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作者：郭罗基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点击数：85 更新时间：2008-12-5 2:02:35
（二）拨乱反正多曲折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都说开始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新时期”的特点，从《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找到了根据，叫做“拨乱世，反诸正”。拨“文化大革命”的乱世，反诸社会的正轨。拨乱反正，势在必行。但组织上的“华汪体制”，以思想上、政治上的“两个凡是”为纲领，挟“一举粉碎‘四人帮’”之余威，大树特树对“英明领袖”的个人崇拜，极力在新时期固守旧秩序。因而拨乱反正的阻力重重，步履艰难。
澄清是非何以为准？
开始，为了推翻某些结论或改变某些现象，总是说林彪、“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的指示，背着毛主席另搞一套。有些问题既没有“篡改”，也没有“背着”，毛主席的指示和林彪、“四人帮”搞的是一套，并没有两套。于是对语录作出符合当前需要的重新解释。例如，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吴江在《“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中说：“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而不是整党内走资派。重新解释可以不止一种，重要的是结论：必须停止“革命的”理论，才能停止“革命的”运动。邓小平也同意作重新解释。后来虽然彻底否定了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但开启重新解释语录的途径，有利于冲击思想僵化的闸门。有些语录又没有重新解释的余地，于是用语录来对付语录。
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以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为依据、载入一九七一年八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又经毛泽东画了圈的，成为压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大石头。人们强烈要求推翻“两个估计”。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邓小平和方毅找教育部长刘西尧，以及副部长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指出：“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但他自己就信心不足：“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他知道刘西尧等人“东看看，西看看……，怕又跟着我犯‘错误’。”○1一九七五年，教育部长周荣鑫跟着邓小平“犯错误”，在“批邓”中被批斗致死。恐怕他们记忆犹新。这时，教育部仍然犹豫观望。所以，邓小平也推翻不了“两个估计”。直到一九七七年十月，在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一段一九七一年六月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对十七年不能估计过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坏的是少数，很少数。”○2教育部大批判组在《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人民日报》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公布了这一语录。邓小平审阅这篇文章时有一个批示：“我看虽写得不算很好，但可用”。○3文章写得不算很好，语录具有神奇效力，从此“两个估计”才算作废。
如果没有迟群笔记本上的语录，难道“两个估计”就永远不能推翻吗？还有大量的是非需要澄清，又到哪里去找语录？而且，用同样的办法，可以澄清是非，也可以再一次混淆是非。假如有一个权力很大的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又对语录作另外一番解释，又从别的什么人的笔记本上找出几段语录，不是还可以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两个估计”那里去吗？这样，迫使人们非要作彻底的思考不可。
采用迂回曲折的办法，否定了一些荒谬的口号，改变了一些错误的方针，不管讲出什么理由，只要抛弃那些在实际生活中有害的东西，人们总是高兴的。但由于“两个凡是”的束缚，一切都只能在不触动毛泽东神位的前提下、局限在语录标准的范围内进行；也可以说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纠正毛主席的错误。今天来看，这种局面何其可笑！当时来说，改变这种可笑的局面又何其艰难!
开始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澄清是非，到一定时候，就要寻求从根本上解决：判定一切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就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进入哲学领域了。若是以语录为标准，那么语录本身的是非又以什么为标准？历史的进程和逻辑的追问，最后都在质疑这个先验的语录标准。就像《封神榜》中的斗法一样，“凡是”派放出的法宝是语录标准，反对“凡是”派的人们用什么法宝来破语录标准？志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人们，苦苦求索，从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思考出发，走向同一的归宿。各个方面的努力聚焦到一点，找到一个威力无穷的法宝，原来马克思主义宝库中有现成的武器——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条条道路都通向真理的实践标准。一切领域的争论最后都不可避免地归结到哲学上的争论。在哲学方面，认识论问题尤其是真理标准问题，显得更加突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经重申，立即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大大解放了思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所引起的热烈讨论，以及这一讨论牵动了大局，都不是偶然的。
在反对“四人帮”的实际斗争中找到了真理的实践标准
北京大学是“梁效”的所在地，为“四人帮”所严密控制的单位。“四人帮”指挥“梁效”，左右舆论，搞乱全国，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大学的群众摩拳擦掌，准备战斗。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五日，以吴德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却来了一个《关于北京大学当前运动的意见》（内容有六条，故简称《六条》），开宗明义第一条就说：“北京大学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抓的点。”这是《六条》中最根本的一条。因为北京大学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抓的点”，其他的一切都不能提了：“四人帮”和迟群、谢静宜的胡作非为就不能揭发，破坏教育的“教育革命”就不能否定，整人的冤假错案就不能平反。《六条》是“两个凡是”的标本。以此为准，只能掩饰一切，捂住盖子，保持原样。中共北京市委一再声称：“《六条》是中央的精神”，“《六条》是正确的，不能反，不能批”等等。北大的群众顶住压力，同颁布《六条》的中共北京市委和执行《六条》的北大党委苦苦斗争了一年。
由于《六条》的压制，北京大学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搞得死气沉沉。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之际，校园里贴出一批大字报，批评中共北京市委，批评北大党委，并系统地批驳《六条》。其中，有一篇《评中共北京市委的〈六条〉》，总结性地写道：“市委的《六条》不符合客观实际，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不管权力多大、嗓门多高，都不可能强迫实践通过错误的意见；犯了错误，不管态度多滑、手法多妙，也不可能逃脱实践对错误的判决。”○4由于不可能从文件上或书本上找到批驳《六条》的根据，只能求助于实践。
最后，中共北京市委承认“《六条》有错误”，执行《六条》的北大党委书记黄辛白被撤换。这是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的胜利。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推动人们拿起真理的实践标准为武器，去反对“两个凡是”。若是在一九五七年，批评党委、批评市委都将被定为严重的反党活动，打成右派。在一九七七年却导致相反的结局，撤换领导，承认错误。只能说，这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特殊形势下，真理的实践标准发挥了不可抵御的威力。
在研究党史上的路线斗争中找到了真理的实践标准
一九七七年八月，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央党校。十月九日，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叶剑英也说：“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重大任务，就是研究和编写党史”。当时，中央党校新成立的党史研究室被责成编写中共党史。
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开始，中央党校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的指导下，讨论党史问题。所谓路线斗争史，即共产党的内斗史，历来以权力意志定是非。所谓“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即反对刘少奇、反对林彪、反对“四人帮”的三场斗争，也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这十年的历史充满了歪曲和谬误，但依据“两个凡是”的天条，都是早有定论的。胡耀邦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还要看实践嘛。”“以哪个讲话、哪个文件为依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副教育长冯文彬也提出，研究党史要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党史教研室提出一份讨论三次路线斗争的提纲，因袭旧说，胡耀邦很不满意。他指定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负责一个专门小组。这个小组形成一个文件，题目是《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从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这个文件确立的“研究应当遵循的原则”，明确地提出：“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明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结果来检验。”○5当时在校学习的八百多名中、高级干部以这个原则为引导，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由于以实践标准为依据，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是非重新审视，学员们思想活跃，讨论热烈。实际上这是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真理标准讨论的前奏。一九七八年四月，八百多名中、高级干部毕业后分赴全国各地，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种子。
讨论中也有不同意见。某些人认为，研究“文化大革命”必须以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不能摘，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等等。思想解放的阻力还是很大。由此引起人们的注意，转向从理论上深入研究真理标准问题。一九七八年二、三月间，理论研究室的吴江和孙长江谈起这个问题。在党史讨论中，胡耀邦原来提出的是两条原则：一，准确地、完整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二，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有些人误以为检验路线是非有两个标准。孙长江觉得有必要说明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实践。他自告奋勇愿意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发给学员参考。吴江同意，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6
在报纸上澄清是非的过程中找到了真理的实践标准
新闻战线上也在寻求突破。报纸上就老干部是“从民主派到走资派”、“文艺黑线”专政、知识分子是专政对象、按劳分配产生新资产阶级、抓生产是“唯生产力论”等等问题发表文章，澄清是非，总会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表示怀疑或反对。他们的根据无非是“毛主席说”，毛主席说的这一句、那一句。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针对读者的迷思，发表了一篇署名张成的短评，题目是《标准只有一个》，说明：“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还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真理的标准；真理和真理的标准不是一回事。文章只有一千多字，显然说理不够。这一次，照例又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指责《人民日报》不该登这样的文章，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真理的标准，否则，贬低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浙江大学在政治课考试中出了一道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真理的标准？”有些学生宁可被扣分，拒不回答，还说：“老师是不是想引导我们犯错误？”有一个系，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二十多人在讨论真理标准时，只有一个人赞成真理标准是社会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真理标准。却有不少人反对他的意见。可见，事情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由于多年来推行语录标准，真理标准是社会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竟成了异端。新闻界与理论界通力合作，决心就真理标准问题做一番文章。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接受《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委托，针对读者的疑问，准备撰写《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
注：
○1见《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 一九八二年）第63-68页。
○2见《邓小平年谱》（上）第225页注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3同上，第234页。
○4沈宝祥（中央党校教授）所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也注意到了这一事实，称之为“突破”。他在第17页上写道：“在1977年10月，北大青年教师王贵秀等人写的一张《评市委〈六条〉》的大字报，实现了突破。这张大字报指出：‘市委的《六条》不符合客观实际，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不管权力多大、嗓门多高，都不可能强迫实践通过错误的意见；犯了错误，不管态度多滑、手法多妙，也不可能逃脱实践对错误的判决。’”作者注明引自“于光远、胡绩伟等《猛醒的时刻》（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86页。”这本书的这一页，是郭罗基所撰《“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一部分。文中并没有“北大青年教师王贵秀等人……”的说法。《评中共北京市委的〈六条〉》大字报的作者是郭罗基，不是“王贵秀等人”。在上述文章中并无太大的必要，故我没有说明，但在北大是尽人皆知的。大字报的联署者是北大十二个系、所的负责人，也没有“王贵秀等人”。当时王贵秀和我是站在一起，反对《六条》的，但大字报的写作和署名“王贵秀等人”没有参与。不知沈宝祥教授语出何典？特别是作者在“自序”中自诩：“我努力发扬中国史学的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记载和述评，而杜绝讳、颂之类的不良学风”。因为自由化分子郭罗基身居海外，而将大字报的作者无中生有地转移到中央党校的同事“王贵秀等人”头上，是“杜绝讳、颂之类的不良学风”吗？与此相关，中央党校出席理论务虚会的共十一人，沈宝祥列出了姓名，又独缺身居海外的阮铭（第327页）。讳之多矣。尽管如此，这本书在其他的方面还是尊重历史的，是迄今为止比较全面、客观地叙述真理标准讨论的著作。史实可信，史识不足。
○5见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26-2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6吴江《十年的路》第36页，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又见孙长江《我与真理标准讨论的开篇文章》，《百年潮》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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