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不想为了成作家去说谎
写作之路
要站在民间的立场上
新京报：听说你年轻时就想当作家，那个年代主流的文学都是豪情万丈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产生了怀疑？
杨显惠：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文学，大概就是因为那种“高大全”的作品读得多了，感觉它们跟实际的生活有很大距离。1979年我写了第一篇小说，叫《陇上七月》，写定西地区农民在收获季节还在外面要饭的故事。后来就投给了《甘肃文艺》，没想到这篇稿子还惹出点麻烦。结果甘肃省公安厅立案侦查，有朋友来告诉我说，公安要来查你了，做好思想准备。过了一段时间《甘肃文艺》终于正式发表了这篇小说，才算是没事了。我的写作道路从一开始就有点艰难。
新京报：走上写作这条路，你觉得是机遇，还是无奈的选择？
杨显惠：这不是偶然的想法，是长时间的喜爱和努力之后的选择。我从写第一篇小说开始就力求真实，我的想法就是，我就这么写，行就行，不行就算了。虽说我想当个作家，可我并不想说谎话，我不想为了成为一个作家去说谎。成不了作家，我还有份教书的工作，写作要站在民间的立场上。
夹边沟故事
突破道德底线的真实
新京报：你是怎么想到要写夹边沟的故事的？
杨显惠：那时候我劳动的那个农场，有些右派，甚至农场的领导，他们都知道夹边沟的事。因为我喜欢文学，所以就留意了这些传闻，悄悄做一些写作的准备。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我决定动笔，这时候大部分人已经平反，有的还当了领导干部。比如我们农场有个人原本是甘肃某县的副县长，他曾经被送到夹边沟，没过多久上面觉得可能对他处理太重，就遣送到我们农场来了。他就带我去找剩下的那些人，通过他们又陆续找到了很多人。
新京报：他们通常不愿意开口吧？
杨显惠：你想想，你访问100个人，总有十几二十个愿意讲的吧。实际上大部分还是愿意讲，但是讲不深，不敢讲深。我用了三四年时间，采访了一百多人。
新京报：你觉不觉得这样的回忆，对他们来说有点揭疮疤的痛苦？
杨显惠：是很痛苦，很多人讲着讲着就泪流满面，我听着也难受，有些人的老婆在旁边听着都不停地哭。
新京报：这样采访获得的材料，应该都是支离破碎的吧，你是怎么进行加工的？
杨显惠：不一定，我最后写出来的，基本上每篇就是一个人讲的故事。有些人讲太多了，我就删掉一些。
新京报：特殊年代的残酷故事，你记录的时候，心理上能承受吗？
杨显惠：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理解的。人的道德底线，是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下，大家共同约法三章。可是，当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这个道德底线就被破坏了。在死亡面前，能够不突破这个底线，像孔夫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没有，但是太少了，一般人做不到。
新京报：根据你的观察，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他们的人生观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杨显惠：说到这些往事，有些人已经很冷静了，也没有什么后悔的。当生活条件变好，死亡的威胁解除，大部分人都会回到正常的状态。至于内心深处的感受，他们不会告诉别人，我也不追问。能讲出这些事，已经不容易了。
新京报：他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杨显惠：那些人多数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平反以后一般能恢复原职，有比较稳定的收入，生活还不错。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安排单位的时候出了各种问题，或者年纪太大了，平反后也不能工作，一个月就二三十块钱退休金，生活就陷入贫困了。
纪实与虚构
记录历史与拷问人性
新京报：你的作品用了小说的形式，但很多人是拿来当纪实看的，这里边真实和虚构的成分各占多大比例？
杨显惠：很少几篇里有虚构的成分，但细节都是真实的。虚构的一般是人名和工作单位，不过有几篇就是真名真姓，无非是从叙事的角度，我把情节编织得像一篇小说，这都是为了发表时候的方便。
新京报：这样的故事很难让人平静，为什么在你最后写成的文字里，叙述者都那么冷静？是苦难让人麻木吗？
杨显惠：我认为，越是感情强烈的时候，你越要压抑，越是紧要的地方，越要简练。一旦那地方大红大绿地渲染，读者就感觉你是故意的。实际上你收敛一些，更能打动人。
新京报：除了忠实记录历史，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白描式的写法，一直这样写，你不担心读者厌倦吗？
杨显惠：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我这两本书，只是浮在表面上的，我希望通过一个个表面的故事，吸引人们去思考死亡背后的东西。这不是简单的死亡，一个家庭里饿死了几个人，为什么饿死？你说粮食没有了，粮食为什么会没有？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有些人遗忘了，有些人根本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另外一个可能是，我写的死亡太多了，容易掩盖对人性的探讨。刚才我们谈到道德底线，在生存和死亡之间你如何选择，这就出现了对人性的拷问。
文坛与作品
现在是最好的时代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意义是什么？
杨显惠：我就是想把过去的这段历史记载下来，不然将来的历史研究者就会缺乏这方面的资料，要警示后人啊。
新京报：你的目光主要集中在过去的那个年代，那么眼下的现实你关注吗？
杨显惠：眼下的事情有很多作家在写，我就不去关注了。我平时就是看看新闻，不去研究它。夹边沟这样的事情没人去写，我就去写。我的写作和文坛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不能不跟上时代，不能不跟上文学潮流，可是也不能让自己的创作完全被这个时代给淹没了。时代在前进，作家的思想要前进，但必须保持个性，才有存在的价值。
新京报：你对当下的文坛有什么看法？
杨显惠：我觉得关注历史和现实的作家还是很多的。现在文坛创作手法和创作题材很多样，这是好现象。有畅销书，有武侠小说，有写酒吧小姐的，也有写打工妹的，有写农民进城打工的，也有写历史反思的。像陈忠实的《白鹿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作品。
新京报：有人说，正是因为现在这个环境，普遍比较浮躁，才给个别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提供了指向人心的机会。
杨显惠：我把你这个问题改一下啊，我觉得自从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会出现一些很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建国五十多年来，对文学创作来说，现在是最好的时代。如果作家不抓住这个时期写出几本真正想写的书，就太可惜了。
新京报：你关心书的销量吗？
杨显惠：销量我左右不了，人家愿意看就买，不愿意看就不买。可是我有一点自信是，读者只要看了我的书，就不会把这本书当垃圾扔掉。人们看我的书的时候，不会坐在马桶上，不会坐在火车上。
新京报：写这些东西，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压力或者阻挠？
杨显惠：没有，直到现在，官方没有对我的作品提出任何意见。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把你的作品介绍到国外？
杨显惠：我不想这样，惹是生非。国内的出版界，有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气象，能让这样的作品出版，我觉得已经可以了。外国人看这书干啥呢？国外没有这种饿死人的现象，没有像中国这么多的贫困人口，介绍到国外有啥意义？我觉得这书对中国人有用，对外国人没用。
赞誉与写作
开始关注甘肃移民生活
新京报：上山下乡这么多年，你也吃了不少苦，什么时候写写自己的经历？
杨显惠：我以前写过几篇小短文，但详细的还没有写。等哪天我不去外面跑了，就坐下来慢慢写。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自己亲历的那个时代？
杨显惠：我个人对所有的经历一点都不后悔。正是因为上山下乡，给我提供了认识这个社会和了解中国一段历史的机会，前几天我在酒泉的时候，和过去带过的几个学生聚会，他们出了一个题目，说让大家谈一谈怎样看待生活。轮到我讲了，我就说这个题目出的非常好，我们对于生活，要抱有一种感恩的心。感谢什么呢？感谢我们获得了经历生活、享受生活的机会，包括灾祸，包括饥饿，我们都要感谢上苍。上山下乡这段生活，我心怀感激，它使我的后半生很充实。
新京报：知识界和不少媒体对你的书评价很高。
杨显惠：谢谢，我也没什么感想，就是继续写吧。
新京报：接下来还有哪些写作计划？你说过一共要写三本书。
杨显惠：是有这种想法，但是第三本现在还不能说。最近这两三个月，从甘肃考察回来后，我没有写作，一直在忙着搬家，现在刚刚住进新居，有空就是读书。年后准备写的是一本关注甘肃移民生活的书。河西走廊这块地区，生活条件比较恶劣，所以政府一直在考虑迁移这里的居民。可是这里的土地，只要有点水就能长庄稼，是甘肃重要的产粮区，所以很多农民不想走，移民的工作很艰难。从定西迁移到酒泉，迁过去的人其实很快就能扎下根，可是坚守故土的情结总是很浓重，我就想写写这方面的问题。
新京报：听说已经有人开始资助你的调查了？现在的写作情况应该比以前顺利了吧？
杨显惠：嗯，我有朋友帮忙。不帮忙不成，我每年大约要花3万元去甘肃采访，我自己的工资除了吃饭，基本都花在这上面了。我没有其他的工作，写作耗费了所有精力。
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溥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