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人性
在 1957年以后的11年中,她之所以一步步地能在观念上攀得更高,走得更远,甚至把同时代其他人都甩在后面,关键还是因为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的一面从来没有被磨灭,反而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决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从。加上她天性中就有的对自由的追求和她认死理的气质,这些合在一起,决定了她的命运。
她几次说:“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归根结底,可以说都根源于她的人性。
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她的宁为玉碎,她这样选择不是因为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珍视生活、太珍爱生活了。她之所以反抗到底,完全基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
她憎恶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一切,她在送给一位同学的照片背面题了8个字:“什么是美?生活本身。”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个空洞的不着边际的名词,而是有着美好而充实的内容,在她的同学、友人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并且会享受生活的人,一个有着丰富情感的人,她爱喝酒,爱吃,在狱中她给母亲的信中还能一口气开出几十种不同吃法的食物来,她喜欢跳舞,会随便采摘野花戴在头上,她会自己动手裁剪衣服……她对生活一直保持着美好的感觉。
幼承庭训
从林昭的家世、成长历程来看,她深受母亲许宪民的影响,而她母亲又深受她大舅许金元——一位在“四一二”事变中被杀的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她妹妹说她身上有“家传的政治基因”。她多次讲到自己幼承庭训,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从来不怕担负自己应负之责。她在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左倾的“大众读书会”和“大地图书馆”,类似中共的外围组织,读过马列的书和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手抄本。1948年暑假,她甚至做过三天地下党员,只是因为对秘密工作原则缺乏认识,失去了组织关系,为此懊悔多年。她满怀希望地迎来1949年,一心上进,为此不去上大学,不惜跳窗从家里出逃,还曾无中生有地揭发过母亲。
她的父亲彭国彦,受过英国教育、“沾上了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气息”,在国民党时代有过从政经历,一直清廉耿直、洁身自好。多年以来,父亲在林昭心目中只是一个“反动官僚”,直到她成为右派,回到家中后,才与父亲有了更多的交流,她对父亲产生了愧疚、亲情和敬仰。林昭第一次入狱后,她父亲选择了自杀。1962年,同学羊华荣见到保释中的她,发现她头上戴了朵小白花,问她为谁戴孝,她说是父亲。“我说:过去你不愿提你的父亲,现在怎么成了孝女,她只是笑笑。”父女之间的这些交流在她身上开始生根。她第二次入狱,到精神病院做鉴定,她对院长粟宗华说:“我父亲曾对我讲,利用青年人的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她读过《扬州十日记》,深刻地觉察到民族的悲剧“仍不过是历史之一贯性的延续”,“几名清兵就可以赶着一大群中国人去宰杀,——像赶猪羊似地驱叱而行;到了地方喝令跪下便一齐跪下,听待人家拿着刀从前排逐一杀起而竟俯首帖耳得没有一个敢动!唉!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啊!!!是故当读着辛亥革命先驱者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秋瑾的遗诗以及林觉民《与妻书》等时,这个未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按:此为林昭自称)不知多少热泪如注、纵横狂流沾湿篇幅!”她由衷地景仰这些杀身成仁的先行者,并自觉地接续他们的精神脉络,这是她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但仅有这种资源,她只能走向以暴易暴的反抗之路。
为了迷途重归的良心
林昭早年就读的苏州景海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可以说,是基督教给了她内心的光亮和力量,使她流自己的血,却不想以血还血,而只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守护她深爱的一切。即使对于向她直接施暴的人,她心中也没有产生你死我活的念头。
1949年,她从景海女中毕业后,脱离了教会。1951年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她曾以“中央的通知”名义警告牧师,凡进行土改的地区应停止一般宗教活动。打成右派后,她开始逐渐回归,右派同学羊华荣跟她议论无神论和宗教等话题,“有次谈到基督教时,她说:你不要贬低上帝,我信奉基督教。”
她曾讲过林肯救一头陷入泥沼的猪的故事,有人称赞林肯,有人说林肯做得不值,而林肯只是回答:“我不是为那口猪,我为我自己的良心!”她称自己所做的一切,也只是为了“迷途重归的基督徒的良心”。
1958年到1959年,她在人民大学资料室监督劳动时,每个星期天,她几乎都要带朋友甘粹到北京王府井大教堂做礼拜,并给毫无宗教知识的甘粹讲圣经故事。甘粹认为:“她从小信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反右是不平等的,不公平的。为了这个不公平,她出来替他们说话。”
她在狱中一度和基督徒俞以勒同室,成为好友。这大概是她在狱中最开心的时光。她自称是“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在追思被刺杀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时,她说;“作为基督门徒,我们各人诚实的灵魂无论何时永远共同呼吸、居住而活跃在基督的爱里。”
她自知有肺病,但不愿治疗,她说:“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我的教会——我的神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愿意甚至希望从自己中学时代的导师、带领我受洗进教的美国传道士那里得到对于肺病的药物治疗的。”“既然我的生命属于上帝,而且已经活过那么些艰难困顿至于严峻地残酷的日子,那么,无论病躯怎么衰弱,假如上帝要使用我而要我继续活下去,我一定可以活得下去!……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只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与我这样一份光荣!”很显然,她把自己当作一个殉道者,在信仰中获得升华。
北大传统
我们同时不能忽略她的另一个思想资源,那就是北大传统对她的影响。1954年,她以江苏省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的赏识,建议她改为文学专业。因为她的文学才华,她成为北大校刊、《北大诗刊》和《红楼》杂志的编辑、编委,在北大度过了愉快的三年。她曾写过一诗《沿着五四的道路》:“北大的老钟,它曾在我们的时代的交响乐章里,奏了一支烈焰狂飙般的激情奏鸣曲……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蔡元培、李大钊这些北大先驱在她心目中有着沉甸甸的分量。她在成为右派、自杀获救后,愤怒地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天理何在?”她在1962年暂时出狱期间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无非也是要重申北大传统。
在1957年的风暴来临前,她在北大的《红楼》杂志第三期发表过一篇《种籽——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三十周年祭》,其中引用了李大钊早年的几段话: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贫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么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地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身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这些话曾引起她深深的共鸣。这些思想资源也化入了林昭年轻的血液之中。后面这一段,她成为右派后还曾抄在日记里,从她最后的抉择来看,她走的无疑也正是这样一条自我解放之路。思想自由,正是北大最珍贵、最重要的传统之一。林昭无疑也是属于这个精神谱系的,她是这个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1957年春天,在纪念李大钊殉难30周年时,林昭曾写下这段话:
鲁迅先生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但如果没有第一个,也便没有后来的,也仍然没有路。而那第一个遵着遥远的火光,走进没有路的地方去,直到倒下去,还以自己的鲜血为后来者划出了道路的人,将永远、永远为我们所崇敬。只要这条路存在一日,走在路上的后来者,便再也不会忘记他的姓名!
整整40年后,我们同样可以用这番话来纪念她。
(责任编辑 刘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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