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中文笔会2007年第五届自由写作奖颁奖词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83 更新时间：2008-3-13 0:43:32
廖亦武
独立中文笔会2007年第五届自由写作奖颁奖词
2007年10月2日
独立中文笔会决定把2007年度自由写作奖授予廖亦武先生，既向廖亦武个人致敬，也为华人社会和汉语世界提供一份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档案。
廖亦武先生有音乐和诗歌的天赋，这样的异类在大陆中国生活，注定烙有这片土地强加的种种荒诞的印记。他的成长之路充满戏剧性，有悲剧，也有喜剧。他早年遭遇文革，沦为流浪儿，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也曾开着大卡车奔波于崎岖的川藏路，但青春年少的诗情本能地趋于理想主义，并跟当时的主流话语保持协同。他曾在四川的《星星》诗刊当业余编辑，也写过极受官方欢迎的诗歌，还得过20多个所谓的文学奖，80年代的名嘴瞿弦和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朗诵过廖亦武的诗。和现在许多内外通吃的艺术家、作家相似，在当时，他的那些场面上的作品跟其他主流文艺一道，营造了后极权社会的所谓自由幻象。
但诗人很快受到另外一种流行话语的影响，80年代的文化热给中国人带来大量的西方文艺，诗人孤独的天性很快在现代派那里找到了知音，他跟先锋、实验艺术一拍即合。正是在现代派艺术的中国创造里，一个诗人的本我才从空洞的概念迷团里解放出来，并反身置疑这些概念的正当性，勇于审判它们的绩效；也只有在这样的反身省思中，诗人才与活生生的苦难建立起血肉关系，那是野蛮制度下的一个个鲜活个体的遭遇。当 1989年的六四事件发生时，诗人虽远在祖国西南，血肉的伤亡创痛却如同亲证。他说："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我是狗崽子。狗崽子不如人子聪明，人子知道适时地沉默，而狗崽子凭着本能发出叫声。"于是，在血案发生的同时，他写下了长诗《屠杀》，并与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一道，录制配乐诗歌朗诵磁带。随后，他组织四川、重庆等地的诗人和朋友们，创作、主演、拍摄了诗歌电视艺术片《安魂》。这一行为作为90年代的涉外反革命大案被侦破，戴迈河被驱逐出境，几十人入狱。检察官丁剑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在秘密法庭上宣告："九十年代始于对《屠杀》《安魂》一案的起诉。"廖亦武被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谈论诗人随后的经历需要长长的篇幅，在六四后次法西斯的中国，诗人之心不可避免地被踢进监狱，与一些死囚共渡铁窗生涯。他在苦水、碱水、泪水、血水中浸过、煮过，在呵斥、背铐、电棍中抗过、狂过，甚至在绝望中两次自杀，一次以头撞墙，一次纵身跳楼。但正因为绝望，希望才给予了诗人。他的身心经过了地狱、炼狱之惨烈，活了下来，仍是不幸中的大幸；在狱中，他不仅写下了撼人心魄的《古拉格情歌》，而且向一位老囚犯学会了吹箫。箫声使他挣脱了勒进肉体的背铐，让写给死刑犯的诗句长出音乐的翅膀。更幸运的是，他获得了看待中国生活的"第三只眼睛"，他的艺术生涯如凤凰涅槃般地获得了新生。
80年代的主流或反主流的歌唱，在中国生活面前都是虚幻的。中国生活需要一种更有效的语言来表达。一个社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找不到语言来表达是可悲的，更可悲的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诗人因此反身以诚，把诗歌之笔转向叙述之笔，不无笨拙却尽可能忠实地叙述他遇到的人和事。先从自身开始，将自己从诗人到犯人的改造经历作为一份历史证词留下来；然后写出了影响广泛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最近几年，则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冤案录》。
在诗人生活、写作的同时，受惠于内部功利政策和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中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的策略，即中共统治集团主导的资源资本化过程，以污染环境和人心、收买精英阶层、压榨社会底层为代价，用所谓杀鸡取卵办法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一波接续一波，至今不绝。中国成为资本原始积累和现代积累完成得最快最戏剧性的国家。当长达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嘎然终结，困扰世界、分裂人类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不共戴天的对峙，被越来越一体化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取代。全球化的产业分工和资金流通的最大障碍陡然消失，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和劳务输出如血液循环畅通无碍，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人类财富在十几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中国是受益最大的国家。在这样巨大的变迁里，中国的统治集团及其接漏油的社会精英们，受益良多，是实实在在的暴富一族。即使以穷酸势利见长的文人，也顺守默从中国的繁荣，并从中多少分享到一份红利。
廖亦武没有加入这一时代的富贵事业。他自承，只吃自己的一份口粮。这个完全把自己等同于底层劳动者的诗人，不曾迈步跨入繁荣的中国殿堂，而是浪迹于中国西南，跟政治犯、江湖艺人、小商贩、打工妹、老右派、民间传道人、土改幸存者等等"失败者"混在一起。他近乎偏执地记录他看到的人和事，如同司马迁为平凡普通的同胞作传，廖亦武记录了一个同样活着的中国。严打幸存者左长钟历尽折磨、还在日复一日地上访、申冤；三轮胡小松为自己花 300元买的三轮车被没收而上告；政治犯刘德在川北某新华书店的仓库里扛着沉重的麻袋；十几岁的武文建因六四入狱，出来后已经三十立过……这一切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并持续存在。更为关键的在于，对这些底层平民的生活，尽管今天的中国媒体已经报道了足够多的故事，但绝少如廖亦武那样抵达事物的本质。尽管不少见光的中国作家倡导并力行"新写实主义"，但他们绝少如廖亦武那样忠实于生活本身的想象力。因此，廖亦武的见证写作是潜隐着的，少为人知的，即使在海外华人媒体上，他的写作也淹没于海量的汉语信息中。
独立中文笔会决定授予廖亦武先生自由写作奖，意在表彰廖亦武先生个人写作的示范性努力，并提请华人社会和外人关注中国诗人的状态和当代汉语的繁难。尽管廖亦武先生和他的写作远非完美，但在当代中国的写作者队伍里，却少有他那样回向平常、回归底层，触及中国繁荣的另一面和中国生活的本质。他不停地奔走于乡村山野和北京的上访村，一路伴着时而愤怒、时而凄厉、时而低沉、时而粗狂的萧声。当他如滚刀肉般在土房中吃着糙粮陋食，当他合衣睡在没有被褥的土炕上，当他与蹲在身后、等待吃掉他的粪便的野狗相视一笑，那个光鲜外表下的褴褛中国，似乎已经完全属于他一个人了。
的确，在今天全球化和中国繁荣的大背景里，无论海内外华人如何势利圆滑，如何为自己获得多少历史红利和发展红包而庆幸，但仍然有廖亦武这样的中国写作者，将自我的命运与利益受损的绝大多数失败者的命运等同起来，从"解放"以来的一系列共产盛世神话中，追寻、挖掘、呈现出另一部被中国人篡改和遗忘的中国人的历史：他们爱祖国，却被视为祖国的叛徒；他们爱党和人民，却被视为党和人民的仇敌；他们竭力拥抱时代，却被时代强奸、消灭；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却最终像一个个污点，被官方或所谓民间的历史轻易抹掉。也许正因为如此，尽管意识形态对峙终结后的国际社会已经有了明晰可辨的人类意识和世界命运，尽管文明世界的保障有赖于关注那些生活在文明之外的中外仁人志士，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的仁人志士仍然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尽管与无数次出国观光的贪官污吏和中国成功人士相比，与那些八十年代成名的文坛同辈相比，廖亦武自嘲为"落伍者"，早已自我放逐到喧嚣的边缘。不，准确地说，那不是自我放逐，而是野蛮制度和冷漠社会的挤压，走出有形小监狱的廖亦武仍然被困在无形大监狱之中，他日常生活仍然受到专政机关的监视、限制和侵犯，他的出国权利至今仍被剥夺，但他的生命依然充满活力，他是全身心地戴着镣铐的顽强舞者，他努力地忠实于自己的诗人之心，忠实于他颠簸底层亲历的原生态。所以，他的生存和写作比势利者们更契合于人类意识和世界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廖亦武的写作强化了汉语世界的耻辱，又庶几洗刷着汉语世界的耻辱。
我的敌人，我的老师
——独立中文笔会第五届自由写作奖答谢辞
作者：廖亦武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33 更新时间：2008-3-13 0:40:12
我生于中国农历的六月十九，据老人们说，这是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得道日，一个大日子。可接踵而至的却是1959到1962年的可怕饥荒，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已去世的父亲曾回忆说，我1岁多就浑身浮肿，小鸡鸡透亮，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多亏成都牛市口一个老中医，才起死回生，捡了一条小命。父亲还说，老中医的办法是先消肿，后补充营养。于是在几个月内的每天早晚，我被架在一口熬着各类草药的沸腾的铁锅上熏蒸，将体内的黄水一滴滴逼出来。
就这样，饥饿成为我的第一个老师，追随我渡过整个童年，这虽然极大地影响我的发育，令我反应迟钝，5岁左右还举步维艰，却磨砺了我的胃口，并最终确定了我的写作路数。乃至多年以后，类似刻痕在我的狱中回忆录《证词》里还俯首皆是：哪怕天垮了也得填饱肚子。我害不起病，在这个猪圈国家里必须要有一副什么都能消化的铁胃。见证人的胃，有时不是通过思想，而是通过牙齿、血、骨头去舐舔和咀嚼周围的人味，过时记忆发酵的溲味。
我刚上小学时爆发了文革，父亲因讲授中学课文《松树的风格》有名，而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接着家庭解体，满腔悲愤的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从川北小城盐亭擅自迁往成都，寄居曾是旧官僚太太的二姨妈家。再接着是无数次搬家，无数次盘查，记得9岁那年，母亲还在深夜被当作逃亡地主带往当地派出所关押审讯。自此，"黑人黑户"这个中国特有的名词烙入我的心灵，成为我的第二个老师。乃至多年以后，我还在这个"老师"的严厉管教之下。为了洗刷与生俱来的耻辱，也为了清理各种阶段各种情绪纠结在一块的"师生关系"，我自甘沉沦于更深的耻辱，触摸了更多更广的"黑人黑户"，知识界将他们或我们定义为"沉默的大多数"。
我写出了《中国底层访谈录》，毁誉参半，也因此触痛了中国官方和一些非官方的新闻界正派业内人士的神经。他们想不到考量一下作者黑人黑户的特别背景，尽管我已在《底层问答》一文里招供：《底层》是私下的，伤痕累累的，却又是自嘲自虐的。从某种意义上，《底层》是一本"无耻之书"，在血腥和无尽的苦难及羞辱之下，我们仗着无耻才活下来。才有了蟑螂一般健康而忙碌的日常生活。所以，无耻才是解读《底层》最恰当的钥匙……它只会让我们蒙羞，让我们的后代为我们蒙羞。
我的第三个老师是居无定所。由于文革的冲击，家庭成员天各一方，我曾在成都和盐亭之间持续流浪。爬车、混饭、当童工、伪造出行证明及公章、在山道上长途奔走、寄居于极端贫困的农村亲戚的茅屋，还好没有沦为乞丐和小偷。因光阴虚渡，知识基础差，我在文革结束后的四次高考中，均落榜。第五次得到官方作协推荐，免试入武汉大学作家班，却因早年养成的游荡恶习，屡屡违规，竟遭开除--这不间断的"超常教育"的刺激，造就了我野狗般的诗人天性，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青春岁月中，我跑遍大江南北，像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前辈那样，写诗、朗诵、打架、办民刊、也乱交女人。这种种混淆的印戳辟哩啪啦盖在后来的文字和生活里。乃至我在长诗《死城》里狂叫：我是一座空城沉陷于另一座空城。世界宽敞。我是夜夜爆发惨笑的房间。
跟着我在1989年的屠杀之夜同步创作了《屠杀》，由于在诗歌里再次狂叫：汉人没有家了！家是一个温柔的愿望！让我们死在愿望里！以此反抗第三个老师强加给我的灵肉的绝对"居无定所"，第四个老师--监狱--就适时亮出它的铁血面目。我的被捕现场叫"牛角沱"，国家在牛角两端事先埋伏了一二十名勇猛如公牛的警察，整个过程可以拍成一部围歼超级杀人犯的短片。如此隆重的招生工作实在出乎我的意外。跟着是搜身，还没回过神呢，我这个满怀文学野心的坏学生就叫按翻在收审所的楼道，剐光衣裤。读者以为会兑现一顿私塾内常见的惩戒板子吧？不，是筷子掏屁眼，侦查那深处是否隐瞒异物。
紧接着的叙述是一本叫《证词》的几十万字的回忆录。为了持续感恩我的第四个老师将我从诗人压缩成证人，过去、现在和未来我都会牢记自己的"新生"。爱国爱得牙齿打颤的诗人艾青曾当众抒情道：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是因为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是的，当我蜷缩在收审所的大马桶下捉拿虱子；当我在看守所被反铐23天，两次自杀未遂，还遭到大伙的嘲笑；当我在劳改监狱面对被活埋在历史断层下的几代反革命分子；当我反剪双手，以诗歌的罪名被秘密审判，连辩护程序也形同虚设……我的确"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不，我简直变成自虐或他虐狂，对这土地爱得晕头转向。我在狱中诗集《犯人的祖国》里写道：祖国啊，你这嫁不出去的东西／我要把你送入班房／让你也尝尝反铐的滋味／祖国啊,当你的脸肿得／什么也不是的时候／你愿意让人民／以嫖客的方式爱你么?
游笔至此我突然感觉惭愧，我差一点如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描述一个坐牢多年的西藏僧人所说，最大的危险就是仇恨，就是对你的敌人失去了慈悲心。那么好吧，让我调整情绪，正面说一下第四个老师对我的教育。在监狱里我胡乱读了一些书，包括《东周列国志》《一九八四》《玫瑰之名》和《周易》。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讲述了一个古代哲学家的故事，当典狱官亲临囚笼宣布，他已被判处死刑，将于50天后执行时，他心里就开始盘算怎样有效利用有限的生命。结果他用48天写出了不朽名著《哲学的慰藉》--这一段我反复咀嚼了两三天，其时为1992年冬，我刚从位于重庆市郊的四川省第二监狱转押到位于大竹县郊的四川省第三监狱，正准备动手写作5卷本作品《活下去》。在内心持久的震荡中，我将这个故事和在地窖里演算《周易》的周文王的故事作了比较，最终才选择这样的开头：现在他体内的牢狱坍塌了，高墙已不是障碍，自由就是他自己；现在他能够随意抵达脚力不能抵达的任何地方，时空的某个循环点上，他与过去重合；现在他正驻脚河南羑里，观察周文王在华夏第一座国家级监狱里推演伏羲八卦……
感恩监狱，让我领悟了自由的真正含义，并写出《活下去》之《汉人》《黑道》之初稿；感恩监狱，让我学会吹奏洞箫，并尝试召唤亘古之魂，对困境中的自己进行"哲学的慰藉"；感恩监狱，让我与那么多的死刑犯、反革命、人贩子、农民皇帝、江洋大盗、江湖骗子朝夕相处，正如右派诗人流沙河所说，这是一种特殊的福分，我的青春期写作方向被彻底转折。
我的最后一位老师仍是监狱，虽然我已出狱多年，但还被困在无形的大监狱中。我做梦都在逃跑，醒来时腿肚子抽筋；我做梦都在大叫"不要做中国人"，可不得不睡在中国的这张床上；我热衷于替别人出谋划策，设计越境方案，自己却习惯坐在这儿，过"思想犯罪"的瘾。由于想法野、脚野、不得不与警察打交道等因素，我已离婚两次，九次申请出国护照被拒绝。祖国果真这样爱我，担心我这类野狗一去不回？还是当年逮过我的专案组成员摇身变成出入境管理科长，对昔日囚徒一往情深？不太懂。我只有写，除了写还是写。因为写之外的活法空虚、无聊、漂浮、失忆，近乎慢性自杀；而写，却是苦难，没完没了的灾难和苦难。
一晃又好几年，《冤案录》一本接一本，完成或正在完成。我一再对自己说，没用的！不要干了！谁不想过健康、美好的正常日子？谁不想有个家？连他妈的野狗都想有个窝。可这是命，是来自上天的无形的将自己往前推的力量，挣不脱的。
而眼下，当我准备接受这份来自非官方的文学殊荣时，伴随我成长的朋友和敌人都如冬日的阳光，笼罩在我的肩头。第一位老师饥饿，感激您，尽管我如今不缺吃，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乱世的担忧已根深蒂固，自由的饥焰远比生理的饥焰燃得旺盛；第二位老师黑人黑户，感激您，因为我已做了20余年人户分离的黑人黑户，在自己家里被盘查《暂住证》多次。这种无可奈何的屈辱感一再转化成写作的养料，让我从地位和情感上把自己等同于底层民众；第三位老师居无定所，感激您，一转眼，又几年没在固定的房顶下好好呆了，衣裤个把月没换，特别是袜子，脱鞋就有味，这把岁数还和年轻的流浪汉混，没指望了。但这也是生活，比我翻山越岭去追访的老地主强多了，他们一辈子没走出山窝窝，不照样任人宰割、猪狗不如吗？第四个老师监狱，感激您，经过大半生的改造，我已遵照改造机关的要求，脱胎换骨，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了。为了报答您，十几年间，我以异于常人的充沛精力，接触、采访了三百余遭体制戕害的失败者，记录、写作了几百万字，并因此获得2007年的自由写作奖。
我不禁泪流满面。我觉得满足极了。
2007年10月某日，星期日，于中国西南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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