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帝国三十年（续5）
作者：阮铭 文章来源：争鸣杂志 点击数：35 更新时间：2008-10-22 0:08:52
（续上期）
胡用精神文明建设来「缓冲」
胡耀邦此时在想什么？他说：「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研究透，下不了马；经济体制改革虽然通过了决议；还是受到百般抵制改不动，影响经济发展。阻力这么大，我想只能缓冲一下，从观念形态的东西着手，搞个精神文明决议.」但他又说：「老人家也不会满意，但凭他对我的信任，可以通过.」
胡耀邦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组成起草小组，开始着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
那时他认为老人家（邓小平）还是信任他的。其实一九八五年六月三日陆铿发表《胡耀邦访问记》后，邓小平对胡耀邦的信任已更加动摇，认为「胡耀邦在树立自己的形象」。但鉴於九月全国党代表会议后，陈云集团在经济战线向全国改革派大举进攻。全国各地，计委收权，纪委抓人，在一九八五年底到一九八六年初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计委下达指令，干预包括特区在内的一切经济活动；纪委不但任意处置党内各级干部，还下令逮捕、枪毙非党人士。这些倒行逆施，使改革开放严重受挫，导致一九八六年上半年全国经济发展停顿.
邓小平又坐不住了，开始从左向右摆回。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批评了纪委和计委。邓小平说：「纪委管党内纪律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政府管，党的纪委去管不合适.党和政府关系，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又说：「你提倡放权（指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放权让利十项措施），他（计委）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看来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动，因为首先遇到人为障碍」。但怎么改？邓小平又拿不定主意。他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义胜时说：「政治体制改革触及许多人的利益，太困难，太複杂，究竟从哪一点开始着手，我们还没有拿定主意。」
在如此困难複杂的全国形势与相对孤独的个人处境中，胡耀邦选择从「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来「缓冲一下」，试图在意识形态上重新扭转改革开放的不利形势，不失为一种摆脱困境的积极思路。
按照胡耀邦的思路，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方面，他同专政派的根本分歧当时无法解决.经济体制改革通过了中央决议都不管用，专政派照旧抵制决议，把改革派整掉。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又拿不定主意，交给赵紫阳成立「政改办」去「研究」了。胡耀邦能够做的，是在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有所突破。因为他始终没有放弃思考「人的解放」问题，在胡耀邦看来，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目的都是「人的解放」。
人们有一种错觉，以为胡乔木、邓力群这些「秀才」、「笔桿子」，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其实他们只是抓住「四项基本原则」之类的教条当做棍子，纠集一帮打手用来打人。真正用心读书，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倒是胡耀邦、周扬、陆定一和一些「自由化」知识分子。
胡耀邦、周扬从文革教训中深刻体会到专制制度迫害人、蔑视人、不把人当人的危害，使他们重视研究马克思关於「人的解放」的思想。
在「生产目的」讨论中，胡耀邦就注意到马克思《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段话：
「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胡耀邦与专政派在生产目的讨论中的分歧就在这里.胡耀邦把人视为生产的目的，而专政派把人视为实现生产的工具、手段。用陈云的话来说，叫做「国家拿大头，集体拿中头，个人拿小头」。他们认为生产的目的是财富，而创造财富的生产者个人，只能拿到一点点「小头」，以维持再生产的生命；财富的绝大部分，都被「国家」和「集体」的怪兽吞噬了。
这也就是周扬在他的论文中指出的「蔑视人的价值、人的幸福」的异化现象。周扬认为改革就是要克服这种异化现象。周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打中了专政派的要害，故而遭到专政派的致命打击是不可避免的。胡耀邦说：「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反对周扬、夏衍、巴金，认为他们三人是搞自由化的头头，影响太大；我一直顶着，认为这三个人决不能整。」结果胡耀邦还是没顶住，因为胡乔木、邓力群后面还有二人：邓小平和陈云。
邓小平和陈云在经济开放政策上有重大分歧，但在一党专政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邓小平一贯主张：「经济问题上不一致可以让，政治问题上不一致不能让」。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种态度
从真理标准、生产目的，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内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种态度。
一种是胡乔木、邓力群等自封为「马克思主义权威理论家」的「左王」们，他们把自己说的话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出来说话」。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把「四项基本原则」同人权、人性、人的价值、人道主义、人文精神、人的解放和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对立起来，把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党的领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几条专门用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教条主义棍子。
文化大革命时，江青曾经表扬张春桥、姚文元是「马克思主义」的「金棍子」和「银棍子」。在邓小平时代，胡乔木、邓力群也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金棍子」和「银棍子」。也可以说，邓小平、陈云让胡乔木、邓力群扮演的角色，正是当年毛泽东让张春桥、姚文元扮演的角色。
与胡乔木、邓力群们不同，胡耀邦、周扬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自居，他们只是马克思理论的「研究」者、「探讨」者。他们主张马克思的理论与当代实践结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他们都不採取全盘肯定、全盘否定的态度。胡耀邦和周扬，都曾表示要把毛泽东同他们的多次单独谈话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下来，因为其中有些值得重视的观点，在发行的毛泽东着作中并未收入。周扬举例说，从延安到北京，毛泽东同他谈对人性和异化问题的看法，就同胡乔木、邓力群们的流行说法不一样。周扬很不认同胡乔木、邓力群自封「马克思主义」的裁判者和他们对待马克思和毛泽东的那种选择性的教条主义态度。他曾引用恩格斯给拉法格信中的话：
「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於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於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收穫的却是跳蚤」。」
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东西，不过是为实现人的解放，为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未来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例如反动势力使用军事暴力屠杀人民）可供选择的工具、手段，既非目的，也非「基础」；人的解放才是目的。
这种分歧，在马克思时代就存在。马克思在自己的着作中，十分明确地把「霍布斯那种敌视人的唯物主义」与「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区别开来。马克思自己属於「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也就是以人的解放为目的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在胡耀邦看来，离开人的命运、人的解放的思考，就不是马克思。
胡起草文件爱用「提神」二字
对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决议》，「马克思主义跳蚤」们当然不会坐视。但胡耀邦起初还颇有信心。
其一是因为邓小平肯定过胡耀邦的一九八四年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胡耀邦说：「小平同志说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精神文明议》要写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伦理学.首先要写清楚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新社会，没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不成熟、不巩固的。什么是精神文明？就是人的素质、人的知识程度、人文素养、人与人的关系，各种不同职业的人之间、各民族之间，从社会到家庭，形成空前的互助、和睦、和谐的新型关系.这一部分很重要，要提神。」胡耀邦爱用「提神」二字，指文辞要有新意、写出新的思想，让人精神振奋，「唯陈言之务去」，不要用陈辞滥调.对此邓力群曾在邓小平面前挑拨道：「胡耀邦的最大特点，是心思用在怎么让他所讲话、他的意见把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激动起来」。其实这就是胡耀邦的「提神」，是以「调查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提出新思想」，振奋人的精神去建设新社会的新文明。邓力群却对此扭曲为「胡耀邦为自己赢得掌声，要树立自己形象」；邓小平也附和道：「这是胡耀邦的老毛病，一向如此」。
其二是邓小平对胡耀邦讲过两句话：一句是，清除精神污染的名誉不好；另一句是，思想政治工作决议三年不作。胡耀邦认为邓小平已经看到专政派对清除精神污染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粗暴做法严重冲击到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成长.此时正面提出精神文明建设，应当有助於开放与发展。
胡赵联手对付专政派
后来事态的演变却比胡耀邦预期的複杂、诡谲得多。
第一，对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决议》的全过程，「马克思主义跳蚤」们始终严阵以待，伺机进攻。胡乔木、邓力群鉴於一九八三年「经济倒胡」失败，是由於操之过急，没有在中央聚集充分的专政派力量，过早向下制造舆论，引起地方反弹，导致邓小平与叶剑英联手，迫使陈云集团策划中的倒胡会议流产；这回接受历史教训，採取步步为营、充分动员专政派老人的力量，迫使邓小平站到专政派一边。胡乔木、邓力群效法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文件起草时，康生、张春桥打败陈伯达的手段。毛泽东让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康生、张春桥另行起草与陈伯达对立的九大报告稿，成功导致毛泽东抛弃陈伯达，採用他们的稿子。胡乔木、邓力群以同样手法，另行起草针对胡耀邦《精神文明决议》稿的《修正稿》，在专政派老人中广为散发，争取支持；还发给专政派的打手王忍之、何东昌等一群人，企图以他们的稿子取代胡耀邦。邓力群很快就得到了两个政治局常委陈云和李先念的批示，「同意」胡乔木、邓力群的稿子。
第二， 胡耀邦在起草过程中，察觉反对力量已经集结，形势严重；必须同赵紫阳联手争取邓小平的支持（那时叶剑英已辞去政治局常委职务，常委五人是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正好那时胡乔木批转社科院秦柳方收集来的「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材料，引起赵紫阳的警惕。赵紫阳批示：「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胡耀邦也立即批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请厚泽同志将紫阳同志批语转告乔木同志。」这件事促成胡耀邦与赵紫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站到了一起。
第三， 胡耀邦和赵紫阳针对胡乔木、邓力群的《修正稿》，联名发出一封给中央常委的信。信中就胡乔木、邓力群指责决议稿未沿用十二大「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作了详尽说明。邓小平阅后立即批示：「耀邦、紫阳的意见很好，我完全赞同」。李先念也跟着批示：「同意小平意见」。邓小平当时已知道邓力群把自己的《修正稿》发给了二、三十人，意在挑起争论。邓小平对胡耀邦说：「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可以採取表决方法解决问题，少数服从多数。邓力群的修改稿打的是我的牌子，实际是想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能听。我们的政策还是要放，而不是收。」这一回合胡耀邦、赵紫阳暂时击败胡乔木、邓力群和他们背后的陈云。但事情正在起变化。
毛泽东请邓复出，送邓八个字
邓小平在一九八六年面对的形势，很像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那时邓小平和叶剑英站在一边，整顿经济，整顿军队，使全国形势渐趋稳定。而站在另一边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一伙，认定邓小平、叶剑英这些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把邓小平找回来工作是对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障碍.
这里要顺便纠正一个史实。有些历史着作误称「柔中寓刚，绵里藏针」是毛泽东找邓小平出来工作时的肯定评语，并以此八个字概括邓小平的个人性格。事实恰恰相反。
毛泽东把邓小平请出来工作时是这样说的：
「现在请来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你呢（指邓小平），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白，要邓小平「改一改」让人家害怕的那种过硬性格；送给邓小平的两句、八个字，正是针对邓小平个人性格中的弱点，劝他以后对人和气一点，做到外柔内刚。事实证明邓小平后来也没有做到。
二○○八年九月十五日，於美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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