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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20
星期天的英国《泰晤士报》援引日本物理学家高田的研究说，中国从1964年至1996年的32年间在新疆多次进行核试验；这些核实验产生的核辐射可能已经造成至少19万人丧生。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最近有关中国核试验产生的核辐射可能已经造成19万人丧生的消息，主要来自日本物理学家高田；《泰晤士报》、合众国际社、《苹果日报》和《明报》等媒体都予以报道或转载。

香港军事问题评论家马鼎盛表示，他感到首先应当对高田提供的数据的准确性加以核实。他也对将“1996年”作为对人员造成伤害的中国核试验的最近时间点提出质疑：

“看到这个报道，我不知道消息来源，要找到那个日本专家，他的那个资料是从何而来？这可信程度怎么样？或者不止19万，190万也说不一定，但是，你要拿出东西来。我们搞新闻的，也不能说你一种说法，我就完全相信你。既然不能完全核实，那怎么评论呢？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已经没有进行大气层的核试验了，怎么弄到九六年？第一种是大气核试验首先停止了，最后是地下核试验也停止了，中国进入了国际社会的禁核条约。”

马鼎盛丝毫不否认中国核试验对相关人员造成致命伤害的可能性；他说，当时的防辐射装备明显不充分。 马鼎盛还表示，当局会感到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抚恤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当时那么穷的时候，如果给他戴上防毒面具，穿上雨靴，他认为已经够了。但是，这十几万是怎么出来的？就不清楚了。”

记者：“现在国家有钱了，对受害者和家属应该给抚恤才对呀？

马鼎盛：“说起抚恤来，该抚恤的多了。右派抚恤了吗？文化革命的那些抚恤了吗？这都不好说。所以，作为国家来讲，你像日本为什么不松口啊？对南京大屠杀、对这一切都不松口。你松了一个都不得了，谁知道接连过来的连续反映是怎么样？而且，很可能转变成一种政治动荡，谁顶得住？”

中国旅美科学家协会名誉会长谢家叶博士表示，他不怀疑有关中国核试验对相关人员造成致命伤害的报道；至于受害人数，现在不得而知。

谢博士表示，他的父亲参加过60年代核试验中的防护工作。就他所知， 60年代也不是什么防护措施都没有：

“就我知道，当初中国也对他们参加核试验的人员和工人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劳动保护，也不是说一点也没有。他们经常给他们测试，是不是带有什么射线啊。有了射线的时候，给他们吃药，中国在这方面的医疗还是很先进的。这个药就是我父亲发明的，我父亲当时就是在那里帮他们做防护工作。我父亲六十年代，虽然是文化大革命，他一直是在那里帮他们做这个药。他的这个药在世界上还是最好的药，包括美国、苏联、日本都用他的药。”

谢博士说，他认为政府应当为每个核辐射直接受害者发放至少100万元抚恤金，不过政府也许不愿拿这笔钱：

“这个抚恤是应该的，对政府来说是应该的，你说这些人帮助中国建立起强大的核工业，我觉得100万也不算太多。但问题是，中国政府愿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如果真的是有19万人的话，这个也要赔偿，那个也要赔偿，太多了，大家都要来赔偿，那他就不行，索性就一个也不给赔偿。”

据《泰晤士报》等媒体采访，参加中国核试验并暴露给核辐射的解放军原8023部队的老兵前些年集体上访，要求当局提高抚恤标准。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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