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历程》选登 军队里的黑暗
文彻赫恩
我参加随军南下工作团也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当时北平市很多招生单位，如人民革命大学、华北大学、军政大学等等。但这些大学都有名无实，报名者只要有初中文化程度，年满十六岁均可入学。这些名为大学，实质上就是交待历史、改造思想的单位，进去才半年，就毕业分配工作。我二月中旬考取华北大学第三部戏剧文学部。后来没有去，认为要革命就参军，随部队南下为革命成功做先锋。
随军南下是有战争风险的。南下地点是两广一带。我们虽然是文工团，但男的全部发枪枝、子弹和手榴弹，以备随时战争。打过长江之后，就开始徒步行军了。每天步行平均九十里，不但要背着自己的背包，还要背上枪枝弹药手榴弹，加在一起有百十来斤。行军是非常艰苦的，每天汗流浃背，到了湖南，我已无力背负行李了，除了武器，别的全扔掉，只留了一双老百姓送的拥军鞋，千层底，以备走路用。脚上不知起了多少血泡，每天晚上停下来就开始挑血泡，以备第二天继续行军。到了宿营地后，首先还得给老百姓挑水，打扫院子，自觉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随时开展军爱民活动，搞好军民关系，才能打胜仗。
在湖北省鸡公山整修时，我们每天从信阳火车站，往鸡公山上背粮食。一般每人背一袋面，顶多也是二袋“炮车面”，一袋五十斤。我经常背三袋，有时四袋，每天跑二趟，将近一百里路。因为我表现出色，很快就入了青年团。
进军到湖南地区时，我们文工团没有粮食吃，必须派人前往离驻地有九十里的介守镇背粮食回来。因为我人长得高大魁梧，刚入团，热情非常高，团长就派我和通讯员宋月芝去扛粮食。我们两人都是棒小伙子，每人发两枝枪，长短各一把，以备万一。我们傍晚出发，天亮以前一定要赶回驻地。当我俩背着百十来斤的粮食回来时，用枪声，二快一慢，联系了队里，我就累得躺在地上，再也走不动了，得等接应人来，把粮食运回去。
另一次是押送文工团的器材设备和乐器，雇了7个挑夫，由我和另外一个人押送。走到两风桥时，天色已黑，听到枪响，我立刻命令挑夫跑到公路边的水沟里，趴在那里不许动。我也趴在公路下面，看见国民党散兵，骑着马在山上走过。真险呀！我出了一身冷汗。要是碰上了或是被发现，我们准完。我们只有两人，他们起码有一个排的兵力。
根据这两次的表现，我应该被记大功一次的，但在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时，我违反了纪律，功亏一篑。那次是在衡宝战役之后，俘获大批俘虏，押送人员不够，上级决定叫文工团派几个去帮助押送。我们共三人押着一百多俘虏，他们不听指挥，乱窜乱走，不时还有掉队的。有一个俘虏不走，我气急了就用枪托打了几下。后来在评功会上他们说我违反俘虏政策，不予记功。我心中有点不服，但领导不同意我也没办法，反正我在解放军南下行军中尽职尽力，可以说比文工团所有人员贡献都大。另外一点，我和女团员颜某接触比较多，经常帮助她，文工团王团长看了吃醋，当然评不上功了。
1949年冬，四十九军解放桂林，我们随战斗部队一起进城。当时桂林城内仍是一片硝烟弥漫，我们奉命停止前进，在桂林扎根长住，成立军政大学，招生培养广西省所需的军队干部。我们搬进了原国民党省政府“皇城”院内，文工团就驻扎在桂林最佳风景区之一的独秀峰山脚下。当时桂林人民流传一句话“桂林山水甲天下，最佳山水在军大”！
在半年多的行军中，文工团女团员颜某经常帮助我洗洗补补，就这样她遭到第一副团长的批评，指定我们俩要相互表态，以后互不来往，并写出保证书。我当时很反感，问王副团长：“这是什么意思嘛！”他说：“就是不叫你们谈恋爱。”我回答：“我们根本没有谈恋爱，你们不是教导我们，同志之间要互相帮助吗？”副团长说：“那是正常的同志关系。”“嘿！我们那点不正常？”副团长说：“我看你们不正常，反正不准你们来往，否则以纪律处分！”呵？真不讲理！我心里想这哪叫官民平等呀！完全是以官压人嘛？我火也上来了：“报告团长，别说我们没有谈恋爱，就是谈恋爱，你又怎么样？”副团长道：“告诉你，解放军有规定，三、六、团才有资格谈恋爱结婚——三年党龄、六年军龄、团级干部，少一不可！女同志例外。”这不就等于明摆着，年轻女学生只能嫁给老干部了！我想解放军里怎么这么黑暗。
不到一个月，是1950年的春节，副团长宣布停止我的团籍，我思想非常不满。不久，我就看见副团长老把颜某叫到他宿舍里谈话，一谈就是半夜。后来大家也明白了，是王副团长追求颜某 ，并以入团、入党为诱饵。后来不久颜某果然入团了，只是他也没够资格结婚，只是一个营级干部。后来事情传开了，副团长因追求颜某而打击文彻赫恩，名声不好，到了春天，他就被调走了。
不久我注意到，每逢星期天，团、师、军的老干部，都来文工团看我们。表面上是关心团员的生活，实际上是来看文工团的小姑娘们。我们文工团女的都很年轻，多半是中学生，少数大学生。我思想揣摩着，不许我们接近女的，而他们却可以到文工团来挑选，并且以团籍党籍做条件，如果嫁给老干部，马上可以入团入党。更可恨的是，他们动员小姑娘“老干部为革命南征北战，没能成家，现在仗打完了，没结婚。你们嫁给老干部就是你们对革命的具体贡献！”这是什么婚姻制度？简直和奴隶社会制一样。更何况老干部很多在农村也有妻室，只不过是农民老百姓或小脚女人，他们嫌她们土气。土八路进城换老婆早已成风，这是共产党掀起的第二次换老婆热了。第一次是抗日时期，许多女中学生、女大学生都奔赴延安抗日根据地。到了延安之后，共产党高官也是用以上手段换老婆，把原配农民老婆，休的休，扔的扔。我院党委书记是第三野战军转业的团级干部，就休了小脚农民老婆，娶了我院女同学张某。副院长江俊峰，于1952年初和我院任政治辅导员的王某结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辅导员王某和马列主义教研组组长袁某搞不正当两性关系，被人抓住了，而王某平时张口马列主义，闭口毛泽东思想，尽说漂亮话、唱高调，经常批评这个人作风不好，那个人道德败坏，经他手劳改劳教的就有几个人，结果自己是地地道道的道德败坏份子，他没有脸再活下去，结果自寻短见了。后来我们江副院长又把农民的小脚夫人接到上海来了，重修旧好。换了是一般群众，早就给你判劳改和劳教，罪名是重婚罪。
── 原载 《苦难的历程》，劳改基金会2003年出版
Thursday, October 16,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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