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的脾气与底气
作者：胡唐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点击数：62 更新时间：2008-7-25 2:49:14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张鸣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25.00元。“张鸣精选集”还包括《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再说戊戌变法》、《大历史的边角料》和《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张鸣先生骤然广为人知，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与供职其间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李景治的“过招”。2007年3月12日，时为人大国关学院政治学系主任的张鸣在博客中提及院长李景治，称因李认为自己对其没有“敬畏之心”而想将其“撤职，弄臭，而且赶出人民大学”，继而，张鸣又痛陈如今“大学已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对此，李景治连续发表四封公开信，指斥张鸣“煽动舆论对自己进行恶意人身攻击，人品学问都有问题”。由此，学院中的一场暗战借助网络而公之于众，报纸与杂志的介入则令此事成为管窥中国大学体制弊病的一只麻雀。
其实，中国的大学体制弊病本不待张鸣说，大多数学院中人对此保持沉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值得赞赏。毕竟，这个体制与学者共同体的利益密切相关，自己不去争取谁去争取？至于能否争取得到甚或能否改变体制，则是另外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张鸣向大学体制开炮不乏（孤胆）英雄主义精神。当然，张鸣突然觉得这个体制不可忍受也有具体诱因，那便是时为政治学系副教授的萧延中（比张还年长两岁）迟迟无法评上教授职称，而在张鸣看来，“萧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蜚声学界的学者，到现在还不能评教授，实在是说不过去”。当年，张鸣的《武夫治国梦》一书就是在萧延中的推荐下得以出版的。
笔者之所以要介绍张鸣的这段“学界炮手”经历，只是想说学者张鸣看来是个性情中人，这一性情见诸他的行动，更见诸他的文字，特别是他的历史随笔，甚至于他的学术著作。最近，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张鸣精选集”，包括了《武夫当权》（初版名为《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含《拳民与教民》，初版为单行本）、《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再说戊戌变法》、《大历史的边角料》和《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六种。这套书前四种为学术著作，后两种为历史随笔（系从其近年刊行的诸多历史随笔中精选出来的），可以比较完整地反映张鸣的学术和创作成绩（不知为何没有收入2004年出版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一书，莫不是觉得太学术？），同时也能见出一个“学者的人间情怀”（陈平原语）。
「脾气」一向缺少学者的自我感觉
张鸣是学者，但他似乎不太情愿接受这个标签。在本套丛书的“写在前面的话”（总序）中，他有这样的坦白：“如果我算是学者的话，出道实在太晚，我的同龄人都已经扬名立万的时候，我还不大知道学术是怎么回事。晚，一来是自己懵懂，看书倒是喜欢，却迟迟不知自己稀罕的这点玩意，原来就是学术；二来是时运不济，自己喜欢的文史学不成，却稀里糊涂去学农机，虽然偶尔在演算习题和画机械图的空隙里看点闲书，顶多也是幻想说不定以后可以当回作家。后来总算明白点事儿，不再做梦当作家，改写学术论文，也经常不安分，写着写着，就变成随笔散文，把自己弄得活像是四不像。”类似的意思，在他的《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初版后记中也有表达：“我一向缺少学者的自我感觉，于学术，从来都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是一个正在叩门的门外汉。”
这种“散漫”的性情很容易让人想到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与张鸣相比，李零搞的学问（考古、古文字、古文献）更枯燥，也因此才更向往“放虎归山读闲书”。也许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张鸣和李零关系不错（张曾在博客上转发过李的一份声明）。
读张鸣的书，即便是学术著作，也确实不费力气，不说厕上枕边，也庶几近之。个中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论文写得也像随笔，只是带注释的随笔”。这样一种风格，乃是他有意为之的。“力图将学术研究做得尽可能通俗一点，免得写了半天只在学界圈子的十几个人之间交流，跟社会一点关系也没有。”其实，并没有谁规定论文就得有个论文样，特别是就历史著作来说，只要言有所本，论有所据，即为严谨，至于是以散文笔法还是以讲章笔法写出，端看作者的趣味与才情。实际上，至少是非专业读者大都喜欢历史著作能够生动流畅，而不喜欢干涩枯燥。看历史的人并非都是史学专家，多数只是为了获得一点历史知识，如果没有可读性也就没人去看了。“写历史必须用文学来写，并与新闻合作（新闻是当前的历史），才能把未被科学征服的百分之二三十保存下来。现在搞历史要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把历史、文学、新闻三位结成一体变成刘、关、张三兄弟，就可以写成很好的历史了。”（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
虽然“缺少学者的自我感觉”，张鸣却绝对恪守学术规范，因这本是一个学者的底线。其实是不是学者，本不以身在学院之中与否来判断的。谢泳先生在未去厦门大学之前便已奠定了在学界的地位，而他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则是“业余身份，专业水准”。张鸣虽然身在学院，却要不免“冒着被学界逐出门外的危险”，因为有人说他“没有任何学问，甚至没有专著，只知道捣乱”。此番“之所以乐于把这些陈年旧货倒腾出来”，就“主要是想向世人证明一下，我这个人其实还有学者的一面”，尽管“很有点野路子，而且归属不明”。这可看做是他的底气，也因此才有脾气，却未必是坏脾气。
「底气」其实还有学者的一面
张鸣的底气到底何来呢？这就要看他的学术著作了。尽管随笔在普通读者中更有影响，而他自己也不轻看这些文字，称“不是为了讲故事才写的”，而“主要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但决定一个学者的地位的还是他的学术著作。
张鸣的学术之路始于军阀研究，讲述近代军阀怎样维系其集团，吴佩孚奉行“以儒将兵”、张作霖念动绿林心经、阎锡山拼凑“中西杂拌”、冯玉祥（基督教）与唐生智（佛教）借助宗教仪式、刘湘与孙殿英迷信道术，而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是最后的军阀蒋介石这里，则“道学的酸腐，青帮的阴鸷，十字架的灵光与军阀主义的滥觞，五光十色，酸甜苦辣”，“变成了一锅以恢复传统为基调的老汤”。这一开端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所谓意识研究，由定格化的军阀意识到后来的变迁中的农民意识（即“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乡土心路八十年》一书副题）乃至“世纪之交的民众心态解读”（《拳民与教民》一书副题），如此执着于“意识路线”，对于“琢磨一个题目之后，只要琢磨出点东西来，就兴味索然，只好再弄另外一个”的张鸣来说，实属难得。另外一点是，从这时起张鸣就已经被认定不守清规戒律了，“党史系的人，就只能做中共党史的题目，做了别的，就是犯规”。对此指摘，张鸣当然不服气，点灯熬油地干了一年半才做出来的论文，又不是学术上不过关，凭什么枪毙？所幸在若干好心人的帮助下，终于通过了答辩，但难说此事就没在张鸣心里留下阴影，致使他以后总也改不掉研究跟着自己的兴趣走的“毛病”。至于本书的学术价值，张鸣自己认为至少是填补了一项空白，因为“此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过”，但学界并无多少反响。
到了《乡土心路八十年》，反响就不同了。此书被收入著名学者陈达凯先生主编的一套丛书中，与之一同刊布的还有茅海建的《近代的尺度》、萧功秦的《危机中的变革》及许纪霖的《寻求意义》等。说到思想或者观念、意识，能在史书中留下痕迹的似乎只有那些思想家，而民间特别是农民则毫无思想可言，这显然是一种偏见。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思想史的写法》中指出，在思想史上，除了精英与经典的思想世界（思想家的思想史）之外，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也指出：“在一个文明中，思辨性的大传统比重少而非思辨性的小传统比重多。大传统完成其教化在学校或寺庙中，而小传统的运作及传承则在其无文的乡村生活中。”“两个传统并非是相互独立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一直相互影响及连续互动。”（《农民社会和文化》）《乡土心路八十年》“实际上是从底层民众的观念和意识变迁的角度”重新解释了一下中国近代史，或者也可说是一部底层思想史。作者认为，1840年到1920年这段时期的“农民意识观念呈现两种似乎相反的外观”。在宏观上，农民对近代化呈现出敌意、麻木、冷漠的意向，而在微观上，他们对西洋物器文明的态度，他们的世界图式甚至于他们的思维方式，都在一点一滴地悄然变化，向着有利于近代化的方向变化，不过是不如知识分子那么明显。这种情形正如葛兆光所说，在那种近乎停滞的年代，思想的历史恰在前行。
让张鸣在学界声名鹊起的著作则是《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此书的写作缘于作者痛感“近年来对于农村政治的关注似乎太多地集中在对村民自治的现实上面，而对于中国农村政治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和为什么非走这一步，却缺乏起码的考察”，而“不清理历史的脉络，现实的结就难以真正解开”。其实，黄树民出版于1989年的《林村的故事》一书，已然通过解剖福建林村这只麻雀，对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进行了梳理，只是此书译成中文出版已比张书晚了半年。此后，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和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相继问世。这两本书被著名学者誉为“20世纪末研究村庄政治的双子星座”，“对于把握中国乡村政治社会的变迁都具有其独特的认知价值”。当然，黄、吴、于做的都是个案研究，而张鸣则是宏观的鸟瞰。在理论框架上，吴、于也显得比张更繁复些，后者似乎主要受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的影响，着重考察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但简单也有简单的好处。还有必要提及一下的是，本书是用散文体写成的学术著作，每章都能独立成篇，章章又都紧密联系，整个就像冰糖葫芦一样。读这本书，仿佛能感觉到那些想当然的传统认知纷纷剥落，有吃冰糖葫芦的快感。
至于《拳民与教民》和《再说戊戌变法》两书，作者自陈影响不大，此处亦不多说。张鸣自谓“在近代史和政治学界还不无微名”，笔者愚见，显然不是自我吹嘘。学者应该谦逊，但也应该自信，自信才有底气，而底气则来自于著述。张鸣就是一个有底气又有脾气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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