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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在搜索引擎可检索到该书电子版下载）
／高华著
How did the sun rise over Yanan: a history of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by Guo Hua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初版，2002再版


本书内容简介

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本书作者历时十余年，搜寻考辨大量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详细剖析了延安整风的前因后果及运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力图再现当年这场运动的历史真貌，是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

目 录

前言1
重印自序2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 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1
1、“农民党”、“军党”和毛泽东的“书记专政”问题1
2、毛泽东在“肃AB团”问题上的极端行为与中共中央的反应4
3、周恩来与毛泽东在苏区肃反问题上的异同点18
4、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25
5、在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分歧27
6、党权高涨，全盘俄化及毛泽东被冷遇32

第二章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力扩张与来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预34
1、毛泽东逐步掌控军权、党权34
2、从毛、张（闻天）联盟到毛、刘（少奇）联盟38
3、1931—1935年王明对毛泽东的认识43
4、在“反蒋抗日”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分歧48

第三章 王明返国前后中共核心层的争论与力量重组51
1、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处理国共关系和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上的分歧51
2、毛泽东的理论攻势与刘少奇对毛的支持56
3、让步与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58
4、毛泽东与武汉“第二政治局”的对立63

第四章 毛泽东对王明的初步胜利66
1、毛泽东迂回反击王明66
2、关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70
3、两面策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毛泽东的《论新阶段》71
4、毛泽东的“新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75

第五章 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77
1、毛泽东从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学到了什么？77
2、“挖墙角、掺沙子”：陈伯达、胡乔木等的擢升80
3、“甩石头”：毛泽东编“党书”84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六章 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及毛泽东的强势地位87
1、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87
2、与蒋介石、斯大林相周旋88
3、毛泽东最坚定的盟友：刘少奇及其班底92
4、毛泽东手中“出鞘的利剑”：康生94
5、毛泽东的“内管家”：任弼时、陈云、李富春96
6、扶植地方实力派：毛泽东与高岗102
7、重新调整与毛泽东的关系：处境尴尬的军方104

第七章 上层革命的开始：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107
1、穷途末路的国际派107
2、进退失据的周恩来112
3、初战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115

第八章 革命转入中下层：全面整风的发韧123
1、动员“思想革命”：毛泽东究竟要做什么？123
2、冻结政治局，中央总学委的成立125

第九章 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129
1、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毛泽东与延安“自由化”言论的出笼129
2、呼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王实味言论中的意义132
3、风向突转：毛泽东拿王实味开刀137
4、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延安文化人套上“辔头”？140
5、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党文化”观的形成145

第十章 革命在深入：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的重建150
1、重建“党的喉舌”：延安《解放日报》的整风150
2、陆定一、胡乔木与毛氏“新闻学”原则的确立153
3、邓发被贬黜与中央党校的三次改组155
4、彭真与中央党校的彻底毛化158

第十一章 锻造“新人”：从整风到审干161
1、教化先行：听传达报告和精读文件161
2、排队摸底：命令写反省笔记162
3、审查在后：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167
4、为运动重心的转移作准备：毛泽东、康生的幕后活动168
5、向党交心：交代个人历史172
6、“脱裤子，割尾巴”：在双重压力下涤荡灵魂174
7、“得救”：“新人”的诞生176

第十二章 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180
1、康生机关与1937年后延安的“肃托”180
2、1940年的审干与干部档案制度的建立184
3、“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190
4、毛泽东的“肃反”情结：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192
5、毛泽东、中央总学委和中央社会部的关系194
6、在“试验田”里创造出的“张克勤案”198
7、“抢救”的全面发动与刘少奇进入“反奸”领导核心200

第十三章 “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206
1、“抢救”的策略和手段206
2、中直机关的“抢救”208
3、军直机关的“抢救”212
4、西北局和边区系统的“抢救”215
5、中央党校的“抢救”218
6、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抢救”222
7、鲁艺(延安大学)的“抢救”223
8、晋察冀、晋绥、太行根据地的“抢救”225
9、华中根据地的“抢救”230
10、唯一未开展“抢救”的山东根据地232

第十四章 进两步，退一步：“抢救”的落潮238
1、“审干九条”再颁布后，“抢救”为什么愈演愈烈？238
2、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对“抢救”的反应240
3、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与“抢救”的中止243
4、甄别：在毛泽东“道歉”的背后246

第十五章 “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249
1、“毛泽东主义”的提出与修正249
2、刘少奇等对毛泽东的颂扬251
3、摧毁“两个宗派”：对王明、博古、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清算253
4、修订《历史决议》：建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党史体系258
5、中共七大召开及博古、洛甫等人的公开检讨263
6、毛泽东的胜利与中共新的领导核心265

2002年重版后记267
初版后记272
前 言

1942年冬春之际，在中共战时首府延安，随即在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一幕延续多年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整风运动，由于这场运动是以延安为中心，又以在延安开展的运动最为典型，史称「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全党范围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是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场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包括诸多方面内容的党内整肃和重建的运动，它包含：
党内上层的斗争与党的中央权力机构的改组；
全党的思想改造；
审查干部的历史和「肃反」；
新制度的创设。
在上述几个方面中，党内上层的斗争和领导机构的改组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延安整风运动发端于1942年初，但是它的真正起步却在1942年以前的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它最初表现为1935年遵义会议后至1937年间，毛泽东运用其在中共领导层中所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中共政策及领导机构作出的局部调整，这种局部调整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迅速转变为毛泽东对中共政治路线、组织机构、精神气质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变。1938年秋在延安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于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次会议，将毛泽东于1935年后在军权、党权方面的权力扩张予以合法化，使毛泽东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得到极大的加强。从1938年末至1941年秋，是毛泽东操纵局势演变、并使其党内对手日益虚弱的权力再扩张的重要阶段。这个过程在 1941年 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达到高潮，以毛泽东当面向王明发起挑战，并获得全胜而告结束。
在多年精心准备的基础上，延安整风的大幕终于在1942年初拉开。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运用其政治优势，彻底改组中共上层机构，重建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同时，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毛泽东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彻底转换中共的「俄化」气质，将中共改造成为毛泽东的中共的过程。
毛泽东在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沉重打击了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对苏俄盲目崇拜的气氛，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鲜明个人印记的中共新传统，其一系列概念与范式相沿成习，在1949年后改变了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经过多年的斗争，毛泽东改变了他原先在中共领导层内孤立的处境，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治结合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在刘少奇的全力支持下，毛泽东使中共核心层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张和他的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造成历史上毛泽东一度「孤立」的原因，是他的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异端」想法和他个人的专断性格，经过实践证明。毛泽东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异端」主张，大大有利于中共实力的扩展，这种结果，迫使中共党内的亲莫斯科派向毛泽东输诚，同时，也将中共高级军事将领重新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毛泽东的专断性格最早暴露于1930—1931年由他亲自参与领导的「肃 AB团」大镇压，此事件曾造成江西红色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和中共力量的削弱。1935年后，面对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暂时收敛了他的专断个性，但是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控制力的不断加强，其专断个性在1941年后又再度复苏，而此时，中共高层已再无可能对毛泽东的专断行为予以有效的约束。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有意放纵其专断的个性，使之有机地配合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上层，毛泽东以我划线，创造并利用一切机会打击异己；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毛泽东策动整肃全党干部的「抢救运动」，放任恐怖政治。由毛泽东植入中共肌体的极左的审干、肃反政策，经过整风运动，演化为党的性格的一部分，对1949年后的中国带来长期不良的影响。
延安整风为毛泽东显现其复杂诡奇的政治谋略提供了舞台。毛泽东敢于突破中共历史上的常规，其手法深沉老辣，对其对手心境之揣摩和制敌谋略的运用，均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的谋略既来之于他对中国古代政治术的熟练运用，又源之于他对俄共「格伯乌」手段的深刻体会。在毛泽东的强力驱动下，通过1945年中共七大，毛将中共所有权力都集中于自己手中。毛泽东的公共关系形象在整风前后也得到充分展现，伴随日益升温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气氛，毛泽东有意识地在全党和国人面前显现自己的领袖姿态。在公众场合和他与各方人士的会晤中，毛泽东常常扮演礼贤下士、虚怀若谷的「明主」角色，接人待物诚恳、得体，从而赢得中共广大党员和国统区社会各界人士对他个人的普遍好感。但在党内高层，毛泽东放纵其刚愎自负、桀傲不驯的个性，对昔日政敌睚眦必报，对党内同僚峭刻嘲讽，由于毛泽东随时调换他的两副面孔，致使外界对他长期缺乏深切的了解。
发生在1942—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但是在传统意识形态术语的演绎不，其全貌至今尚混沌不明。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对主流话语系统中有关整风运动的论断展开辩驳，而是试图通过对远近各种有关延安整风运动史料的辨析和梳理。对延安整风运动进行新的研究，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斯是吾愿，是否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待读者评判吧！

重印自序

拙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连动的来龙去脉》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3月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两年来，我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对于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我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延安整风运动是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但学界的相关研究却较为薄弱，我在本书中尝试性对其作出研究和分忻，自是一家之言，欢迎读者随时赐正为祷。
此次拙著重印，特别要感谢一些学界前辈的指教。杨振宁、王元化、陈方正、吴敬链、韦政通，张灏、林毓生、张玉法、董健、魏良弢等先生以不同的方式与我探讨拙著中涉及的若干重要问题，并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宝贵的鼓励和嘉许。金观涛、刘青峰、熊景明、吕芳上、陈永发、刘小枫、许纪霖、萧功秦、朱学勤、何清涟、陈彦、丁学良、徐友渔、黄英哲、唐少杰、钱文忠、钱永祥、梁侃、毛丹、李杨、张文中、钱钢、吴东峰等先生还就我所从事研究的如何深入发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他们的看法使我受惠甚多。
本书初版时，由于电脑转换简繁体字的功能不尽完善，虽然对文稿做了多达七次的校核，仍留下若干文字的错误。此次重印仅限于文字错讹处的更正。近两年来，围绕延安整风运动，又有若干新的史料问世，日后，当拙著出增订本时，我将对其内容做全面的修正和补充。
在这里，我要对殷毅、马沛文、尉天纵先生和薛遴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拙著甫出版，殷毅、马沛文先生就来信、他们不仅就拙著的内容和写作与我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还特别指正了书中的文字错误。尉天纵先生也来信指正了书中一误值的地名的错谬。薛遴教授是南京大学的语言学专家，她的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对本书的修订有重要的启发。
本书的修订，由我的研究生黄骏协助做了电脑文字处理工作，特此致谢。

高华
2002年5月12日于南京龙江寓所

2002年重版后记

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八十年代，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但促使我对延安整风这一历史事件萌发兴趣则是在更久远的年代。
我是在1961年的南京读小学的，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发展的年代。从1963年初开始，我对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经常躲着她偷偷阅读。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读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会状况并不清楚——应该说，除了雷锋、革命先烈、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其它东西，但是到了1963年下半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愈来愈注意《参考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道。1964年春夏之间，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第一次看到对斯大林、莫洛托夫制造三十年代大恐怖罪行的揭露，以及对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日报》）。我开始思考苏斯洛夫报告中所论及的一些词汇：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新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苏斯洛夫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近年出版的俄罗斯资料透露，1964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用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制了保守势力复辟的势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的苏斯洛夫才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告）。对于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我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几年前那些饥饿的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农场去探望因「右派」问题而被下放劳动的父亲，1963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不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阶级路线」，我因出身问题越来越感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1966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学校的号召下，我通读了《毛选》一至四卷，我多次阅读收人《毛选》中的〈关于若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于是我知道了「整风运动」这个词。
紧接着文革爆发，我从每天读的《新华日报》上发现，1966年5月初北京召开的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不见了彭真的名字，接下来我就读小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我的小学邻近南京军区后勤部家属大院和《新华日报》社家属区），手拎红白相间的体操棒在操场上殴打一位「成份不好」的三十多岁姓余的美术教师，校长兼支部书记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南京1966年8月下旬的红色恐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父母的谈话，父亲说，这一次可能躲不过去了，再不跑，可能会被活活打死。父亲终于离家出逃。躲在山东农村老家那些纯朴的乡亲中避难，不久，我家附近到处贴满了父亲单位捉拿他的「通缉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几何时，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挥揪斗「死老虎」的当权派自己根快也被拉下了马，「周扬四条汉子」、「彭罗陆杨」、「刘邓陶」像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真是「一顶顶皇冠落地」！从那时起，我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学」。1967年初，在南京大学的操场上，我亲眼看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被批斗，就在半年前，我们小学的校长还是满口「江政委」唤个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办公大褛，那里正举办所谓「修正主义老爷腐朽生活」的展览，那宽大的带卫生间和休息室的书记办公室，那嵌在舞厅天花板壁槽内的柔和灯光，无一不使我头脑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参加这场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从各种书籍中所获得的精神营养也使我不会去欣赏那些在革命名义下所干的种种凌虐人的暴行。在文革前，我家有一个区文化馆图书室的借书证，因此我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历史读物。至今我还记得，在恐怖的1966年8月，我如何从母亲的手中夺下她正准备烧掉的那套杨绛翻译、勒萨日着的《吉尔•布拉斯》等十几本书籍。在焚书烈火中被抢救下来的《吉尔•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普希金诗选、《唐诗三百首》等给了我许多温暖，让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远处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1967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写有「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看到这张大宇报，我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了。我马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一百五十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
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消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阶级敌人」，他们的妈妈是一位普通的劳动妇女。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在1970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在那令人窒息的岁月里，没有希望，没有绿色，除了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贺军，差不多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小心翼翼，绝不敢议论毛泽东），但是，我的心中仍存有一线微弱的光。我的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学留守处，这个中学已被勒令搬至农村，所有被封存的图书都堆放在留守处的大仓库里，由一姜姓老先生看管（老人是山东人，年青时被国民党拉去当兵，被解放军俘虏后成为「解放」战士）。至令我仍感激这位老先生，是他允许我每周进一次仓库借一旅行袋的书，下周依时交换。正是在那里，我翻检到1958年《文艺报》的〈再批判〉专辑，因而我第一次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那几年，我从这个仓库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至今还记得，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的。1971年后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我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读《鲁迅全集》，将包括鲁迅译著在内的旧版《鲁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
七十年代中期，国内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愤恨江青的专横，在1975年从其家中的阁楼上跳下自杀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组老太太的监视，只要家里来一外人，她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197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好友贺军坐在长江路人行道的路边，我背诵了鲁迅的话：「地下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1995年8月底，我与贺军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街心花园坐了半天，我们共同回忆起往昔岁月，我们都谈到1976年夏在长江路边的那次谈话）。
在文革期间，我读了许多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和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这些资料真真假假，其中不少充斥着大量的歪曲和谎言，然而它们还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结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这虽然是距那时以前几十年的往事，但我还是隐约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与它有联系。在大字报和各种文革材料中，我难道不是经常读到毛和其他「中央首长」的讲话吗：什么「XXX最坏，在宁都会议上，他想枪毙我」，「刘少奇在抗战期间勾结王明反对毛主席的独立白主方针」，什么「XXX在延安审干中查出是自首分子，因此对他控制使用」，还有「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苏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里，我虽然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却不知填了多少表格，从小学、中学到工作单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社会关系」栏内填写老一套的内容。看看周围的人，大家也一样要填表。我工作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她说，这是党的审干的传统，是从延安整风开始推广的，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带着这些疑问，1978年秋，我以历史专业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1979年后的中国大学教育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经历了那几年由思想解放运动而带来的震撼并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在课堂上，我再次听老师请延安整风运动，我也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救」运动的材料，然而所有这些都在维持一个基本解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1979年我还读到周扬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谓之为「思想解放运动」。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毛的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盛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论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当然我十分理解前辈学者的矛盾和苦衷，他们或被过去的极左搞怕了，或是因为年轻时受到《联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思想训练太深，以至根本无法跳出官学的窠臼。

然而，我难以忘怀过去岁月留下的精神记忆，刘知几云，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其最重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至令我还清楚记得1979年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及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教诲：板梁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条的束缚，努力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意识，让思想真正自由起来。从那时起，我萌生一个愿望，将来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为此我开始搜集资料。
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在八十年代以后。官方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少量档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究者既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料。应该说，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的广泛涉猎。加强了我阅读资料的敏感性，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
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我头脑中的延安整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我开始发现散乱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1991年8月中旬我开始动笔，到1992年底，我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1993年始，我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我感到自己需要对所论述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同时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
1995年夏至1996年秋，我有机会去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作访问学者。我在美国的研究题目与延安整风无关，但我仍利用在华盛顿的便利，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一个月。然而根遗憾，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虽然收藏十分丰富，但是几乎找不到我所需要的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1996年10月我返国后，又重新开始写作，到了1998年夏，全书已经完成。我又用半年时间对书稿作了三次修改补充，1999年初交稿后，在编辑校对阶段，我接触到若干新资料，对书中的个别内容再次做了充实，于1999年春夏之交，全书最后定稿。
我写这本书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我以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数十年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早将当年那场事件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各种重要的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这方面的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不反对对延安整风这一重大现象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且认为，这个工作极为重要，但是我又担心过度解释会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陈寅恪先生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滴水观沧海」，因此在本书中，我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论述的方式展开，这也与我个人比较重视历史的个案研究有关。
在写作此书的七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众所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分迄今仍未公开。1992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他说，鉴于苏东巨变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党的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可以理解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却为不能阅读和利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遗憾。
由于这是一本私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充实。
我还有一个遗憾是我没有机会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九十年代后，莫斯科开禁历史档案，涉及四十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也已开放。中国历史学会的沈志华博士近年来为搜集这些史料作了大量工作，他并已将其中某些材料转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诉我，苏共与中共在延安整风期间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国，一时联系不上，这也使我深感遗憾。
伏案几载，每天神游于当年的历史景像之中，自然会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的史事与人物产生种种体会，这方面的体会与感受的绝大部分已化为书中的叙述，但是还有几点需在此予以说明：
一、予生也晚，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细读历史，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国共产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二、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于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箫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极左道路，但旧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三、本书涵盖面颇宽，涉及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对于本书论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将其看成历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恶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当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陈衡哲先生曾说过，「若仅缕述某人某国于某年征服某地……那有什么意思」，说的也是研究者的价值关怀问题，只是这种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叙述的中立和客观。如果说本书的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得到了一些朋友宝贵的支持和鼓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上海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的研究的进展，他还为本书的出版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在与许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学养和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卓越见解总是使我深获教益。
我衷心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金观涛教授和刘青峰教授。他们对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在本书定稿过程中，他们提出一些富有启迪性的建议和意见，对于本书臻于学术规范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和好友，南京大学历史系颜世安教授和现旅居美国的贺军先生表达我的感激，他们的友谊和支持，对于我一直是一个激励。
我曾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孔斐力教授（Phi1ip Kuhn）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华盛顿——南京办公室」主任甘安哲博士（Anthony Kane）有过多次关于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共党史问题的愉快讨论，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的写作是一种推动。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始终得到我过去的学生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唐山（Jcff Zuckerberg）、林志涛（Felex Lin）的关心和帮助，我的研究生郭洵澈对我帮助尤大，他不仅帮我用电脑输入文字，还与我分享了讨论的乐趣，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也向本书所引用文字的作者、编者表示我的谢意，我虽然在引述文字时都做有详细的注释，但没有他们提供的资料基础，我要完成这本书也是不可能的。
我要向本书的责任编辑郑会欣博士表达我深深的谢意，郑博士自己有大量的研究任务，但他还是拨冗为本书做了许多琐细的工作，他的慷慨支持对本书的出版有重要的帮助。
1998年夏秋之际，我有机会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作访问研究，在「大学服务中心」得到熊景明女士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在这个收藏丰富的史料中心，我为本书补充了若干新的资料，在此向熊景明女士和「大学服务中心」表示深切的谢意。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老师们多年来在图书资料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对他们的友好、善意和敬业精神，我深表感激。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刘韶洪和儿子高欣，我的妻子在每天工作之馀，承担了大量的家务，使我可以专心致志进行研究，她还为书稿作了一部分的电脑输入工作。为了写作这本书，许多年我不能和妻子、孩子一同出外游玩，也不能与孩子经常讨论他的功课，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和理解，我要完成此书是完全不可能的。
高华
1999年6月于南京大学



初版后记

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80年代初，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但促使我对延安整风这一事件萌发兴趣则是在更久远的年代。
我第一次接触到“延安整风”这个词是在文革爆发前夕的1966年春。记得有一位前辈学者曾说过，旧中国黑暗的现实，使中国的青少年比欧美国家的青少年，在政治上更趋于早熟。我想说的是不仅在旧中国情况如此，在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情况亦是这样。新中国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及其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使我不幸地过早地关注起自己不应该去关心的事情。
我读书启蒙的年代是六十年代初的南京，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发展的年代。从1963年初开始，我对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经常躲着她偷偷阅读。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读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会状况并不清楚—应该说，除了雷锋、革命先烈、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但是到了1963年下半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愈来愈注意《参考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道。1964年春夏之间，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第一次看到对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日报》)。我开始思考苏斯洛夫报告中所论及的一些词汇：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苏斯洛夫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近年出版的俄罗斯资料透露，1964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用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止了保守势力复辟的势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的苏斯洛夫才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告）。对于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我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几年前那些饥饿的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劳改农场去探望因“右派”问题而被下放劳动的父亲，1963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我对当时的政策居然产生了一些疑惑。不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阶级路线”，我因出身问题越来越感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学校的号召下，我通读了《毛选》1至4卷，我多次阅读了收入《毛选》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于是我知道了“整风运动”这个词。
紧接着文革爆发，我从每天读的《新华日报》上发现，1966年5月初北京召开的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不见了彭真的名字，接下来我就读小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我的小学邻近南京军区后勤部家属大院和《新华日报》社家属区)，手拎红白相间的的体操棒在操场上殴打一位“成份不好”的30多岁的余姓美术教师，校长兼支部书记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南京1966年8月下旬的红色恐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一天，我无意中父母的谈话，父亲说，这一次可能躲不过去了，再不跑，可能会被活活打死。父亲终于离家出逃，躲在山东农村老家那些纯朴的乡亲中避难，不久，我家附近到处贴满了父亲单位捉拿他的“通缉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几何时，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挥揪斗“死老虎”的当权派自己很快也被拉下了马，“周扬四条汉子”、“彭罗陆杨”、“刘邓陶”像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真是“一顶顶皇冠落地”！从那时起，我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学”。1967年初，在南京大学的操场上，我亲眼看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被批斗，就在半年前，我的小学的校长还是满口“江政委”唤个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办公大楼，那里正举办所谓“修正主义老爷腐朽生活”的展览，那宽大的带卫生间和休息室的书记办公室，那嵌在舞厅天花板壁槽内的柔和灯光，以及用从缅甸进口的柚木制成的地板，无一不使我头脑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参加这场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从各种书籍中所获得的精神营养也使我不会去欣赏那些在革命名义下所干的种种凌虐人的暴行。在文革前，我家有一个区文化馆图书室的借书证，因此我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历史读物。至今我还记得，在恐怖的1966年8月，我如何从母亲的手中夺下她正准备烧掉的那套杨绛翻译的勒萨日著的《吉尔•布拉斯》等十几本书籍。在焚书烈火中被抢救下来的《吉尔•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普希金诗选、《唐诗三百首》等给了我多少温暖，让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远外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1967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看到这张大字报，我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了。我马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150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

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悄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在街道煤球厂砸煤基(蜂窝煤)。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在1970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在那令人窒息的岁月里，没有希望，没有绿色，除了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贺军，差不多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小心翼翼，绝不敢议论毛泽东)，但是，我的心中仍存有一线微弱的光。我的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学留守处，这个中学已被勒令搬至农村，所有被封存的图书都堆放在留守处的大仓库里，由一姜姓老先生看管(老人是山东人，年青时被国民党拉去当兵，被解放军俘虏后成为“解放”战士)。至今我仍感激这位老先生，是他允许我每周进一次仓库借一旅行袋的书，下周依时交换。正是在那里，我翻检到1958年的《文艺报》的《再批判》专辑，因而我第一次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那几年，我从这个仓库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至今还记得，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的。1971年后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我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读《鲁迅全集》，将包括鲁迅译著在内的旧版《鲁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
70年代中期，国内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愤恨江青的专横，在1975年从其位于南京市卫巷家中的阁楼上跳下自杀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组老太太的监视，只要家里来一外人，她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东张西望。197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好友贺军坐在长江路人行道的路边，我背诵了鲁迅的话：“地下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1995年8月底，我与贺军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街心花园坐了半天，我们共同回忆起往昔岁月，我们都谈到1976年夏在长江路边的那次谈话)。
在文革期间，我读了许多毛的内部讲话和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这些资料真真假假，其中不少充斥着大量的歪曲和谎言，然而它们还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结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这虽然是距那时以前几十年的往事，但我还是隐约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与它有联系。在大字报和各种文革材料中，我难道不是经常读到毛和其他“中央首长”的讲话吗：什么“×××最坏，在宁都会议上，他想枪毙我”，“刘少奇在抗战期间勾结王明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什么“×××在延安审干中查是自首分子，因此对他控制使用”，还有“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苏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里，我虽然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却不知填了多少表格，从小学、中学到工作单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社会关系”栏内填写老一套的内容。看看周围的人，大家也一样要填表。我工作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她说，这是党的审干的传统，是从延安整风开始执行和推广的，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带着这些疑问，1978年秋，我以历史系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1979年后的中国大学教育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经历了那几年由思想解放运动而带来的震撼并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在课堂上，我再次听老师讲延安整风运动，我也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救”运动的材料，然而所有这些都在维持一个基本解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1979年我还读到周扬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谓之为“思想解放运动”。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毛的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甚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著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当然我十分理解前辈学者的矛盾和苦衷，他们或被过去的极左搞怕了，或是因为年轻时受到的《联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思想训练太深，以至根本无法跳出官学的窠臼。
然而，我难以忘怀过去岁月留下的精神记忆，刘知几云，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其最重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难以忘记1979年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及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教诲：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条的束缚，努力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意识，让思想真正自由起来。从那时起，我萌生一个愿望，将来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为此我开始搜集资料。
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在80年代以后，中国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少量档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究者既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料。应该说，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的广泛涉猎，加强了我读资料的敏感性，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
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我头脑中的延安整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我开始发现散乱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1991年8月中旬我开始动笔,到1992年下半年，我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1992年下半年始，我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一则日常教学工作十分繁重，牵扯了我不少精力；二则我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
1995年夏— 1996年秋，我有机会去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作访问学者，我在美国的研究题目与延安整风无关，但我仍利用在华盛顿的机会，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一个月。但是很遗憾，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虽然收藏十分丰富，但是几乎找不到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1996年10月我返国后，又重新开始写作，到了1998年夏，全书已经完成。我又用半年时间对书稿作了3次修改补充，于1998年底，全书杀青。1999年初交稿后，在编辑校对阶段，我接触到若干新材料，对书中的个别内容再次做了充实，于1999年春夏之交，全书最后定稿。
我写这本书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我以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数十年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早将当年那场事件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各种重要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这方面的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不反对对延安整风这一重大现象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且认为，这个工作极为重要，但是我又担心过度解释而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陈寅恪先生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滴水观沧海”，因此在本书中，我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论述的方式展开，这也与我个人比较重视历史的个案研究有关。
在写作此书的7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众所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分迄今仍未公开。1992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他说，鉴于苏东巨变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中共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可以理解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却为不能阅读利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无穷的遗憾。
由于这是一本站在民间立场的个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我知道，即使申请也不会成功。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充实。
最后，我的遗憾是我应该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90年代后，莫斯科开禁历史档案，涉及40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也已开放。中国历史学会的沈志华博士近年来为搜集这些史料作了大量工作，他并已将其中某些材料转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诉我，苏共与中共在延安整风期间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国，一时联系不上，这也使我深感遗憾。
伏案几载，每天神游于当年的历史景像之中，自然会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的史事与人物产生种种体会，这方面的体会与感受的绝大部分已化为书中的叙述，但是还有几点需在此予以说明：
1、予生也晚也，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细读历史，站在20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共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2、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极左道路，但旧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3、本书涵盖面颇宽，涉及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对于本书所论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将其看成历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恶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当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陈衡哲先生曾说过，“若仅缕述某人某国于某年征服某地……那有什么意思”，说的也是研究者的价值关怀问题，只是这种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叙述的中立和客观。如果说本书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以后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宝贵的支持和鼓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上海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研究的进展，他还热情的为本书的出版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在与许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学养和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卓越见解总是使我深获教益。
我衷心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金观涛教授和刘青峰教授。他们对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在本书定稿过程中，他们提出一些富有启迪性的建议和意见，对于本书臻于学术规范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南京大学历史系颜世安教授和我的好友，现旅居美国的贺军先生表达我的感激，他们的友谊和支持，对于我一直是一个激励。
我曾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孔斐力教授(Philip Kuhn)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问题研究院“华盛顿—南京办公室”主任甘安哲博士(AnthonyKane)有过多次关于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共党史问题的愉快的讨论，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的写作是一种推动。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始终得到我过去的学生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唐山(Jeff Zuckerberg)的关心和帮助，我的研究生郭洵澈对我帮助尤大，他不仅帮我用电脑输入文字，还与我分享了讨论的乐趣，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也向本书所引用文字的作者、编者表示我的谢意，我虽然在引述文字时都做有详细的注释，但没有他们提供的资料基础，我要完成这本书也是不可能的。
我要向本书的编辑郑会欣博士表达我深深的谢意，郑博士自己有大量的研究任务，但是他还是拨冗为本书做了许多琐细的工作，他的慷慨相助对本书的出版有重要的帮助。
1998年夏秋之际，我有机会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作访问研究，在“大学服务中心”得到熊景明女士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在这个收藏丰富的史料中心，我为本书补充了若干新的资料，在此向熊景明女士和“大学服务中心”表示谢意。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老师们多年来在图书资料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对他们的友好、善意和敬业精神，我深表感激。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刘韶洪和儿子高欣，我的妻子在每天工作之余，承担了大量的家务，使我可以专心致志进行研究，她还为书稿作了一部分的电脑输入工作。为了写作这本书，许多年我不能和妻子、孩子一同出外游玩，也不能与孩子经常讨论他的功课，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和理解，我要完成此书是完全不可能的。
1999年6月于南京大学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全书60万字)


附录一：“禁书”过关诉讼始末

撰稿／李宗陶(记者)

如果不是碰上一个律师，如果这个律师不是那么“执着”，这一切，也许不会发生。这场官司打赢所提示的是：行政执法除了程序合法之外，应当事实清楚，定性准确，正确适用法律，亦即“行为有据”。
零点已过，首都机场依然灯火通明。律师朱元涛乘坐的港龙航班由香港抵达北京，他取到行李箱，准备出机场。这时，一位40来岁的机场海关女关员请他停步。她先用仪器扫了一遍行李箱，随后，决定开箱检查。打开箱子，一本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书)赫然放在最上面。没有任何提问，也没有翻阅，女关员简短地宣布：境外出版物，依法予以没收。这本书是朱元涛花175元港币在香港三联书店买的，刚看了三分之一。他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问道：“这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学术著作，请问海关按什么规定没收？”
女关员忙着检查别的旅客，没有回答。
“你要没收也行，但总得给我出个手续吧，不能说没收就没收。”
“有意见的话，明后天来找。”女关员不愿意出手续。
“没有手续凭证，我来找谁？”
女关员于是拿出了“海关代保管物品、扣留凭单”，划去了“扣留”字样，填写了《红》书名称、数量等栏目，又注明“待审”二字。
这是2002年8月5日凌晨。一个“没收”的简单动作引发了一场历时一年的行政诉讼。

“我要打官司”

10月9日，朱元涛在驱车前往首都机场的路上。在他多次与机场海关联系、要求发还《红》书之后，海关去电请他面谈。“时间不算，我得交过路费，还有油钱”，这是一种平民都有过的无奈的体验。朱元涛告诉记者，然而，一种“胸闷”的感觉让他决定：继续。
在受理科，一位审读此书的海关人员告诉他，发还此书的可能性不大，希望他接受没收《红》书的事实，不必启动更多的行政执法程序。
朱元涛不同意，要求按程序执法，出具行政文书。海关人员于是出具了《行政处罚告知单》，内容包括：因“入境时随身携带禁止进境的书刊一本，未向海关申报，被查扣”，属“走私行为”，“拟依法作没收上述书刊的行政处罚”等。海关人员还告诉他，这个决定是和北京海关商量过的。
朱元涛则递交了一份给机场海关的书面“意见”。他说：“是没收还是发还，有待于贵关的审读结论，有几点想法供贵关考虑：
1、《红》书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据介绍，作者高华是以这一学术成果被南京大学历史系评为教授的；
2、《红》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而非其他对我国我党存有偏见的出版单位；
3、据中央文献研究室介绍，《红》书一大特色，是所有资料均源于国内的公开出版物，没有引用任何海外资料和内部资料；
4、《红》书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延安整风，这一段党史详情，既为我们所关心，又为不少人所不知；作为一个对党史有浓厚兴趣的党员，试图通过多方面阅读了解、学习党史并不为过。
5、对《红》书的鉴别，应当从总体上把握，不应局限于个别词句或段落。如有必要，不妨听取相关权威单位和个人的意见。”
第二天，朱元涛又书面向机场海关邮送了《对〈行政处罚告知单〉的申辩》。他说，走私是一种具有主观故意的违法行为，《海关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项规定，“经过设立海关的地点，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手法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国家限制进出口或者依法应当缴纳关税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是走私行为”。而他既无主观故意，也没有任何“藏匿、伪装、瞒报、伪报”的行为，何谓“走私”？
他同时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旅客如何判明自己携带入境的印刷品的性质？审查印刷品是否允许携带入境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对货物进出境，国家有关部门颁有一系列的《目录》，印刷品等进出境是否也有类似的《目录》？他再次请求机场海关终止行政处罚程序，将《红》书发还。
机场海关对此没有回应。
12月17日，机场海关再次打电话请朱元涛过去，告知他：经最终研究(10月21日，首都机场海关经北京海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递交请示，同时将该书送海关总署审查。11月19日，海关总署监管司批复，同意对该书做没收处理)决定，还是要没收《红》书。按程序作了笔录以后，朱元涛拿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朱元涛不服，表示要打官司。机场海关明确表示：非常欢迎。
记者致电北京机场海关，一位工作人员说，被没收了“禁书”的人大多数都气呼呼的，嚷着要打官司，但实际上从来没人真打过。为啥？“为几十元上百元的一本书，犯得着吗。”
朱元涛在胜诉第二天接受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为什么打这个官司，主要基于三点：一是书没看完，有点窝火，这样的处理程序，他不满意；二是打这个官司有重要意义，十六大提出的“建设政治文明”，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法制建设，而其中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行政机关的所有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也就是说，法律没有规定到的内容，行政机关是不允许做的。三是很明显，带书入境的人现在无从知道哪些是属“禁书”之列，“知情权不是空的”，朱元涛说。
2003年1月1日，朱元涛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首都机场海关。

三大争议焦点

2003年2月24日，有着十多年律师执业生涯的朱元涛第一次以原告身份出现在法庭上。
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携书入境是否应当申报；《红》书性质如何确定；原告是否属于“走私”。
首都机场海关称，经海关审查，《红》书属于国家禁止进境的印刷品，朱元涛携带该书入境，未向海关申报，已构成《海关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项所列“携带国家禁止进出境物品”的行为；原告则认为，该书不属于国家明令禁止入境的印刷品，是否所有境外印刷品在通关时都要进行申报，海关并无明示，且海关没有受理此类申报的窗口，故携带该书入境未申报的责任不在行为人一方。
朱元涛对进出境物品(含印刷品)全部“申报”的现实性与合理性提出质疑。他说，根据公安部有关部门公布的数字，从2001年起，我国每年进出境的人次已过2亿。显然，要求每一个进出境人员申报携带物品(含印刷品)既不现实也无必要。正基于此，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出境物品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进出境物品表》的颁布。但目前，公众无法看到有关印刷品等进出境的类似《目录》。
6月19日，一审宣判。法庭认为，根据有关法规，进出境旅客对其携带的行李物品，有依法向海关如实申报并接受海关查验的义务。海关有权对入境旅客携带的印刷品作通关查验，也有权对通关旅客携带的印刷品是否属于禁止进境物品进行审定。首都机场海关在扣留朱元涛携带的《红》书后，依程序请示海关总署，在得到批复后，对该书所作没收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朱元涛一审败诉了。
6月25日，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他认为，一审判决注重了对首都机场海关涉案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与否的审查，但却有意回避了对首都机场海关涉案行政行为实体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审查。也就是说，他至今不明白首都机场海关究竟依据什么判断《红》书为禁止进境的印刷品。
记者就此采访了上海新文汇律师事务所的富敏荣律师。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个人携带和邮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出境管理规定》对何为国家禁止进境的印刷品有明确规定：(1)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污蔑国家现行政策；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颠覆破坏、制造民族分裂；鼓吹“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2)具体描写性行为或淫秽色情的；(3)宣扬封建迷信或凶杀、暴力的；(4)其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有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出境物品表》中列明的禁止进境物品包括“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有害的印刷品、胶卷、照片、影片、录音带、录像带、激光视盘、计算机存储介质及其它物品”。因而，对《红》书的性质判定是本案回避不了的问题。
采访中，首都机场海关有关负责人说，他们对《红》书的定性是比较慎重的。从8月5日扣书到12月收到海关总署监管司的批复，历时3个半月，经历了审读、判断、请示的过程。仅审读，就花去一位贾姓同志11天的时间。但朱元涛认为这种封闭式、非专业的定性毫无科学性可言，而且与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根本抵触。
学者许纪霖认为，《红》书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2000年3月出版后，广受读者欢迎，曾得到包括杨振宁、王元化、陈方正、吴敬琏等在内的一大批学者的充分肯定。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许多高校的图书馆里，这本书可以自由借阅。因此，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6月重印了此书。
他说，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花了20年心血研究、写出的几十万字的学术著作，仅由一个不具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海关工作人员用11天时间审读，便轻易得出了该书“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等结论，实在有些轻率，这也与海内外学术界对该书的评价形成了巨大反差。
记者采访时，无意中被卷进此事的高华教授正在香港访问，辗转得到的他的态度是：一开始有些不安，因为牵涉到对自己作品的“定性”；当得知北京高院终审结果后，他“非常高兴”。
高院终审判决
2003年8月7日，二审开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认真的实体审查。
2003年9月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终审判决：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3)二中行初字第59号行政判决书；撤销首都机场海关2002年12月17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记者在判决书上看到，对于一审另一个没有正面回答的“是否走私”问题，高院做出了回答：“就本案而言，朱元涛携带的《红》书是否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管理的范围，是确定其是否构成走私的前提。”
法庭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而首都机场海关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上诉人朱元涛携带《红太阳》一书属于禁止进境的书籍，没有具体引证该书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个人携带和邮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出境管理规定》的哪种情形。
“因此，首都机场海关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缺乏对禁止进境事实认定的依据，其做法违背了行政执法“行为有据”的基本原则，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2目规定的应予判决撤销的情形。”
法庭上，海关被询问：“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有关细则，海关有没有将禁止进境的书籍或音像制品的名录公之于众？”回答是：目前只有一个海关内部的网站上有这些名录，但公众无法看到，即使在海关内部，也只有一部分人能查阅。

事实上，朱元涛后来又托朋友从香港顺利地带回了同样一本《红》书。经历了一年“折腾”的朱元涛认为，究竟该请什么人审读境外出版物、如何定性、如何建立一套可行的申报制度，都是可以继续探讨的。
记者注意到，还有一行字，力透纸背地印在判决书上：“(海关)在履行法律赋予的职权、特别是在查处具体事项中，应当事实清楚，定性准确，正确适用法律，程序合法正当。”


附录二：有关本书的书评

拒绝残酷的美丽
——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萧功秦：（上海师大历史系教授）

假如有谁要我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价值，我会说："你如果要知道什么是二十世纪中国浪漫革命中残酷的美丽，那你只要读一下高华这本书就可以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华这本史学专著是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它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并通过这一揭示回答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
本世纪二十年代进入中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开始具有苏俄式的罗曼蒂克政治色彩。在经历一场延安整风洗礼之后，中国革命从一个罗曼蒂克的翩翩少年变成更严酷、更冷峻的成年人、他既浪漫又务实，既具有诗人的抒情性格，又具有斯巴达式的坚韧，既充满中国式的大同理想，同时又略带传统农民的偏执气质。从此以后，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划时代的转变。在争取新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政治价值、中国人的思想、生存态度、情感表达方式、思维方式乃至审美情趣，凡此种种可以统称之为文化或民性的东西，均逐渐地、然而却是决定性地发生巨变，如同九曲黄河大转弯一样，这个拐角处，这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风陵渡"，就是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是中共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事件，用高书的话来说，这一政治运动"奠定了中共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经由这一整风运动而形成的中共的基本理念，政治和思想斗争的基本范式，对中共革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1949年后，中共又把这套模式施之于全国，深刻的改变了国人的命运。
然而，这样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运动，国内外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官方几十年来，构筑了对延安整风意识形态的解释话语。对历史真貌大大简化并予以重构，从而与史实有了相当距离。就笔者所知，虽然1980年代以来，就有戴睛、陈永发、杨奎松等人对延安整风历史作了若干局部的研究。然而，完全可以说，高著是迄今为止，在这一研究领域最全面系统并独具匠心的煌煌大作。
高华所研究的，就是在这个决定中国命运与历史选择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脱布化"的历史过程。更具体地说，这是一部史诗之作，它述说的正是这样一个从西方工业社会中孕育出来的，作为西方文化异端的革命主义，是如何在中国本土化的，这种革命主义是如何摆脱了布尔什维克文化模式的影响，从而具有了中国坚实的农民革命的特色的。如此宏大的历史问题，这部著作却是娓娓道来，入情入理，如同一个饱经风霜的说故事人，以沉稳的而克制的语调向我们述说着，以历史事实的强烈的自然的逻辑，而不是以空泛的西式的价值理念或什么理论框架。
研究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最困难的方面之一是史料问题，众所周知，延安整风涉及许多可以理解的禁忌，有关档案开放极其有限，整风领导机构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的档案基本未开放。当年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记录更无从查阅。所幸的是，近二十年，官方也少量披露了一些档案资料。高华则以其特有的敏锐，充分利用这些资料，甚至可以说，作者几乎穷尽了一切可以查找到的资料。此书所附的三十多页的参考文献就可看出他在史料收集方面的努力。据我所知，为了对极为分散的史料进行收集，作者花了整整十年的工夫。
最为难得的是，高著所用资料几乎都是公开出版，作者能够从大量的不被注意的资料中爬梳鉴别，点滴归拢，并发掘其新意。书中的解释都是建立在严实的资料的基础上。高对史料的真伪也作了大量的考辨工作。高著据事言理，而非凭空想象，对自己所作的论断，他还采用不同的资料加以佐证。可以这么说，经由作者整整十年的如此洗磨，未来公布的档案资料，可能只会进一步证实或补充该书的论断，而难以推翻其整体观点。我深为钦佩的是作者在字里行间所显示出来的极高史学悟性与对史料的独到的穿透力。作者善于捕捉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性细节，字里行间都能反映出当年氛围，使人们阅读此书时似乎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例如那位当年在延安街头身穿皮夹克溜狗的康生形象，我至今还挥之不去。
本书的作者多次对笔者谈到他治学的风格与原则，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反对过度解释”，在作者看来，治史者对史料固然需要作一定的解释，但国内外历史学中，却存在着在史料并不充分的条件下，以理论解释来填充史料的不足，这种方便做法实际上是阉割了历史学本身。本书正是作者运用这种以事实说话的方式来挑战解释主义的历史学的成功尝试。三年以前，一位研究当代中国史学思潮的学者就把高华的系列论文称之为"新实证主义史学"案例。此说得是否在理，高华是否是史学新方法的探索者，读者诸君在读完此书后会有自己的体会与判断。
就我所知，不少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对这本书予以相当高的、甚至是极高的评价。当然，一部深刻的历史著作，必然是具有多义性的，并为不同的读者从不同角度解读提供了充分空间。这是历史本身的具体性与丰富性相结合而形成的。可以预料，读完本书以后，可能会有一些读者以为，这本书对延安整风的考察，对毛泽东本人的研究，会引出要批判或否定共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
然而，根据我个人的看法，与其说这部著作是要否定中国革命，不如说，是在客观地考察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中发现了中国革命中的极左思潮的根源。事实上，读者可以惊异地发现，文化革命中那些斗争方式，思想风格与人们的行为态度，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早已经被康生等人驾轻就熟地运用了。
从作者后记中可以看出，作者无疑是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在这痛定思痛之后进行的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路线的，就二十世纪中国史而言，作者也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的重大的正面价值。这可以从作者在后记中自述其对中国共产革命的深刻同情中看到，在作者看来，基于反抗社会压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又对革命的悲剧性一面持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正因为如此，本书隐隐透露出作者的某种思想矛盾。正如人类历史上一切复杂而深刻的事件一样，延安整风运动也充满了矛盾的一面，无宁说，作者的思想矛盾正是历史事件本身的内在矛盾的一种映射。
在我个人看来，这本书如果对于延安对于青年人的理想主义的吸引力，能再予以更充分的展示，那么，本书就会更全面一些，并使人们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青年人，会以如此强烈的激情，如精卫填海与灯蛾扑火一样，投入到这样一场革命中去。革命有其残酷的一面，但毕竟是美丽的。
二十世纪是理想主义的世纪，是乌托邦主义焕发出无穷魅力与光环的世纪，也是革命以谁也不知道的逻辑来试图改造人性的世纪，是"建构理性主义"给予人们以新生活的意义，同时又摧毁着人们的诗情梦幻与追求的世纪。而高华这部著作在新世纪诞生的这一年得以出版，可以说是对那场逝去了的伟大革命的沉痛的纪念，是对未来人们内心踊动的革命冲动的一种预先的警示，也是新一代的人们，面对这个美丽的反复无常的革命女神的无言的沉思。
走笔至此，笔者想到，前些日子，《切格瓦拉》又在北京火红起来，由此可见，当人们在世俗化过程中怀念起左派革命的诗情时，千万不要忘记左派革命的本质就是那种"登仙般的飞扬感"中的残酷的美丽。


理想是怎样失去的——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

陈彦：（法国巴黎大学历史学博士）

由高华撰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反思的一项引起关注的重要成果。此书的标题就点出该书主旨在于回答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如何在中国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内获得认可和确立的这样一个关乎中国历史命运的全局性问题。正如该书封底的提要所指出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

如果说，在读高华此书之前，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过延安整风作为运动模式对中共的重要影响的话，那么读罢高华此书，读者可以得出结论：延安整风对于中共不仅重要，它实则是中共历史的决定性的转折点。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毛主义的中共，甚至很可能不会有中共的建国。延安整风不仅将中共锻造成为一个统一号令、统一纪律、统一思想的铁的团体，也为中共建国提供了一整套统治方式和动员程序。从中共建国以后多如牛毛的各色政治运动来看，没有这套方式和程序，就不会有中共的执政甚而中共的生存。因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延安整风，就不可以真正了解中共的政治运动；不对延安整风作出深入剖析和翔实研究，就无法理解中共政治运动的机制和规律；而不理解中共政治运动，也就无法理解中共的历史、中共的性质。
　　高华此书分上下两编共十五章：上编探寻整风运动的起源，下编研究整风运动的进程。整风运动发端于1942年，但其根源却可追溯至1927年始的中共在江西创立根据地的苏维埃运动。前五章是疏理整风运动的「史前史」，将研究的触角一直伸向中共的创始时期。通过对整风运动的「寻根」，读者可以发现，在中共运作的初期就已经隐含着对自己同志残酷斗争的传统。这一传统自然同中共初期的险恶环境相联系，但根源仍然是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高华以十章的篇幅论述了延安整风的全过程。整风运动开始于1942年2月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历时三年之多，经历了整风、审干、肃反三个互相衔接又层层推进的阶段。延安整风是中共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但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原因，史料缺乏，中共官方党史不仅千篇一律颂扬整风运动的伟大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且对整风中的一些重大史实也隐而不报，如将整风后期残酷打击革命同志的长达半年之久的「抢救」运动，说成是整风的插曲并将责任推到康生身上。80年代以来，一部分文献资料得以出版，尤其是随着大批中共冤案的平反，数量可观、较为真实的个人回忆录得以问世，才使得延安整风的真相有可能重现于世。高华新著是迄今为止资料最为详尽的关于延安整风的著述，作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收集、考辨各种残缺不全的档案材料和零散的个人回忆，他的每一重要论据都有来源引证。用高华本书前言中的话说，此书旨在「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这种严肃、实证的学风为此书奠定了信史的基础，「是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
　　仅仅将延安整风的历史清疏整理，已经是一项巨大的学术成就，但高华此著的意义又远在一部实证史学著作之上。因为此书企图寻找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转换，个人行为与时代大势之间的交叉互动，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权势更迭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对整风运动的溯源，对毛泽东审时度势，在理论、韬略、权谋之间纵横捭阖的高度理性策划的内在机理的疏理，对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层的微妙关系的分析，作者揭示了以中共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走上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作为夺取政权、保持政权的基本手段的深刻的国际根源和中国本土文化根源，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独到观点。
　　此书虽然是一部严肃的史学专着，但却具相当的可读性。仅以人物为例，作者善于通过特定的事例，以简练的笔法勾画出历史人物的鲜明个性。项英的刚直不阿，周恩来的忍让练达，任弼时的圆通持重，王明的书生幼稚，张闻天的正直谦让，康生的奸滑阴毒，彭德怀的耿直豁达等等，一代共产党先驱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毛泽东自然是此书的中心，高华笔下的毛泽东老辣跋扈、纵横捭阖、收放自如，具有鲜明的个性。他相信权力，相信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力量。与毛相比，王明虽然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学而且信；毛泽东也学斯大林，但学而不信。信的最终斗不过不信的，这是毛泽东留给中国的遗产。
　　以下是笔者读完高华此书后的几点较深的感想。

一　毛泽东思想是战争与落后的产物

延安整风是中共决定性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意味着中共的「脱布化」，中共的民族化。这一转变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从思想上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是共产主义中国形态的确立，是舶来主义与中国土壤的有机结合，中国式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从组织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化，中共脱出由斯大林掌控的共产国际的指挥，获得相对独立地位。中共七大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一方面意味着毛泽东的一系列思想、语汇、战略、策略等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另一方面意味着毛泽东本人成为中共至高无上的领袖和导师。毛的成功是近代中国时势造成的。毛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中最终占了上风，除了他本人的天赋、谋略、意志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因素应该归功于中国的战乱和落后。没有长期的战乱，毛就不可能利用其军事才能压倒众多的知识份子出身的中共前领袖；没有落后的农民国的现实，毛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将其融合中国传统和斯大林极权主义的专制主义强加于40年代初仍然充满理想色彩的中国共产党。
　　高华此书对这一点有充分的展现。如，延安高干供应制的建立，对中共党内知识份子出身的人的打击以及对农民出身的军人干部的迎合，表明毛自觉地利用农民的情感控制军队而将中共的军队改造成一支具有农民起义色彩的红军。正如王实味指出，「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等级差序制度。实际就是将「论功行赏」的农民造反原则制度化。同这种根深柢固的农民意识相一致，毛泽东对知识、知识份子（尤其是西方知识、留苏派知识份子）、党内「教条主义」份子切齿痛恨。他曾指斥留苏派为「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批评他们「言必称希腊」，指斥知识「教条」「比屎还没有用」。毛本人在延安曾下功夫读马列的书，即使是如此，他读得最通的书，也就是最合其意的书，是那本由斯大林亲自修订的《联共（布）党史》。原因无他，此书为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党内斗争的指南。

二　对五四精神的背弃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舶来意识形态与中国专制传统的双重胜利的话，那么这个胜利就不仅仅意味着「留苏教条派」的出局，同时更意味着五四精神的失败。延安精神的确立，正是五四精神被淘汰的产物。高华此书在这一点上有着十分深刻的洞见。作者明确将「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份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页304）作为毛泽东思想革命四原则中的第二条。高华对王实味个案作了详尽分析。王实味虽然接受马列主义投奔延安，但他为纯真理想所驱使，思想深处仍受五四民主、科学所激励。他正是以平等、博爱为参照来批评延安的等级制度，并且直接溯源到等级制的专制主义传统，这正是五四精神的强烈闪光。而王实味最后被砍头，是整风运动因言获罪的死囚，成为毛泽东思想确立的祭品。只要王实味所代表的反叛、批判、自由、独立的五四精神还在，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就不可能有毛泽东个人独裁的党天下。这一认识不仅是对延安整风性质所作出的准确结论，而且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反思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新起点。

三　知识份子的「原罪」

以意识形态作为巩固和强化个人权力的手段并非毛泽东的发明，但将意识形态教化推广至全党每一个干部党员，以大规模的群众动员的方式，要求「人人过关」、个个检讨而达至革面洗心、重作「新人」的目的，应该说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大清洗」的创造性发展。
　　延安整风虽然是以中共全党为对象的，但由于意识形态是其主要武器，因而党内知识份子首当其冲。同时由于毛泽东发动整风的首要政治目标是彻底摧毁王明、张闻天等留苏派的所谓教条主义的影响，因而知识尤其是书本知识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批判对象。从这里开始，毛泽东找到了一个屡试不爽的发动意识形态教化运动的操纵杆。这个操纵杆可以概括为某种可以同基督教「原罪」相类比的「知识原罪」概念。可以说，延安整风之后，任何知识，尤其是同人文、社会相关的知识，只要未经过毛泽东意识形态的过滤，就是罪孽，就需要被批判，而掌握这种知识的知识份子就应该接受改造，就需要赎罪。同基督教一样，赎罪需要经过一定的仪式，而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式的「灵魂革命」就是赎买「知识原罪」的中国仪式。从今以后，不经过这一仪式，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共产党人。
　　高华在本书中对知识份子改造运动个案和细节作出生动的描述，充分揭示出这种类宗教「炼狱」仪式的功能及其心理依据。高华指出「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原罪意识——本文作者按），知识份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读过一些如同『狗屎』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毫无价值，……简直是罪孽深重！」（页424）从此，「知识原罪」便成为套在中国知识份子头上的紧箍咒。
　　高华强调延安整风中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但笔者则更倾向于毛泽东的延安整风的模式借鉴主要来源于苏联。中国儒学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一种「慎独」功夫，同基督教的个体忏悔有相通之处，但却不是将个人隐私（家丑）张扬于大庭广众。将这种「涤荡灵魂」的公共忏悔仪式推广至全党范围，表明毛泽东深得斯大林真传。高华以翔实的材料和充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整风运动的结果：一方面是毛泽东个人独裁和毛泽东思想独尊在全党范围的确立，另一方面则是党内知识份子包括党内高级干部在内的其他个体的个人尊严、独立全部荡涤一尽，成为革命机器中没有自我意识的「齿轮与螺丝钉」。高华以丁玲为例来说明这一现象也是十分典型的。不过读完此书，掩卷之时，联系到中共建国以后的现实，读者也许会问：当年受到残酷斗争、非人打击的受害者，为甚么对延安整风尤其是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三缄其口？当初被整的人何以在今后的运动中又对其他人大打出手，成为残酷的整人者？对于这些问题，结合东欧苏联与中国历次运动的实践，答案是肯定的：被整者同时也是既得利益者，因为只要他们挺过这一关，他们仍然可以在这个机器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　制度与独裁

高华在本书第六章中用了不少篇幅来描述40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很显然，当时的延安不仅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且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一个以共产主义作为信仰与行动指南的极权主义的小社会。不过，这是一个初始的极权主义社会，是一个具有真诚信仰、富有朝气的极权社会。王实味、丁玲、萧军等具有自由化倾向的知识份子及更多的向往平等、自由的知识青年大量来到延安，使得延安充满了热情浪漫的气息。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延安整风这样的革命洗礼，没有严格的纪律和强有力的领导权威，延安这个小社会可能仅仅是偶尔汇聚的浮云，而难以成为中共今后夺取全中国的革命中坚。

　　延安整风其实包含着共产主义极权的一个根本趋向。一方面，延安整风是中共由草创走向成熟，是意识形态由思想变为制度，是马列主义由理论教条变为实践纲领定型阶段；另一方面，延安整风也是毛泽东个人专断的确立，是理想主义让位于政治权谋，是乌托邦走向强制的决定性转折。中共本来没有建立一套有效保证集体决策的制度化机制，延安整风则使个人独裁制度化了。延安整风前的毛泽东虽然同中共中央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冲突与紧张，但他却必须利用制度规定对付他的政敌，直到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才可以甩开制度的束缚。延安整风所建立的制度是一个助长专断的制度，自延安整风始，政治运动将成为共产党的传统，成为推动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制度手段。然而，正是这种「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运动，使得毛泽东可以甩开一切制度规定和集体决策框架而另起炉灶。高华对延安整风中中央总学委的论述很具启发意义。由于运动的特殊要求，临时组织就可以压倒常设组织，凌驾于党的法定最高决策机构之上，于是临时制度就可以抛开正规制度，而最终使个人专断成为制度。延安总学委的核心是毛泽东与康生，而实际上由毛泽东一人支配。文革时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正是这种以临时机构取代正式机构的做法的重演。

五　功利原则与人道原则

在共产革命中，功利主义往往是重要的行动原则。长期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中华民族难于从长远思考。尽快获得独立、摆脱落后，使得功利主义成为时代的要求。从功利出发，毛泽东就可以以大局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否决其他的原则，甚至将争取胜利的原则变成压倒一切的原则。高华在此书中详尽地展现了任弼时、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在同毛泽东发生分歧时所表现出来的忍让妥协精神。在相当多的时候，这种妥协都是以党的利益、大局为重的名义作出的。在那种艰苦转战的年代，为达目的，没有妥协是不可想像的。以全局利益、集体利益、人民利益为由，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小我服从大我，是理性的一部分。然而，小的妥协导致大的妥协，个体的妥协为个人独裁打开了大门。当毛泽东个人独裁的红太阳升起之时，就是美丽的乌托邦革命理想终结之时。高华此书似有强调毛泽东本人在延安整风惨案中的个人责任的倾向，但这个制度本身没有制约机制似乎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不仅延安整风之后党内冤案错案如影随形最终无法避免，而且按高华在本书中的勾勒，1931年邓发在闽西的肃反扩大化，张国焘、夏曦在鄂豫皖的肃反扩大化都可以佐证：残杀和打击同党是攫取和巩固权力的必要和有效手段。不仅如此，这种马基雅维里式的功利主义的权力崇拜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中获得了科学与道德的论证。
　　最后，在笔者看来，本书也有某些可完善之处，如对延安时期的大背景交代较少。在当时的战争状况下，毛泽东之所以专横跋扈、置同志于死地，除了他的权谋暴烈之外，应该还有当时中国革命节节成功的大背景，这一背景是毛泽东整风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一条件使得毛更可以同当年的列宁相比，而不是斯大林纯然的屠杀政敌。不过，建国之后的毛泽东则渐渐向斯大林的路上滑行，以加强自己的权势来掩盖自己执政的错误，而不是利用革命实践的成功来巩固自己的权势。
　　另外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作者对延安整风惊心动魄的描述，读者可以从中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中共这架机器从整风开始就已经是以夺取政权作为目的的，意识形态仅仅是夺取政权的工具。不过，高华自己却没有完全走向这个方向，发人深思。笔者以为，共产主义革命作为中国近一个世纪的革命历程，自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的原因，甚至也应该对此给予充分的同情理解。然而，这种同情理解的目的，是加深对中国共产革命的理性认识，坚决地、义无反顾地告别它。　


中共党史研究新话语系统的兴起——突破意识形态框架的民间话语系统
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一言（南京）

长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一直由两种主流解释话语居统治地位。在大陆，主流史学家精心建构了一套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官方解释话语。这套解释话语不仅成功地同化了学者们的研究基调和研究结论，使大陆的中共党史研究长期呈现出单一化的特征，而且它还为学者设置了重重的研究壁垒，严重地禁锢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在西方，中共党史研究也是中国问题专家的注目焦点之一。但由于他们缺乏在革命中国的生活体验，因此他们的研究方法多以理论分析为主，形成了一种西方解释话语。这种话语的特点是以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为框架，再辅以常见的史实为佐证，论证偏理论分析而少史实考辨。虽然此种话语在研究方法上多具新颖性，但不免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千禧年之初，南京大学高华教授新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问世，全书凡六十万字，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延安整风运动为研究主题，利用极为丰富的史料，对1945年前的中共发展史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通观全书，得出的一个突出印象是，该书标志着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一个独立的民间话语解释系统的兴起。
作为独立于两种主流解释话语之外的第三种解释系统，这种民间话语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新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诉求，他们强调在中共党史研究中采取客观中立的立场，以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为前提，对史料进行广泛的搜集和细心的考辨，以求揭示历史真实，而避免由意识形态而产生的有意或无意的“历史误读”。下面分析此种民间话语的特点：
1）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作者始终秉持据事言理的治学态度，尽量避免主观因素对叙述客观性的影响。例如，作者详细地分析了30年代毛泽东主持的“肃AB团”运动，考证过程极为仔细，所引史料的来源可信度也极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在分析毛肃反的原因时，并未象西方话语一样对毛进行猛烈的道德谴责，也未象官方话语一样为毛掩过饰非，而是从当时中共的具体情况出发，对毛的动机作了客观，全面而又可信的解释。这样的例子散见于书中的各个部分，既有强大的说服力，又能使读者有一种真实的设身处地的感觉。作为民间话语的突出特点，这种风格既承接了中国古代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又凸显了西方史学“客观真实”的神韵。
2）全书所引证的各类资料极为丰富，体现了作者扎实的史料考辨能力。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原始档案公布不多，而大量的二手资料如回忆录等却泥沙渗杂，这给学者的研究造成极大的困难。两种主流解释话语在史料的运用上，有某种相似性，这就是在不同程度上都倾向于根据各自的观点对史料进行取舍，从而影响了可信性和说服力。在高华的书中，所引史料几乎全为公开出版物，但经过作者爬梳鉴别及对不同史料的印证对照，这些常见资料背后的隐蔽意义随之就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该书对1945年前的中共发展史作了全面考察，既有微观的考证，又不乏宏观的把握。例如在对延安整风的分析中，作者对中央社会部结构和功能进行了重点分析，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证明了它在延安整风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尚属首次。再如：作者对延安整风中采取的各种审查干部的组织措施也进行了详细考证，如首次对干部个人档案制度的建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像这样的“首次”在书中也是比比皆是。
3）作者并未采用一种或多种现成的理论作为该书的论述框架，而是以辨明史实为主要目的，这不仅为检验原有理论的有效性提供了客观标准，也为新理论框架的出现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例如：作者对中共的组织史作了十分细致的考察，理清了各系统与各部门之间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这样的研究方法与西方学者运用“政治系统理论”来考察中共政治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并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勿庸置疑，史实的辨明为学者提供了提炼新理论框架的良机，这种新的理论框架将以缜密的事实为依据，可有效地防止中共党史研究陷入“理论先行”的泥沼。从这一点来说，高华的这部著作是对有关中共党史研究方法论的突破。
作者毕十年之力，成一家之言，其成书风格深刻地反映出作者对中共党史的深邃造诣和敏锐眼光。高华教授在本书付印之前，已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上发表有关1949年后中共研究的论文多篇，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笔者希望高华教授继这部力作后，还会有新的论著问世，特别是希望看到作者能在1949年后的中共党史研究中有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