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逆自己的痛苦而行＠自由广场

2008-09-26 19:32:29| 人氣333| 回應7 | 上一篇 | 下一篇

布罗茨基：逆自己的痛苦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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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茨基：逆自己的痛苦而行

作者：凌越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点击数：68 更新时间：2008-9-25 0:50:00

约瑟夫.布罗茨基15岁便退学进入社会，先后当过火车司炉工、板金工、医院陈尸房工人、地质勘探队的杂务工等。1955年开始写诗。1964年，布罗茨基被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罪判处5年徒刑。服刑18个月后，经过一些苏联著名作家和艺术家的干预和努力而被释放。1972年被苏联驱逐出境。不久，他接受美国密执安大学的邀请，担任住校诗人，1977年，加入美国国籍。

侨居国外期间，布罗茨基又以十多种语言出版了他的选集，1987年，由于他的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96年1月28日，布罗茨基因心脏病发作，在睡眠中逝世，享年55岁。

布罗茨基在前苏联被关押被流放最后被逐出祖国的受迫害的经历，读者多少知道一点，但没有一本书有这本谈话录讲得那样详细，甚至比他到美国后撰写的自传散文《小于一》还要细致，在自己的文章中出于风度和骄傲，布罗茨基显然简化了自己受虐的过程和情节，而是致力于分析这种痛苦。

有如即兴创作的谈话

看一个作家的作品和与他交谈，是两种全然不同的体验。通常，写作———哪怕是不那么出色的写作，也会给人留下较为严谨的印象，你可以清晰感受到作者思考揣摩的痕迹，你可以发现他在挑选一个准确词语时的煞费苦心。可是当你和他面对面谈话的时候，那种凝重的感觉将会减弱许多，他甚至可能是一个风趣的妙语连珠的人，或者相反他也有可能让我们大失所望，竟然是一个闷葫芦。因为很简单，当我们交谈时，留给我们思考的时间是如此之少，比如当你的谈话对象结束一个提问，正常情况下你得在数秒内给出回答，否则那将是一段让谈话者双方都倍感压力的沉默，当然也许你是一个极为谨慎的作家，那么你可以通过支支吾吾换来多几秒钟的遣词造句的时间，可是对比于你独自在屋子里的写作（你甚至可以为一个合适的句子，平心静气地斟酌一个钟头），谈话永远是仓促的。也因为这个原因，作家的作品集似乎总是要比他的谈话录更有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在谈话中倒是更容易见出一个作家的性情———他用不着或是来不及在自己谈话的同时迅速地打量自身，以便以自己较好的一面展示于人。高质量的谈话经常会使参与者道出令他们自己都觉得惊讶的看法和结论，在某种程度上，谈话就是一次即兴创作，状态好的时候，那种瞬间的爆发力也是那种苦心积虑的思考无法企及的。

具体到《布罗茨基谈话录》，这无疑是一部有魅力的谈话录，访问者沃尔科夫本身是一位音乐家和文化史家，熟悉乃至精通俄罗斯诗歌和文学史，1978年秋天，他去听布罗茨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深受震动，遂产生编撰《布罗茨基谈话录》的动机，并很快征得布罗茨基的同意。两人的谈话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断断续续持续到1996年布罗茨基心脏病发辞世。这一“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工作”显然没有辜负两位谈话者的苦心，这是不可多得的精彩的谈话录。《布罗茨基谈话录》有两个基本主题：一是诗歌，具体地说是布罗茨基一直推崇的几位诗人———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奥登、弗罗斯特等，这几个诗人书中都专章谈到；一是布罗茨基个人的近乎传奇般的经历，他在前苏联被关押被流放最后被逐出祖国的受迫害的经历，读者多少知道一点，但没有一本书有这本谈话录讲得那样详细，甚至比他到美国后撰写的自传散文《小于一》还要细致，在自己的文章中出于风度和骄傲，布罗茨基显然简化了自己受虐的过程和情节，而是致力于分析这种痛苦。

对于自己喜欢的这几位诗人，布罗茨基都撰文介绍过，关于茨维塔耶娃的《诗人与散文》、关于阿赫玛托娃的《哀泣的缪斯》、关于奥登的《析奥登的〈1939年9月1日〉》、关于弗罗斯特的《悲伤与理智》。这是尽显布罗茨基出众的批评才华的文章，主要在诗艺上探讨这几位诗人的作品，只有在《哀泣的缪斯》一文中，才少许带出阿赫玛托娃的传记资料，布罗茨基这样描述阿赫玛托娃的外貌：“她看上去相当漂亮。五英尺十一英寸的身材，乌黑的头发，白皙的皮肤，雪豹一般灰蓝色的眼睛，苗条的、柔软得难以置信的身段。”但是在文章中你仍然找不到布罗茨基和阿赫玛托娃私人交情的例证，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任何一个自尊的诗人而言，在他评述一个朋友的诗作时带出这种友情，不仅是侮辱了这友情，通常也会影响到批评的公正，哪怕仅仅是在感觉上。可是在谈话中，则有大量的交往细节，谈话的确和文章所负载的道德责任不同，在谈话中谈及自己的朋友实在要自然得多，况且还是在另一位好奇者不断的追问和引诱下。

布罗茨基热爱的诗人

四位诗人中，布罗茨基和阿赫玛托娃、奥登有过直接的交往，没见过茨维塔耶娃和弗罗斯特，纯粹是热爱他们的诗歌，可是这热爱也很自然令他去了解他们，那么在谈话中我们仍然获知了茨维塔耶娃和弗罗斯特生活中的某些“秘密”。可是为什么要知道这些秘密呢？众所周知，诗人的生活和他的作品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逻辑关系，并不是说他蒙受了苦难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就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诗人。在谈话里，布罗茨基也反复谈到这一点：“在文学中，就像在音乐中一样，体验是某种次要的东西。”“谈生活———无非是猫抓自己的尾巴，瞎折腾。”可是每个作家都只能以自己的生活作为写作素材，那么生活和作品表面上的矛盾之处，则恰恰是值得我们细究的地方，那里面藏有写作最深的秘密，布罗茨基显然对此亦深有感触，也有很深入的思考。从另一个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对一个诗人了解得越多，对他的诗也就理解得越深。

毋庸置疑，茨维塔耶娃是布罗茨基最推崇的20世纪诗人，他在谈话中也反复申明此点，布罗茨基认为茨维塔耶娃是“加尔文式”的诗人，这就是一个人对自己、对自己的良心和意识的十分严厉的清算。沃尔科夫在此时不失时机地抖出猛料（对我而言），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埃夫隆曾经参与过苏联情报机关的间谍活动，也就是对叛逃者伊格纳季。列依斯的追杀，并说埃夫隆是“最阴暗的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间谍。”而茨维塔耶娃“很显然，一直到最后都是完全接受并支持埃夫隆的”。这个猛料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我以为布罗茨基的辩护仍然是有力的：茨维塔耶娃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爱上埃夫隆，并且一直爱她，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像一只狗那样”跟着埃夫隆。忠贞于自己———这就是她的行为道德。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直观的恶的教训，而一个诗人是不会随便抛弃这样的教训的。灾难就是灾难，在灾难中可以学会很多东西。而且茨维塔耶娃对埃夫隆还有愧疚，他们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模样各不相同，他们长得不太像爸爸，至少她自己是这样认为的，这会使她不太急于去充当埃夫隆的法官。后者会牵出茨维塔耶娃私生活的另一面，在中国也许会有刻板的道学家对此会对茨维塔耶娃大加挞伐，可是至少对布罗茨基和沃尔科夫而言，私生活的放纵的确对诗人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至少无关作品的优劣。

阿赫玛托娃则是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另一个传奇。她的前夫是古米廖夫，20世纪初重要的艺术流派阿克梅派的领袖，后被莫须有的罪名被处以极刑，她和茨维塔耶娃及曼杰什坦姆都是至交，她一生中都不乏仰慕者和追求者（著名的有莫迪利阿尼、以赛亚。柏林），说她是白银时代的皇后也许是恰当的称谓。在阿赫玛托娃晚年，她周围又聚拢了一群出色的年轻诗人，奈曼、莱茵、博贝舍夫和布罗茨基，他们常常去圣彼得堡郊区阿赫玛托娃的住处拜访她，而阿赫玛托娃会给他们朗诵自己的近作，听取这些年轻诗人的意见。有一个冬天，布罗茨基甚至在阿赫玛托娃住处附近租了间别墅，那时“我确实每天都去看望她，话题完全和文学无涉，谈的是人们之间———我斗胆说一句———是相互的依恋”。在谈话中，狡猾的提问者沃尔科夫提到，阿赫玛托娃对自己儿子的命运是否带有某些冷漠？布罗茨基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给予了精彩的回答：“不，生活中恰好没有冷漠。冷漠———如果这句话在这儿一般来说是适用的话———它与创作与生俱来……你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努力营造悲剧的效果，似乎在用这种或那种诗行无意地违背真理，逆自己的痛苦而行。”这当然也是布罗茨基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

超越苦难

读者多少了解布罗茨基因为“社会寄生虫”的罪名被捕入狱，他和庭审法官的对话曾经在西方广为流传，后来又有学者对“布罗茨基案件”做了详细调查，还出版了专著，事件中的黑色幽默色彩尽显专制制度的荒谬可笑，可是对当事人来说，这是不折不扣的灾难。在谈话录中，我们知道布罗茨基初次被捕时的恐惧，“第一次抓我时我很害怕，通常抓人都很早，早上六点钟”。也更详细地知道他在精神病院中所受的折磨：“第一晚，我旁边单人床上的那个人就自杀了，他切断了血管。”“在那儿人们用各种愚蠢的念头刺激你，将一些药硬塞给你吃。”“你躺着在阅读，突然来了两个护理员，从床上拽起你，用床单捆上浸到浴缸里，然后把你从浴缸拽起，但不解开床单，这种床单就在你身上结成硬块。”“他们用拳头敲你，搧你嘴巴。”难怪阿赫玛托娃曾经感叹道：“他们给我们这个红头发小伙（指布罗茨基）制造了怎样一份传记阿！这经历他似乎是从什么人那儿租用来的。”

关键是如何对待这些———我们暂且说是苦难吧，有人正视它，比如同样有过劳改营经历的索尔仁尼琴，他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等堪称是那个时代的史诗，一种直接的对抗。布罗茨基有自己的方式，那就是从更高的角度去观察和俯视乃至蔑视它。诗人米沃什曾经准确地评论过，布罗茨基“不是一个政治诗人，他不会跟几乎不配享有跟他辩论特权的对手争辩。他却介入一种活动形式，被时间的暴君们解开脚镣的诗艺”。布罗茨基善于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思考这些生活中不期然的苦难或者说恶，1984年在布罗茨基任教的威廉斯学院毕业典礼上布罗茨基做了《毕业典礼致辞》的演讲，对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恶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不用说那些磨难给他的思考增添了韧性：“世上最容易翻转过来并从里到外碰得焦头烂额的，无过于我们有关社会公义、公民良心、美好未来之类的概念了。”“对抗恶的最切实的办法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独创性的思想、异想天开，甚至———如果你愿意———怪僻。”1987年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布罗茨基再进一步，将善恶问题归属于美学的门下———美学是伦理学之母，提出“‘好’和‘坏’的概念首先是美学的概念，它们先于‘善’和‘恶’的概念”。

实事求是地说，布罗茨基的散文和诗歌要比这本谈话录更有文学价值，谈话录中的精辟观点在他那些著名的散文中多半更为系统地论述过。但是谈话录仍然很吸引我，因为那些诗人们的故事，诗歌和别的文学门类有点不同，一旦你喜欢某人的诗歌，很自然地就会对某人本身发生兴趣，想象他的模样和言谈，想象他的喜悦和悲伤，仿佛就是我们自己的喜悦和悲伤。诗歌也许就是人的灵魂的外衣吧，诗歌有多绚烂似乎那位诗人就应该多有魅力，布罗茨基的谈话为此添加了新的证明。布罗茨基喜欢的几位诗人，我也都喜欢，以前只是沉浸在他们各自的文本中，而藉由布罗茨基的谈话，这些人物被串联在一起，恍惚舞台上原本孤立的演员开始发生互动，他们的面目、表情和体态也就愈发清晰了。就像一幅木刻，他们的形象最终凸显在原本平整的木板上，几乎触手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