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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国十一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北京大学前任校长、现任校友会会长许智宏先生的公开信

燕遯符
90年前，蔡元培校长和学生站在一起，面对强权大义凛然，使北京大学成为了民族脊梁。1957年反右的时候。北大校方成为专制强权的“驯服工具”，充当了当局迫害和镇压学生的得力帮手，使北京大学蒙羞受辱。

我叫燕遯符，是北京大学物理系1954级学生。1957年初夏毛泽东号召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以清除“三害”。我写了篇短文，探究从根本上铲除“三害”的办法，坚持《国际歌》精神，批评“大救星”神话，要求自命人民恩人者来一番彻底的思想改造，自上而下地从法律上和组织制度上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全文总共不到一千字，成了我此后一辈子受苦受难的总根源。其实，当时我还是在校学生，即便有错，也该受到保护。何况此文不过是给“坐天下”之后的毛泽东提个醒儿，叫他记住兑现当年“打天下”夺权时期向中国人许下的有关民主自由的承诺。此文何罪何错之有？！可整风鸣放很快就变成了反右，我因为此文被打成极右派分子，剥夺受教育权利，1958年3月8日被轰出学校，去一个纺织厂“劳动察看”。说是“保留学籍”，实际上成了无期徒刑。我和纺织挡车工一起干活儿，可比本来就是超负荷劳动的一般纺织女工还要劳累得多。作为“群众专政”对象，经常叫我额外扩台扩锭、加班加点，在没完没了的各种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中，又不断地挨批挨斗，受各种刑罚……。

1979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中共北大党委承认1957年我没有错，错的是他们自己。我那长达二十多年的劳动惩罚生涯才得以结束。可我一生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学业、事业几乎被彻底毁掉，人格遭侮辱，身心受摧残……。既然错的不是我，已经知道是自己犯下错误的加害方不该真诚地向我道一声“对不起”吗？不该主动地在经济上给予相当赔偿以弥补我的人生损失于万一吗？这些事情应该是“改正”的应有之义吧？可是，没有道歉，没有赔偿，什么都没有！幼儿踩痛别人之后，在挪开脚的同时也知道说“对不起”，这是文明礼貌，也是人之初便具有的良知。有关方面在文明进化程度上远低于幼儿水准。不得已，1995年《国家赔偿法》颁布实施之后，我正式致函北大校方和党委，要求就因被划右派对我造成的各种伤害进行赔偿道歉。这事拖了十几年也没有任何结果。2008年2月16日，我和其他几位反右受害同学参加北大春节校友联谊会，遇到时任校长许智宏，曾当面就右派学生索赔的事交流对话，许校长说自己知道此事，一定会与党委等有关人员认真研究，并且向上级反映……。又是一年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不知许校长在那次联谊会后与其他校方负责人研究结果如何？向上级反映的结果又如何？刚刚得知许校长要以代表身份参加2009年的此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可是全国最高权力机构，或者说是最上的上级，请务必在大会上提出建议，认真检讨52年前的反右派运动，特别要认真检讨反右运动之中和之后大规模、长时间地残酷镇压迫害青年学生这一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给历史一个交待，给后人一个交待，给我们这些幸存的耄耋老人或古稀老人一个最后的人生慰藉。其实，作为反右幸存者，我们坚持要赔偿要道歉，当然是为了维护我们自己个人的权利，但是同时，也是时至今日我们能够为祖国为同胞作出的最大贡献。须知，对任何个人权利的侵害，都是对全体公民的威胁。道理十分简单，今天可以侵犯张三，明天就可以侵犯李四，这样的历史教训举不胜举。一个不肯正视历史的国家和民族，怎能有长治久安的稳定前途？真的要建设和谐社会，正视和检讨反右派运动是一个绝对绕不开的坎儿。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90年前，蔡元培校长和学生站在一起，面对强权大义凛然，使北京大学成为了民族脊梁。1957年反右的时候。北大校方成为专制强权的“驯服工具”，充当了当局迫害和镇压学生的得力帮手，使北京大学蒙羞受辱。为母校洗清耻辱是校友共同的责任，希望许校长继承“五四”民主精神，发扬北大的优良传统，认真履行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为洗刷掉北大的奇耻大辱作出贡献。

致
敬礼

燕遯符 于2009年3月5日
北大学号：5402185
身份证号：110101193802201527
住址：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4-2-1401
电话：（010）64168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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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March 0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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