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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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著
目录
包遵信序
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自序）
上卷 血脉的回响
肩住黑暗的闸门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
——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纪念音乐会上的演讲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
——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谁在“移山”？
——在美国彼诺伊特大学“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受丁子霖托，余杰代拟）
法国人民，请睁开你们的眼睛（余杰草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恢复
蒋彦永：我要不停地说真话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为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
——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香港还有为“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有感于新当选议员梁国雄自创的宣誓仪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邓小平的“再偶像化”及其政治遗产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莫把大学当监狱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耻辱（余杰草拟）
——关于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卷 无边的邪恶
呼吁迁移毛泽东遗体的开放式征集签名信（余杰草拟）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写作奖”颁奖词（余杰草拟）
“船坚炮利”不会“富国强民”
——从中国近代化的歧路看江胡交班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
——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毛泽东是农民的救星，还是农民的灾星？
——与李昌平先生商榷
谁识老毛真面目？
——读《王申酉集》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惟剩颂毛魔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与钱理群先生商榷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读姚仁杰自传《心路》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评柯云路《芙蓉国》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
——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向西藏忏悔
——读班旦加措《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犯人的证词》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付出水面
——读杨显惠《夹边沟记事》
夹边沟的罪恶与死亡
——读和凤鸣《经历——我的一九五七》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自由之魂：从雷震到林昭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为了女儿、妻子与母亲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妻子的绝食日记
孔泉的“同情心”与李思怡之死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从孙中山和赵紫阳的葬礼谈起
第三卷 溃败的中国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朱鎔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中共官僚“信”什么？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那些参与“金盾工程”的“海龟”们
官逼民死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捍卫每一个公民的信仰自由
——兼论我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附录 余杰—萧然通信录
（一）、李敖•学术•常识
（二）、民粹主义•爱国•俄罗斯知识分子
（三）、传媒•忏悔•文人的虚妄
（四）、自由主义•萨伊德与奈保尔•“三农”问题
（五）、巴金•说真话•被妖魔化的美国
（六）、昆德拉与哈维尔•行动抉择•媚俗
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余杰《天安门之子》序
包遵信
我不知道这已是余杰的第几本文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将这本文集取名为《天安门之子》，这却是意味深长的。
“天安门”在中国原是人们向往、憧憬的神圣的地方。可是，自从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神圣”已徒有其名，“天安门”倒成了极度敏感极度忌讳的词儿，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余杰却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向世人大声宣布：我就是天安门的儿子！这是何等的气概！何等的令人气旺！
从天安门枪声中觉醒的新一代
作者将这本文集题为《天安门之子》的意义如果仅止于此，那它只是表现了作者少年气盛的道德勇气；这当然也很可贵。我认为作者勇敢行为的可贵之处，还有着更深刻的时代意义，那就是它标示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崛起和成长。这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渊源和文化传承，当然来自老的一代，但又不完全局限于老的一代。与老的一代相比，他们又有着独有的时代特征、知识优势和理论优势。
一九八九年“六四”血案发生时，余杰还只有十六岁，一位在上学的初中生。但他把自己和天安门联在一起，却非一时的冲动，而是对历史与现状的深刻体认和把握，发现自己和“六四”之间联系着一条浸透了鲜血的脐带。没有“六四”，自己也许像一头生活在肮脏猪圈里的猪，对被长期囚禁和即将被宰杀的命运会一无所知。正是“六四”罪恶的枪声，使自己在泪水中看清楚了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究竟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奴役；究竟什么是黑暗，什么是光明。“从此以后，没有人能够再次欺骗我，再次愚弄我，那座中共用谎言建构的宫殿像纸房子一样崩塌了。”
余杰这段叙述自己感情的变化和性格的形成，我认为是值得我们回味的。学术界曾有人就晚清以来或就“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与发展划分为若干代或若干段，它们大都以历史上几次抗议外国势力侵略的运动为每一代的分解点，例如甲午战争之于戊戌变法，巴黎和会之于“五四”，日本入侵之于“一•二九”……当然都有它们一定的道理，但都有一共同的缺憾：它们都无法解释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一些现象，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这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除了阪依官方意识形态，其他一切主义、思想通通都失语了；他们没有了个人选择，没有了独立人格，当然也没有了思想与人格的尊严。这也就是直到时下人们都还耳熟能详的思想改造的成就。
那时的知识分子都以“听党的话”，“服从组织”为时尚，任何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思想与言论，都会被认为是“异端”、“异已”，甚或被当作“反动”、“反革命”。思想或学术的争论有时表面上很热闹，其实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只有主义的真假之争，绝无这主义与那主义之争，即或一些与主义无关的问题，也都要让它们与主义挂上钩，把争的实质归结为：谁更符合主义；离开了“主义”的包装，争论的问题连存在的理由都没有。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思想解放大旗下，才有一些勇敢的朋友终于挣脱了“主义”的“保护”，冲到思想解放的大道上猛跑了一阵，可是这样的蹦跶连热身的目的也没达到，邓小平就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当年思想解放是冲向毛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的，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无异于宣布毛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绝对不能动摇，思想解放也有它的临界点，越出了一步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什么是自由化？多少年来用它整人的讲不清楚，被整的人也讲不清楚，其实就是任何不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新思想新文化，请注意我在这儿用的是“官方意训形态”，而不是人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理论，你可以不相信它，但不能不尊重它，中国当权者总把他们宣扬的意识形态说成是马克思主义，那是在有意混淆，给自己贴金，我们再也不要上这个当了。新思想新文化既然已经涌现，有了“四项基本原则”也是枉然。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搞了多少次？奇怪的是，自由化非但没有灭迹，而是越反越多，越反越烈。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屠杀在文化上的深层意义，就是统治者想借助于武装到牙齿的大兵来剿灭“自由化”。回想当年在数十万大军进城之前，长安街上的高楼大厦突然都悬挂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景象猛一看莫名其妙，仔细一想还真有点可笑。马克思有句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它可以引申为另外一层更为深刻的含义：武器的批判可以成就更多的批判的武器。中国统治者自称信奉马克思，却怎么也体会不出这另一层含义。正是“六四”的坦克与机枪，使更多的人警醒，从而涌现出一代思想新人，余杰就是这样的思想新人。他的出现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崭新一代的形象。这就是我从余杰讲述“六四”当年自己感受，公然宣布自己是“天安门之子”的深层文化的意义。
回归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所谓“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这儿的“新”并非指他们在学说上理论上提出了什么“新问题”“新观念”，而是指他们已经摆脱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对人对事总有自己的甄别与选择，思考问题总有自己的角度与标准。即使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有距离也不回避，更不会刻意去迎合，展露了自己的个性。简而言之，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现代知识分子又有谁不具备这种精神，把它作为“天安门一代”“新”的特点，是否太一般化了？非也。中国知识分子经过“五四”启蒙的洗礼，就已初步确立了自我独立的精神自由，可是余后经过几代（三代？四代？），这种自我独立的精神只有非但没有能逐步巩固、逐步完满，反倒越来越纤弱，越来越抽缩，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几乎完全消逝了。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年那三十年里，我们奉行“舆论一律”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知识分子一无例外地都只能发表当权者允许的声音，不但人文社会学科要为当权统治政策服务，就连自然科学也难逃这样的厄运。臭名昭著的皮毛之喻，恰是那个时候知识分子与当权统治者关系的经典表述。试想在那样的条件下，又谈何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但是，历史的惰性不仅在于它要将精神的枷锁套在人们的脖子上，让人更费解的还是有人要将枷锁当作项链向人们炫耀。最近，一位老左派又操起老行当，用大批判的语言批判“公共知识分子”。尽管我们对它表示鄙夷，却也不要忽略了有的话多少透露了历史真实情况。譬如它说：“共公的本质在于‘独立’，而这样的‘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这话就很有意思。只是它没有讲清楚，所谓“这样的‘独立’是从来也不在存的”，究竟是历史的描述还是理论的概括？要是讲历史，那与我们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三十年倒是吻合的。蔡仲德先生以“实现自我”与“失落自我”来作为冯友兰先生一九四九年以前与以后的区分，就是最好的证明。尽管有这段历史，但作为理论概括则是不完全的。要有独立的精神，这可是知识分子的通性啊！不然我们又怎么理解当年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张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呢？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有学者据此推断陈寅恪为自由主义，这或有可啇之处。但这确实是从古之士到今之所谓知识分子共同的理想，“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难怪这位左派先生不信知识分子有独立精神哩。追求独立精神不但历史上有很多志士仁人，就是当下也是为数可观的啊！余杰就是其中年轻的一位，比他年长的那就更多了。只是和那些年长的人相比，余杰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瓜葛可能更少一点。
我把新一代知识分子崛起的标志，局限于他们挣脱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回归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表现了自己的个性特色，这是否低估了他们的成就？难道他们没有自己理论的创新？当然有的，譬如历史学领域，吴思先生提出的“潜规则”，我以为就是“创新”。时下它已经常见诸种媒体，可见它已被社会（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认同了。吴思有了这样的成就，于中国史学可谓功不可没。与此有着鲜明对比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金观涛、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提出了“超稳定”假说，在清污中却被指责为结构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滥觞。这主义那主义，只要马克思主义没说过就是非法的。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位史学界朋友著文说，“超稳定”的提法，早在二十年代托派就说过，言下之义托派讲过了，即使正确也不能再提，谁提谁就有重蹈托派之嫌，帽子大得吓人。我因为给这本书写了篇序，差一点也被指定为“自由化”分子，只是我不怎么怕鬼，才逃过了这一劫。比起金、刘二位，吴思先生还是幸运的。尽管他的《潜规则》也遭到禁杀，这禁杀除了表明统治者从上个世纪八年代到九十年代，丝毫没有进步，却什么作用也没有。类似这样的成就可能还有，只是我近年来过于陋寂，知道的太少。好在这于我高扬崛起的一代没有直接关系，也就便于我藏拙了。
有一点必须声明：所谓崛起的一代主要指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或六十年出生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活跃在社会各界；和上一代人相比，和某些人相比，他们最大特点是人前与人后一样，会上与会下一样。官方的意识形态就象是一堵墙矗立在那儿，承认它但不畏惧它。
“新一代”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偏狭
“天安门之子”一代人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八十年代以前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比较，有着他们不可忽视的优势。他们普遍有较好的外语能力，不单有新进的专业知识，还有相关国际问题的知识。余杰的这本文集就有这样的优点，既有国内骇人听闻的惨案，又有从“九一一”事件到“伊拉克战争”国际上都关注的问题。凸现了作者思想的敏锐与视野的闻阔。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总爱标榜“以天下为已怀”、“以天下为已任”，其实中世纪所谓“天下”就是君王统治的实际版图，士人心目中的“天下”，坐实了大都是“当今皇上”。十几年前有人曾把“天下”解释为“全世界”，并说明中国的“天下主义”要比当今的“世界主义”更深刻，的确让人兴奋了一阵子，可惜那只是一种郢书燕说，表明作者既眛于历史，又疏于体认历史上文人的心态，难怪末见有人附和。到了近代，最为堂皇而又能激荡思潮的则是民族主义。这也可以理解。民族要独立，建立民族国家，本来就是近代的题中应有之意。令人奇怪的是，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已经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几十年，又没有遇到外敌入侵的威胁，却突然高扬起爱国主义实即民族主义的大旗，顿时世人为之愕然。
近日读到一位自称为“中国民族主义旗手”的权威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产生于八十年代末，完全是出于对当时国内知识界是[逆向种族主义]思想的质疑。照他这种说法，（一）中国民族主义是九十年代这几位可爱先生鼓捣出来的；（二）他们所以要这么鼓捣是因为国内知识分子贬低自己的历史文化；（三）他们一直没有亮出民族主义的旗帜，这旗帜也是后来西方知识分子攻击他们强加给他们的……摆出一副无辜的架式，让人感到何其不幸也。其实，作为一种价值选择，任何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是否信奉民族主义，大可不必包果上这么厚的华装，显出全身心的无奈。但对于历史事实则无论如何不可这样信口胡诌。在我记忆中，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身边无资料可查，只能凭记忆），当时曾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名义召开了一个爱国主义学术讨论会，我被通知也曾躬逢其盛，虽然这是件很荣光的事，我却一直犯嘀咕，茫茫然了无头绪。直到临开会，得知上海华东师大陈旭麓教授也来参加这个会。陈先生与我是忘年交，现在他已故世多年。我们相见当然推心置腹地畅谈了，于是我向他请教：为什么现在要这么大张旗鼓地宣传爱国主义？陈先生先是一楞，差不多有十几秒罢，才从牙缝挤出了几个字：大概是上面又有什么需要罢？这等于没说。没有上面的需要，就不可能以两院研究生院的名义召开这样一个讨论会，在我印象中这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问题是我们虽然懂“上面”指的谁，却并不了解“上面”为么要宣传爱国主义？不久又一件事似乎解答了我们的疑问：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了。不论怎么说这终究还是一部学术著作。令人费解的是，这么一部学术专著，却由中央某机构下发文件，让所有党员干部都去读它，然后又责令出版社加印了普及本，由各部门、各单位公款购置，发给每人一套（上下两册）。这些进乎反常的做法，就因为当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的一席话，说他读了一遍胡著，认为对宣传爱国主义大有好处。可以用它批判“洋奴买办”思想。事情到这儿总算真相大白了：原来当年铺天盖地的爱国主义旗帜，并非有什么外敌入侵（这一点时下一位民族主义者倒是说对了：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原来和外国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执政党内大佬要用它来攻击他的政敌发动的攻势。所以勃兴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爱国主义，是执政当局来对抗、扼制、平衡对外开放的另外一手。它与其说是民情渲泻的理论升华，还不如说是执政者惯以民意为旗号的一种策略。时下弥漫于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有多种多样，它们各有自己产生和存在的理论正当性，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则无不以此为其滥觞。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一直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列，成为官方号召全民高举的一面旗帜。
总而言之，我认为民族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学理，还是作为一种价值选择，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是信还是不信，但要割断它同权力的联系，就不是单凭主观愿望能够办到的事了。即使有勇气捏造它的编年史也是枉然。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犹如一口陷井，我们只能在其中充分地宣泄情绪，却无法获得理性的体认，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转向现代，一个无可回避的任务，就是跳出爱国主义的陷阱，超越民族主义的偏狭，确立“世界公民意识”。“世界公民意识”是旅美华裔学者许倬云先生提出的。他说“中国学者应该有世界公民意识。”许先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由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以为有着深刻的意义。当下就不失为一种疗治民族主义，帮助我们从伟大的爱国主义泥潭自拔的一法。究竟什么是“世界公民意识”？这当然还须要作深入的研究。从余杰这本文集中我们多少可以概括出几点，那就是“世界眼光”、“世界胸怀”和“世界知识”。现在不是有句话常常见诸媒体吗？“让中国走向世界”。中国以什么姿态走向世界？我想有了“世界眼光”、“世界胸怀”和“世界知识”，我们走到那儿都是一个合格的文明的现代人。否则到哪儿都会遭人家不待见。
自由主义——一条崎岖艰险的路
最有讽剌意味的是，余杰的这本题为《天安门之子》却无法在大陆而只能在香港出版。由此也可以推想，时下中国言禁处于何种程度。
对于这个问题却也是人言言殊，有着不同看法：
从毛时代过来的人大都认为：现在言禁报禁都没有松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的依然是专制主义。只是时代发展了，科学技术普及了。思想文化统治的手段变化都不大，所以不少地方显得不那么奏效。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有的说：现在可好了，什么都能写，什么都能画。只要你不玩政治，玩什么都可以。
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比较起来，我倒更倾向于那位青年的看法，只是他以此断言我们已获得‘言论自由’，则是不确实的。‘言论自由’并非简单的说话自由，它主要还是指议论国政，特别与当局看法不一致时也可以畅言无忌。抛开了这一点，尽说些风花雪月，乃至‘今天天气哈哈’，哪个时代都不会遭禁的，时下更是当权者著力提倡的。所以才会使某些年轻人感觉是‘什么都可以说’，他们从老一代人的连风花雪月也不让说，不让写的六十年代。这种言禁依旧却又隙露迭现，生动地反映了统治者统治手腕的僵硬，根本无法抗拒生活的蓬勃生机。为了改变时下的尴尬与无奈，最后就是靠‘钱’的魔力推行对知识分子的怀柔策略。
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可干的事太多。你可以做买卖当老板，可以躲到书房里搞纯学问，可以种花养鱼，可以玩文物字画，可以到处游山玩水，可以追星玩票……总之，你玩什么都可以，只要你不玩政治。
这和我们年轻时受到的教育正好相反（那可也是共产党的教育啊！）你干什么都可以，但就是不能忘记政治。我们并且被告知，当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学生，欺骗学生，就是用“不可关心政治”来麻痹学生的。曾几何时，怎么变成了共产党的国策？不但青年学生，连整个知识界都要奉为圭臬。
知识分子被要求关进书房，当然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五花八门的补贴、课题费、奖金，过去的要求是“听话”，现在的要求是不乱说话，尤其不要说领导不爱听、不敢听的话。在当权者这样的怀柔政策下，知识分子普遍流行的犬儒主义、市侩主义。一旦你不安于现状，要求有所变革，那就给你警告、待岗、停职、威慑、拘押直至监禁，同时通知所有媒体和出版社，停止你一切作品问世。
当权者费了这么大的劲，无非是想继续推行过去几十年一贯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但毕竟时代前进了，科学技术普及了，单一个网络就是当权者控制不了的。任何信息与知识，你禁杀不了，也封锁不了。一些思潮争相亮相，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思想界的封闭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了，以致在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涌现了三大思潮：民族主义、新左派和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前面已经讲了它在新时代的勃起与权力的关系，尽管官方用了另一面更为堂皇的旗帜——爱国主义，除此之外，在学理上、民族精神的确立上，却乏善可陈。
有时我从官方高举的爱国主义大旗呼啸中，倒怀疑他们是真爱国还是假爱国？例如中国人曾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苦，八年抗战据说死难同胞就有三千万。可是直到今天，我们却不易找到一部抗战的历史著作。现在世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可是我当学生时压根儿就不知道它。听说最近一位旅美学者用自己十几年调查的成果写了一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专著，在美学术界普遍得到好评，可是至今日连中文译本都没有，作者也不被国人所知。真不知道如此反常，这国如何爱法？
当初，爱国主义的大旗是被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热评中推出的，说起来惭愧，胡著我一直未曾拜读，只记得它问世不久，有的学者就提出了异议，认为近代中国应以现代化为目标而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当然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但胡著贯彻的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线，爱国当然是其主调。记得在此前后，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还说，要把爱国主义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难不成从反帝反封建直到共产主义，都离不开爱国主义？这样的爱国主义岂不是赤裸裸地为极权统治效命的工具吗？
新左派：他们究竟有哪些人，具体有些什么高见，我不完全清楚。我只知道他们大都从国外回来，也算是“海归派”（当然不少人只是理论回来了，人并未回来）。他们唯一特点，是将过去人们都耳孰能详的毛泽东一些土政策，用了许多洋派理论重新做了包装，给我的感觉他们是一帮食洋不化，游谈无根的学者。
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是比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义还要早的，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打击的对手，以致主流意识形态与它在历史上的是是非非，到现在还扯不清。有的不是扯不清，只不过被歪曲、美化了。最明显的是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无论是国际形态还是国内环境，都为中国宪政民主化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当时自由主义还有它的大本营，他们为中国的宪政民主也曾提出非常好的方案，可是在实际进行中却并没有全心全意为它的兑现信守自由主义原则。我觉得类似的历史恐怕要重新总结，不能满足于自己现在已是“参政党”，甚而错把“参政”当“执政”，再把错误当做光荣继续到处宣扬了。
自从七年前李慎之先生重揭自由主义大旗，有几句话语重心长，我们应该铭记不忘：
自由主义并不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它传入中国不过一百来年。然而正如佛教一样，既然传入中国就必然会生根发芽，与中国传统相融合，其意义与作用已非佛教可比，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自由主义可以是一种政治学说，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哲学，它更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制国家。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再中国的传播，如果从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算起，也有将近一个世纪了。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自由主义的胜利与辉煌，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重新勃起，那是由于“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李慎之语）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它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它今天就和民族主义、新左派有了一个共同成长的平台，远不是这么一回事。它仍然处在被主流意识形态到处打击，同时，又被‘新左派’与民族主义两面夹攻的状态下。当余杰说自己是“天安门之子”，也就等于给自己选择了荆棘丛生的路。
我预祝余杰在这条路走好！
二零零五，四月初
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天安门之子》自序
“警察读者”们，在我的新作《天安门之子》在香港开放出版社问世前夕，我写下了这封给你们的公开信。你们确实是我的“忠实读者”，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对我进行传唤的时候，强迫我“自愿”答应让你们从我的手提电脑中拷贝走文章和资料——当然包括这本正在编辑中的书稿。因此，你们比所有的读者都“先睹为快”了。
我理解你们对阅读我的书稿的热切盼望。早在二零零四年七月访问美国归来的时候，我刚刚走下飞机舷梯，几名便衣就紧紧跟随在身后，并不时地用对讲机通话。我感谢你们特殊的迎接方式。当我正在排队办理入境手续时，便衣们都走进了海关的办公室。几分钟之后，一大群穿着海关制服的人员走到跟前，表示要检查行李。于是，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检查中，几个箱子全被翻得底朝天。当海关职员发现几本有关基督教的书籍时，如获至宝般地询问说：“这是不是法轮功的宣传资料？”这样的职业素质让人啼笑皆非。
最后，海关职员把注意力集中到手提电脑和照相机上：“这是你新买的笔记本电脑吗？”
我回答说：“这是我已经使用了一年多的旧电脑，你们看，表面还有磨损的痕迹呢。”
“那么，你拿发票出来，如果没有发票，你就得先把电脑留在我们这里，明天找到发票之后再来取；否则，我们只能把它当作你新买的，你要依法纳税。”
在这段时间里，先后到达机场的有好几个航班，数千名旅客川流不息地从身边走过，他们当中许多人都随意地挎着装有手提电脑的挎包，海关人员却熟视无睹——我是惟一享受到了这种殊荣的例外。
“那么，我缴税好了。”我知道你们想将我的电脑留下，然后窃取电脑中的材料和文章。你们会拿着放大镜去检查每一个字，将所有“大逆不道”的“反动文章”搜集起来，作为有朝一日的“罪证”。我决定不会让这台手提电脑离开身边，便选择了缴纳这笔高达三千元的根本不该缴纳的税款。你们的企图没能得逞。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晚六点，五名身穿制服的警察敲开我的家门，一名警察向我出示了一页“传唤证”。我要走近去仔细阅读，谁知此警察拿着传唤证恐慌地往后退了两步——难道以为我会抢夺并销毁了它不成？一瞥之间，我看到了传唤的理由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落款则是“北京市公安局国家保卫大队”。
两名牛高马大的警察扭着我的双臂将我带入楼下的警车，并将我夹在后排的中央。前后还有数辆警车“保驾护航”。我对这样的大动干戈感到困惑——我又不是詹姆斯•邦德，对于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你们根本不必出动如此众多的人马。
来到附近派出所的一个房间之后，长达十四小时的审讯开始了。我没有受到肉体的折磨，还有幸享受到了免费的麦当劳牛肉汉堡。整整一个通宵，几批警察轮番上阵，红脸白脸黑脸相继出现。最有意思的是，在审讯的过程中，不时有警察进门来，拿着一张小纸条放在主审警官的桌子上，仿佛案件又有了什么重大的进展。这是故意表演给我看的“心理战术”。
一名中年警察扮演“孔子”的角色。他自称在高校工作过，便以导师的面貌出现，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前程远大，不要继续误入歧途了。你的问题主要还是交友不慎，与刘晓波等社会渣滓来往。你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一定要悬崖勒马。”接着，“孔子”先生为我设计了几条灿烂的人生道路：“你可以做学术研究嘛，再进入学院也不难啊，以你的聪明才智，很快就可以当上教授的。不然，你还可以写畅销的小说和影视剧本，一集就可以挣十万元，有名又又利。你写这些内容，我们不会干涉你的创作自由。现在大家都忙着挣钱，你也该为自己多考虑考虑。”这位慈祥的人生导师，如果脱去警服的话，说不定可以参加当年曲啸、李燕杰的讲师团呢。“孔子”先生苦口婆心地劝诫我说：“我知道，我也许会成为你文章中的反面人物。但不管你如何看待我，我是为你好才说这些话的。尽管你现在可能不能接受我的意见，但你以后冷静下来好好思考之后，总有一天会发现我的一番好心。”俨然是对我推心置腹了。
“孔子”的劝说没有奏效，“关公”立即上场了。这名年轻的便衣警察，一进门来便歪着脖子打量我，一看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善于打架斗狠的角色。他将我审视一番后，猛然冲到面前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你是文化流氓，我们是政治流氓，我们还怕你不成？”看来，他要给我一个“下马威”呢。“关公”毕竟心直口快，三五句之后便说出了老实话：“你不要跟我们将法律，我们共产党从来都不遵守法律。老实告诉你，我们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流氓，我们的政权是以无数人血流成河的代价换来的，难道会白白地让给你们不成？我们从来就不怕知识分子发牢骚，当年毛主席一句话，就让千百万知识分子人头落地了。”这位大概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关公”先生，谈起中共党史来却比那些党史专家更加真切。紧接着，他鼓着眼睛说：“我们警察是干什么的？是捍卫共产党江山的！今天，我们对付你们还有许多新办法。你信不信，我立即把你投入刑事犯的牢房，让他们把你打得半死。我们可以让你人间蒸发，随便制造一个车祸就解决问题了，我们比苏联的克格勃还要厉害，我们有庞大的资源可以利用来对付你们这些人。你不怕是吧，你还有家庭，你还有亲人，我们可以让你家破人亡！”说到最后，他咬牙切齿地，几乎变成了“狼图腾”——谁说今天的中国缺少“狼性”呢？
“警察读者”们早已将我在海外发表的数十篇文章从网上下载并打印好，让我一页页地在上面签字并盖手印。在我看来，这根本就是多此一举，我的所有文章都是使用真名发表的，我对自己写过的每一个字负责，难道我会不敢承认这些文章都是我写的吗？“孔子”先生说，你在文章中直接点名了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名字，侮辱了最高领导人，已经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我的心中感到很好笑：这个拥有几百万军警宪特的专制政权，其安全程度居然如此不堪一击，书生的几篇文章就能将其“危害”了？可见，你们已经没有多少自信了。“孔子”先生还说，你写的文章对我们党充满了仇恨，你这样的做法在西方也是混不下去的，即使在你欣赏的所谓“民主国家”的美国，也不会允许你这样骂政府，小布什早就叫联邦调查局收拾你了。按照“孔子”先生的说法，我们的党对我还真够仁慈的了。而“关公”先生则威胁说：“你电脑里的东西都是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将你炸得粉身碎骨，不如交给我们处理，你就安全了。”当警方的电脑专家从我的电脑中拷贝走所有的资料之后，“关公”先生立即变了一副和颜悦色的嘴脸，我惊诧于此人变脸之快，即便是川剧中的“变脸”绝活也比不上。此时，“关公”先生像铁哥们一样地对我说：“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有什么难处找到我，可以说没有解决不了的。”
传唤的存在，本来就是一桩恶法——当事人被剥夺了与律师会面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沉默权。而整个对我进行传唤的过程并不完全合法：无论是身穿制服的警察，还是便衣人员，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向我出示警官证；当我被释放的时候，也没有留给我一份传唤证的副本。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警察们还逼迫我签字表示“自愿”交出电脑由他们拷贝其中的文件；最后，拘禁我的时间达十四个小时，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十二个小时。
当第二天早晨八点多，我获得自由回到家中的时候，才知道妻子也被警察叫去审讯了一个多小时，原因是妻子打电话将我被带走的消息告诉了几位朋友。一名气势汹汹的女警拍着桌子对妻子说：“你大肆炒作此事，只能对你丈夫的案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法盲执法，尤可悲也。当妻子向我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我想起了瓦文萨的妻子达奴塔当年的一段访谈。一九八二年十月，波兰还处于雅鲁泽尔斯基的军管之下，达奴塔带着两个女儿去探望被拘禁的丈夫，在此过程中遭到了特务们粗暴的对待。秘密警察博宾斯基上尉猛然将她推进房间，她把女儿安娜撞倒了。
“闭上你的嘴，你这泼妇！”上尉凶狠地训斥说。
“闭上你自己的嘴吧！你认为你是在对谁讲话！难道我什么权利都没有吗？”达奴塔毫不畏惧。
“你没有任何权利，我们只是奉命拘留你。”对方回答说。
达奴塔写道：“上尉的举止就像一头野兽，那时我甚至认为他会对我拳打脚踢。他曾被气得大发脾气、狂蹦乱跳。上尉说他现在要写一份正式报告，将我如何骂了他；我回答说，我要对警察的野蛮行为提出正式泣诉。我在离开时对他说，不管他的军服对么威严，他仍只是一头下流的猪。”最后，达奴塔轻蔑地对这个穷凶极恶的秘密警察说：“你们会怎么样呢？你们还能统治多少年？你们现在还统治着我们，可你们认为你们能支持很长时间吗？”
警察先生们，达奴塔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和妻子想对你们说的话。当然，我们不会骂你们是猪。作为基督徒，我们并不仇恨你们。在被审问期间，我一直在心中默默地祷告，求神赐予我智慧和勇气，也求神赦免你们的罪行，因为你们说做的一切，你们都不知道。一名便衣用带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循循善诱说：“既然你写过一本名叫《拒绝谎言》的书，标榜自己是说真话的人，那么你就应当向我们讲老实话。”谎言帝国的侍卫们劝导老百姓都要讲真话，这一幕场景比《变形记》和《等待戈多》还要荒谬。这名便衣警察故意漫不经心地问到我与丁子霖老师的交往，我遂反问他说：“中国的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了我不能与丁子霖老师交往吗？你们杀死了人家的孩子，却不允许父母哭泣和悼念，你也是有孩子的人、为人父母的人，假如你的孩子被杀害了，你将如何？”此人不敢正面回答，只是支支吾吾地说：“那，那不一样吧。”警察先生们，我相信专制独裁统治注定要失败。虽然你们仍然拥有制造谎言的能力，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些虚伪的诺言了。你们正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运动，但大家心里都知道“苹果烂了，如何保鲜？”虽然你们仍然拥有监禁和杀人的力量，但几乎没有其他的办法来维持你们的权威了。你们能够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的，就只剩下暴力的，而暴力终究有失效的那一天。
警察先生们，你们企图用恐惧来压垮我，但我真切地感到，真正恐惧不安的是你们自己。我对你们只有蔑视而没有仇视，正如波兰异议知识分子米奇尼克所说的那样：“你并不敌视警察，对他们只是怜悯。你很清楚他们中间精神疾病的发生率很高，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面对自己孩子都会感到羞愧。你明白，国家会对他们进行大赦（还有谁能记住往日的刽子手和告密者？）”是的，警察先生们，我把你们看作读者，而不看作敌人。我没有敌人。我的写作的目的并不是要反对什么，也不是要制造敌人和掀起仇恨，而是要捍卫我和同胞们共同的自由与尊严——当然，也包括你们警察的自由与尊严在内。我愿意先从自己做起，像米奇尼克所说的那样：“开始去做你心中的理想社会的人。你相信言论自由？那就开放地去做吧。你相信一个体面而富有人性的社会？那就体面而富有人性地去行动吧。在追求真理的斗争中，过有尊严的生活。”你们可以监禁我的身体，却不能监禁我的灵魂；你们可以羞辱我的人格，却不能剥夺我的尊严。
警察先生们，你们是我的“第一读者”，但我的文字对你们可能完全“无效”，就好像炽热的泪水滴在冰冷的石头上一样。这种情形正彰显了文字的有限性和我自己的有限性，启蒙的事业并不是大叫一声“芝麻开门”就能够完成的；这种情形也使我认识到人与人的心灵之间存在着何等巨大的差异——我愿意做心灵疏通的工作，致力于消除这种巨大的差异。在此过程中，我不会用你们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即使仅仅是在内心深处。我深深地知道，如果用共产党的方式来反对共产党，这个世界确实有可能沦为一个臭气熏天的猪圈。对此，米奇尼克有过一段深刻的论述：“我不喜欢共产主义者能够说：‘米奇尼克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当我们有权时，我们把他们踩在脚下；现在米奇尼克的朋友把我们踩在脚下。’你是一只猪，我是一只猪，他是一只猪。全世界都是猪圈，正如安德烈依•奥泽曾经指出的，除了猪圈之外什么也不是。这对我完全不起作用。我对这种东西的反应是，这不真实。存在着我们必须捍卫的某些原则，而不是去考虑环境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我发现自己正在逆流而上。多年之前，教宗宣称我们在要求正义之前必须表现仁慈，我认真对待他所说的。”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改变生活在猪圈中的处境——既不把自己当作猪，也不把你们当作猪。我相信，在未来的中国，你们会为自己昔日所做的一切受到法律意义上的惩罚，但我个人早已原谅了你们——即使你们坚持不忏悔。我的宽恕并不是对你们的忏悔的奖励，它是我的精神需求，与你们怎么做无关。
《天安门之子》一书，是我从近两年来的两百多篇评论文章中精选出来、汇集而成的文集。比起两年前《拒绝谎言》中的文章来，其深度和广度都有长足进步。作为一名迟到的“天安门之子”，我的思考和写作将与我的生命同步，无论何种威胁利诱都不能让它中止。“警察读者”们，我写这封公开信的目的，不是控诉，乃是呼唤——呼唤你们丢失的良知早日复归，呼唤你们扭曲的精神早日复位。我将这封公开信作为《天安门之子》一书的自序，因为对于我来说，这封信也是一个自我疗伤的过程，我将努力去掉自己心灵深处的愤怒与怨毒，而填充进仁爱与宽恕。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说过，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宽恕你们确实是我的幸福。曾经五次入狱、两次遭到警察暴力殴打的米奇尼克在《波兰真相》一文中这样说过：“我祝愿我的好朋友们，尤其是那些遭到追捕以及正在战斗的朋友们，请赐予他们足够的力量，穿越那在失望和希望之间伸展的虚无的黑暗，请赐予他们更多的耐心，使得他们能够学会最高深的艺术——宽恕。”惟有上帝才能赐予我们力量、耐心、宽恕和爱那“不可爱的人”（包括你们在内）的能力。我，愿意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激自己已经经历的一切，承担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盼望自己即将经历的一切。
余杰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日，北京家中
余杰（1973年10月3日—）是中国四川成都人，作家，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2005年－2007年），积极参与中國人权活动并公开表达自己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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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平
2 奖励和荣誉
3 學術訪問
4 評介
5 主要作品
[编辑] 生平
余杰1973年10月生于四川省成都。十三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7年获文学学士学位，200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近代文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硕士论文为《<知新报>研究》。
1998年，出版随笔集《火与冰》，被其自稱為“抽屉文学”，该书尖锐批判中国大陆的文化和政治弊端，在知识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反响。。
此后，陆续出版《尴尬时代》、《我的梦想在燃烧》、《拒绝谎言》、《致帝国的悼词》等多部杂文集和长篇小说《香草山》，以及研究日本文化和中日关系的《铁与犁》、《暧昧的邻居》，研究美国文化的《光与影》等著作。2005年之后，其最新作品已经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即便重版的旧作，也迅速遭到安全部门和宣传部门的查禁。
2000年，余杰研究生毕业之后，受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但由于当时中共宣传部部长丁关根的直接干涉，现代文学馆单方面撕毁合同，还未工作一天被剥夺了工作权。[來源請求]余杰先后在网络和海外媒体发表《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痛斥官方的文化专制主义，呼吁知识分子一起捍卫言论自由，大陆数十名作家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表示声援。《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国际媒体也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
此后，余杰成为完全靠稿费维持生活的独立作家。2000年以来，其作品越来越难于在中国大陆发表，遂更多发表于香港《开放》杂志、《苹果日报》、台湾《印刻》杂志以及美国中文网站《观察》、《民主中国》、《人与人权》、《议报》、《博讯》等。许多文章被翻译为英文、法文、日文、韩文等多种语言，受到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法国汉学家白夏、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等人的高度评价。[來源請求]
2003年受洗成为基督徒，余杰開始深切介入一系列人权案件。先后参与多封重要公开信的起草或签名，为遭到不公正审判的西藏活佛阿安扎西、被判处重刑的“新青年读书会”成员、被以莫须有罪名起诉的家庭教会牧师蔡卓华、被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等人呼吁。余杰一直密切关注以“天安门母亲”为代表的“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受到官方打压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以及上访者和遇难矿工等弱势人群的基本人权。
2003年，余杰与王光泽、刘晓波等发表公开信，呼吁当局“迅速迁移毛泽东尸体，将毛主席纪念堂改为文革博物馆，将毛像从天安门城楼取下”。2004年，在六四事件十五周年前夕，余杰与王怡联名发表公开信，谴责中共十五年前的的行為，建议中共当局及对死难者及其家属早谢罪并启动政改。2005年，余杰与丁子霖、刘晓波联名在法国《费加罗报》发表公开信，谴责法国政府游说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运。
2004年12月，因参与起草一份2004年度的中国大陆人权问题报道，余杰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受到北京警方的传讯、通宵审问和死亡恐吓，其妻子的工作也受到秘密警察的骚扰。余杰继续写作抨击共产党的统治。
2006年5月11日，余杰以中国大陆家庭教会成员和异议作家的身份，与王怡、李柏光一起在白宫受到美国总统布什的接见，针对中国大陆的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展开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深入交谈。有人認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交以来，美国在任总统第一次接见来自中国大陆的、具有基督徒身份的民间知识分子，此次会见被西方主流媒体称为重要的“破冰之旅”，亦使得中国大陆日趋严重的宗教迫害情况受到西方政府、媒体、人权组织和民众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余杰先后赴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巴黎大学、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悉尼科技大学、莫纳什大学、海德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著名学府访问和讲学。
[编辑] 奖励和荣誉
1998年，处女作《火与冰》被席殊读书俱乐部评为 “十大好书”（文学类）之一
2000年，政治评论《为自由而战》获《亚洲周刊》（英文版）“年度最尖锐评论奖”
2002年，获美国纽约万人杰基金会之“万人杰文化新闻奖”
2006年，长篇小说《香草山》获得香港汤清基督教文艺奖。
[编辑] 學術訪問
2003年春，余杰入选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计划”
2003年秋，受日本参议院邀请访问日本
2004年春，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访问学者
2004年秋，获法国外交部邀请访问法国
2005年冬，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出席“亚太作家论坛”
2006年夏，赴德国伯林出席国际笔会年会
2007年春，应台湾《印刻》杂志邀请访问台湾
2007年夏，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席“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会议”
[编辑] 評介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称赞说：“思考的锐利与写作的自由状态，赋予其论说以内在的魅力与气势。这是许多写了一辈子学术论文的研究者，从来不曾达到的境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学人中，余杰是罕见的一名同时在学术研究、文学创作、政治评论及人权活动等诸多方面都获得相当成就的知识分子。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评论说：“余杰文章中的批判精神与对自由个性的向往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许多热血青年视他为心中偶像，许多中年才俊视他为同道，许多执着的老年人视他为忘年交。但当然，也有许多人——特别是被他批评过的那些人对他的文字如感芒刺在背。”
独立学者傅国涌指出：“少年余杰的横空出世，在整个二十世纪恐怕只有五四时期的胡适先生、台湾六十年代的李敖庶几可以比拟。他的文字清新、尖锐，甚至不无稚嫩，但却说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评论说：“余杰于九十年代后半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学期间开始批评活动，被称为‘北大才子’。在众多的中国作家酣醉于高度经济成长、忘却人权问题、弱者败者的救济问题的今日，余杰的作品以充满正义感的社会批判，令人耳目一新。正因为如此，余杰正在忍耐他所尊敬的鲁迅也未曾体验过的残酷的弹压。”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认为：“余杰以犀利的言论频繁轰炸沉闷的中国知识界，以初生牛犊之势令人刮目相看，显示了在九十年代前期出现了自由知识分子断层之后，八九一代学人开始展示实力。余杰使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学人的锐气和清醒，也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
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耀南：“当代三位名驰两岸以至海外华区的余姓才人，余光中教授于人权法治较佳的港台数十年，不会有足够表现‘大勇’的机会。余秋雨暴得大名，刚愎傲满，错过了许多‘自胜者强’、表现大勇的机会。唯有最年轻的余杰，英锐刚正，斥奸邪，骂暴君，不只表现对国族文化最真挚深沉的大爱，更从基督教的终极关怀与超越价值中，取得精神资源，表现了‘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的大勇。”
由于直言不讳、针砭时弊、文风犀利，不惮于在那些最敏感的问题上发言，余杰也成为今天中国大陆最具争议性的作家之一。中国大陆民众对余杰的看法可以分为两派，有些人欣赏余杰，认为他语言犀利敢于说真话，揭露了中国国内的殊多丑恶。有些人则不满余杰公开抨击中共却倾向美国，认为其某些观点有失偏颇。
[编辑] 主要作品
1998年
《火与冰》，经济日报出版社
《铁屋中的呐喊》，中华工商联出版社
1999年
《火与冰》（香港版），天地图书公司
《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尴尬时代》，岳麓书社
《文明的创痛》（自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年
《想飞的翅膀》，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1年
《老鼠爱大米》，大象出版社
《老鼠爱大米》，香港明报出版公司
《爱与痛的边缘》，大象出版社
《爱与痛的边缘》，香港新丝路出版社
2002年
《香草山》，长江文艺出版社
《压伤的芦苇》，长江文艺出版社
《火与冰》（修订本），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3年
《拒绝谎言》，香港开放出版社
《铁磨铁》，上海三联书店
2004年
《光与影》，东方出版社
《铁与犁》，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铁屋中呐喊》（修订本），当代世界出版社
《暧昧的邻居》，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年
《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香港三联书店
《日本，一个暧昧的国度》，香港三联书店
《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2006年
《香草山》（修订本），珠海出版社
《沉默的告白》（散文自选集），珠海出版社
2007年
《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即将出版作品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
《秋千上的中美关系》
《彷徨英雄路——站在近代中国的山脊上》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俄罗斯文化漫笔》
《生命书——圣经中的大智慧》
《中国教育的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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