩溃，也许必须转而向市场经济求救。但他自己不能冒"搞乱经济"的风险，更不能冒"反社会主义"的风险。毕竟，经济不是他的所长，他是搞政治的，必须在政治上站稳脚跟。1979年3月，他发表了被载入史册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毛的思想。这就是他的政治路线。一年后，他以全党领袖的气魄，发表了进一步笼罩八十年代的纲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他指点江山，讲国际，讲台湾，重点是讲现代化建设。怎么现代化呢？读一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那篇洋洋三十四页的大文章就清楚了。邓小平开的是四味药：一、多快好省；二、安定团结；三、艰苦奋斗；四、又红又专。面对毛泽东死后扔下的烂摊子，邓小平尽了一个政工人员的努力，他在加强领导，他在鼓舞士气，但是直到1980年1月，他的八十年代的纲领里没有体制改革。
后来的历史证明，改革就是改掉毛泽东的体制。不改革就只能在毛的体制里翻跟斗，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但当时的党国领导人，从华国锋、汪东兴到陈云、邓小平，在他们当时开出来的药方里，都没有改革。
（三）、四川在探寻改革之路
探寻体制改革之路，怎么改，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到底改什么。
包括邓小平和陈云在内，当时谁都说不清楚什么叫做"体制改革"。在四川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之前，中央领导人中没有人说得清楚（或者不愿意说清楚）"体制改革"应该改掉什么，说来说去，无非"集中还是分散"，"分散还是集中"。这里有个风险的问题。
但是，四川想清楚了。不仅说了，而且动手了，稳稳当当开始做起来了。1976年，四川开始放宽政策。1978年起，由政策领域扩展到体制领域，进行了城乡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是扩大农民自主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自主权"，不像"领导权"、"所有权"、"计划权"那样耀眼刺耳，但也不像"积极性"那样软不足道。你要"积极性"，给你几块钱奖金，就足以把你打发掉了。你说"所有权"、"计划权"，自居正统的人非告你离经叛道不可。难道你不懂得"所有权"只姓"公"，"计划权"只姓"国"，"领导权"只姓"党"吗？但"自主权"不硬不软，明确，稳当，从这里入手，可以解剖得很深入，也能够把阵地守得很稳当。提出"农民自主权"和"企业自主权"，有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把"农民"和"企业"（而不再是"党"和"国家"）定位为城乡经济的主体。这也正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扩大"农民"和"企业"的自主权，和缩小"党"和"政府"的干预权，是百分之百的同义语。
1978年，四川省委在第一书记赵紫阳主持下，作出了以扩大自主权为内容进行改革试点的决策。这是使改革进入经济生活的实质性的一步，也是赵紫阳走上改革之路的起点。作为改革家，他的使命就是推动党和国家向农民和企业让步，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推动"经济外的行政强制因素"向"经济的主体"让步。当时胡耀邦在平反的实践中创造了"冤假错案"等一组辞汇，赵紫阳也在让步的实践中创造了"松绑、放权、让利、搞活"等一组辞汇，这些都是不见经传但不胫而走的历史性概念，令人沉思，令人回味。
四川人口全国第一，川北、川南、川西、川东，包括现在的重庆直辖市，包括民国时代的西康全省，都在其内，当时全国十亿人，四川占了一亿。两千年自流灌溉的历史，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六十年代毛泽东把这里确定为三线建设的大后方，使它成为高精尖军事工业的大基地。"大跃进"时期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是个看毛眼色行事，不顾百姓死活的人。1959-1961年全国饿死三千万到四千万人，其中四川就死掉一千万！毛的体制把四川整苦了，扩大农民和企业自主权使四川获得新生。这当然不是领导者个人有回天之力，但无疑凝结着领导者的心血。"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越出省界，传到北京。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稳稳当当搞经济改革，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成为当时街谈巷议中的两个亮点。

（四）、进入了改革年代
1978年和1979年，胡耀邦、赵紫阳相继进入政治局。1980年2月，二人同时进入常委，胡任总书记，赵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副总理（代总理），总理。
这就进入了赵紫阳回忆中的改革年代。同赵后来主持的全国规模的经济改革相比，他此前主持的四川改革只是小试牛刀而已。
体制改革，怎么改，谁说得清楚？说得清楚的人，五十年代以来，早就被斗光了。因**毛泽东已经用了几十年时间，致力于一场接一场的以摧毁市场经济为目标的"阶级斗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以讨伐市场为能事的干部和学者，在全民中散布对市场经济的恐惧和仇恨。
现在又过了三十多年，终于人人恍然大悟：中国的改革，原来就是改掉毛泽东的制度。但在大陆，却有点怪，只许说改革，不许说非毛化。改革必须歌颂，非毛化必须声讨。三十年后的今天尚且如此，三十年前如果有人提议要改掉毛的体制，无疑会遭到女教师张志新和女学生林昭同样的命运，改革则将命中注定要被彻底扼杀在萌发之前。
对毛泽东经济体制的否定之路，也就是说，经济上的非毛化之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1978年是"自主权"。三年后，1981年11月，赵紫阳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经济效益"。他列举1952到1980二十八年经济增长的成绩：工农业总产值8.1倍，国民收入4.2倍，工业固定资产26倍。那么，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呢？一倍！走了二十八年的老路子，经济效益如此如此，今后不走新路子行吗！又过了三年，1984年，"商品经济"的概念，在赵紫阳等人苦心推动下，终于在中国站住了，终于合法了！"商品经济"是当时政治形势下所能允许合法使用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
这就关系到改革的全过程，其中的甘苦与探索，合作与分歧，在本书中都有论述，这是我看到过的迄今最深入和最可靠的史料。
（五）、赵与邓的分歧在于党和人民关系的定位上
1989年，邓小平与赵紫阳之间发生了正面冲突。
胡耀邦之死触发了学潮。邓主张调集国防军镇压；赵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腐败问题和民主问题，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全社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革上来。
结局是大家所已经看到了的：军委主席邓小平判决总书记赵紫阳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罪行；元老们决定由江泽民取代赵。江上台后，把赵作国家公敌软禁终身，并且从国内的书报、新闻乃至历史中刮掉了赵紫阳的名字。
邓小平与赵紫阳之间不存在什么个人恩怨。1980年4月赵到北京工作，直到1989年4月学潮之前，邓小平对赵紫阳的工作是满意的，不是一般的满意，而是很满意。
邓小平最初对经济改革没有表态，那是因为没有把握，怕出了乱子，收拾不了局面。作为政治家，这很正常。看到四川的实绩以后，邓小平开始放心。看到赵到中央后继续稳稳当当，用稳健的改革，来推动计划内和计划外各种经济成分同时稳定增长，邓更加放心了。可以说，对赵紫阳部署的经济改革，邓是言听计从的支持者，没有保留的支持者，最有力量的支持者。对邓的支持，赵也由衷感到高兴。两个人合作得很好。
问题完全出在对1989年学潮的性质的判断上和决策的分歧上，深层的分歧发生在对党和人民关系的定位上。赵认为，学生悼念胡耀邦，是合法的，正常的。邓说，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赵说，学生提出的要求，反对腐败，要求民主，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通过社会各界协商对话，找出解决的方案，进一步推进改革。邓说，不能向学生让步，应该调集军队，首都必须戒严。这是5月17日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生的争论。常委会五个人。赵紫阳和胡启立是一种意见；李鹏和姚依林是另一种意见；乔石中立。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居然说，他同意"常委多数"的决定--就这样，邓小平拍板了。
十三届政治局通过的《常委议事规则》规定，遇到在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常委应该向政治局报告，提请政治局或中央全会作决定。（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十七人，十四人在北京，虽有三人在外地，半天也能到齐。）邓小平也许认为，他不是常委委员，不必遵守常委的规则；也许，他认为，这个问题不够重大，他有权拍板，事后通知政治局追认一下，就行了；也许，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规则"的观念。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邓小平也许认为，没有必要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表决，这种程序太麻烦，扯皮，效率低，办不成事。也许，他压根儿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而设的。
《宪法》规定国务院有权决定戒严，但从5月17日常委决定戒严到5月19日实施戒严，这三天内，国务院到底有没有开过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一查就清楚了。我查过了，没有。
就这样，发生了几十万国防军进入首都，用坦克和冲锋枪对付学生和市民的"六四"屠城。国防军被用来对付向党和政府和平请愿的老百姓。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发生了，接着又是全党全军全民大清查大迫害。稳定压倒一切，它压倒了改革，压倒了法律，压倒了良心，压倒了国家的主人，压得多少公民家破人亡！
作为公民，赵紫阳也被中共中央非法软禁。整整十五年，直到八十五岁去世，这位大改革家才摆脱了软禁，"自由"了。
有人说，总书记要分裂党，而军委主席要挽救党。根据我的观察，他们二位都是忠诚的共产党人，都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党连在一起，都想把这个党搞好。分歧在于，总书记认为，党应该顺应民意，应该服从民意；军委主席认为，党不可以向老百姓示弱，民意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出现不同的意见，对其他党来说是正常的，但共产党是靠枪杆子崛起的党，一贯靠总指挥的命令来排除不同意见。所以，在中国共**党的历史上，对人民，对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都是家常便饭。
（六）、"六四"开创了全民噤声的新局面
我不知道在坦克和冲锋枪下伤亡同胞的数目。我国年年组织讨论日本侵略者杀死中国人的数目，从来没有谈论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杀死本国人民的数目。当局在国外公布过"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的新闻，这很机智，但不诚实。我家当时所住的"部长楼"内，就有人被窗外飞入的流弹打死。听说全球都看到了北京屠城的现场直播，我当时已在狱中，没有看到，但我相信，这些活镜头，是邓小平自己的作品，不是外国人在"妖魔化中国"。
血案之后发动了全党全军全民大清查，我不知道清查的后果。由于同情学潮，由于反对动用军队镇压人民，而受到惩罚的人数，根据经验，想必大大高于直接伤亡的人数。但到底有多少人受害，这是党国机密，不准打听，不准"扩散"。多少人无家可归，或者妻离子散？多少人被开除公职，永不录用，生活无着？多少人消失了，被劳教了，被判刑了--谁知道？
党中央开了武力镇压公民的先例。二十年来，历届领导上台，都照例必须像宣誓一般，作出肯定镇压的赞美。上行下效，省、市、县、乡、村，创造了多少起官员镇压公民的小天安门事件？有人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有。也许吧。二十年来的小天安门事件中，又有多少受害者？这又是国家机密，当局不告诉，也不准国内媒体告诉中国老百姓。
有人说，镇压压出了繁荣。我只知道，是经济改革改出了繁荣。是人民，用市场经济打破了毛泽东的枷锁，才创造了繁荣。现在有人总结说，繁荣是镇压的产物。面对全球经济危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正在准备介绍镇压的经验，来拯救世界经济。
有人欢呼中国在鸦雀无声中使自己跃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在忽必烈的铁蹄下，中国早已是马可波罗亲眼看到的繁华的天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根据名记者邹韬奋先生提供的资料，中国原本就是第三个大经济体，一贯高于德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和英国。鉴于当时的英国有许多殖民地，如果按照现在的疆域计算，很可能，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经济在全球排名中早就不亚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今天，早已荣居世界第二了，至少那时的中国还没有遭受到一元化的洗劫。
"六四"开创了全民鸦雀无声的新局面。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在鸦雀无声中重提经济改革，重新分配财富。谁是鸦雀无声下再分配的受益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全体被迫鸦雀无声的人，统统都是"六四"屠城的受害者。即使当时尚未出生的人，既然出生之后必须鸦雀无声，并且必须在不知不觉之中，毕恭毕敬，礼拜权力，聆听谎言，当然更是无辜的受害者。
赵紫阳的最后一言
"1989年我下台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认**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比西方议会制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
"纵观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德、意的法西斯独裁，都已被历史淘汰；还有一些军人独裁政权，也是昙花一现，或日益失去了市场。虽然现在很落后的国家还不断发生这样的事情，如南美国家也常常发生军人政变，但它也慢慢变**这些国家逐步走向议会政治的短暂的插曲。二十世纪出现的，在几十年时间里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对立的所谓新兴的民主制度--无**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当然，这种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比较来讲，只有这种制度比较符合现代文明，比较符合民意，有利于体现民主，并且是比较稳定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这样一种议会民主制。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快的新兴国家，逐步地转向议会民主制的趋向也越来越鲜明。我想这决不是偶然的。**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行另外一种制度呢？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
这是赵紫阳的话。理性，务实，明快，恳切，发自肺腑，是赵紫阳留给同胞们最重要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