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謝堂前」的肥燕子*
19年前，當我還是一個哲學研究所的學生時，第一次讀到了白先勇所寫的短篇小說〈花橋榮記〉。事實上，在這之前和在這之後，只要是他的小說我都買來研讀。那一陣子，我成了不折不扣的白先勇迷！他的許多作品，感動了我的心靈，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19年後，我從書店買來了白先勇的短篇小說集《台北人》；〈花橋榮記〉是其中的一篇。《台北人》的書前，引了劉禹錫的一首古詩〈烏依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而在首頁則寫著：「紀念先父母以及他們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從這首古詩和這幾個紀念性質的文字，就足以說明《台北人》一書的主題。那是許多文學批評家已經說過的：白先勇的《台北人》，所描寫的是一群「沒落的貴族」！儘管白先勇曾經頗覺委屈地辯解著，（參見白先勇，《驀然回首》，爾雅出版社，1978，頁150，）但是只要你知道白先勇的顯赫家世，你就可以肯定這種批評是一點都不過火的。（按：白先勇的父親是白崇禧將軍。）白先勇在台灣的家族顯然沒落了，因此，他那種「王謝堂前」的肥燕子，突然飛入「尋常百姓家」的失落感，是可以理解的。
*代表頽廢的「逃難文化」*
如果《台北人》所描寫的只是白先勇個人的失落感，那也就罷了；問題是，《台北人》所描寫的，代表一種頽廢的「逃難文化」，這種文化雖然可以只是白先勇個人的經驗，但事實上，由於他在文壇上的名望，已經多多少少影響了某些人的心理。那是一種不健康的心理！在這種「逃難文化」的不健康心理之下，沒落貴族的「王謝常前」，不只是白先勇個人的家族，而且也是整個國民黨退守台灣之後所建立起來的文化新秩序。無疑地，白先勇的失落感，正是這種自以為是的大陸「貴族文化」沒落之後的喟嘆。這一喟嘆，除了一方面肯定並懷念大陸舊文化的光輝不再之外，另一方面則有卑視現有的台灣文化的意味在內。這一卑視，才是筆者感到憂心忡忡的！
《台北人》所流露出來的大陸文化優越感，可以從其中的〈花橋榮記〉一文看出來。〈花橋榮記〉是以第一人稱的口吻寫出來的。（其中所描寫的許多內容，恐怕是白先勇自己的童年經驗吧？因為這篇小說的背景，正是白先勇的故鄉──廣西桂林。）小說中的自述者是一家小吃店──花橋榮記的店主人，這家名叫「花橋榮記」的小吃店，雖然開在台北市的某處，但是進進出出的卻都是桂林人，這和桂林那家同樣叫做「花橋榮記」的小吃店，並沒有兩樣。然而這只是表面，實際上，桂林的和台北的花橋榮記怎麼能相提並論呢！白先勇說：
提起我們花橋榮記，那塊招牌是響噹噹的。當然，我是指從前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我們爺爺開的那家米粉店……我自己開的這家花橋榮記可沒有那些風光了。我是做夢也沒想到，跑到台北又開起飯館來。（《台北人》，頁163-164。）
*惡毒地描寫台灣女性*
事實上，不但桂林和台北的花橋榮記不可同日而語，而且，恐怕根本的原因乃在桂林（和整個大陸）的不同於台灣。白先勇接著說：
講句老實話，不是我衛護我們桂林人，我們桂林那個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也難怪，我們那裡，到處青的山，綠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膚也洗的細白了。幾時見過台北這種地方？今年颱風，明年地震，任你是個大美人胎子，也經不起這些風雨的折磨哪！（同前書，頁166-167。）
白先勇不但在〈花橋榮記〉當中流露出他的「民族優越感」，而且在《台北人》的其他各篇，這種優越感也一再地浮現出來，甚至連台灣酒都比不上大陸酒烈呢！他說：「這點子台灣的金門高梁就能醉倒大哥了嗎？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陸上，貴州的茅台喝過幾罈子了！」（〈歲除〉，同前書，頁66-67。）於是，在這種「民族優越感」之下，白先勇的筆中，台灣的女性都是低賤的族類。她們不但做為這些「沒落貴族」洩慾的工具，還要受到白先勇這些「沒落貴族」的辱罵！在白先勇的筆中，不管是〈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中的喜妹，或是〈歲除〉中的「山地野女人」（這是白先勇自己的用語），都是可厭甚至是可惡的！而在〈花橋榮記〉當中那個偷漢子的台灣女人──阿春，白先勇惡毒地描寫著：
那個女人，人還沒見，一隻奶子先便擂到你臉上來了，也不過二十零點，一張屁股老早發得圓鼓隆咚。搓起衣裳來，肉彈彈的一身。兩隻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槌一般，見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同前書，頁176。）
*自以為比台灣人高一等*
白先勇小說中的這些高抬大陸而低貶台灣的說詞，都可以解釋成為他對小說人物的逼真描寫；因為在他所生長的年代和環境裡，那些來自大陸的「沒落貴族」們，多少都是自認為比台灣人高山一等的。就這一點而言，不管是名副其實的貴族（例如失勢的官員和富商巨賈）或是仗著國民黨的勢力突然自以為比台灣人高出一等的「貴族」人物，往往會把台灣女性看成是他們排解鄉愁的洩慾工具！於是，不但在真實生活中，那些大陸來台的達官、巨賈看不起台灣女性，甚至連白先勇小說中的大陸來台小人物，也都以同樣的心態看待台灣女性，〈歲除〉中像伙伕頭──賴鳴升騙婚的「山地野女人」、〈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中取笑園丁──王雄因而被強姦的喜妹，乃至〈花橋榮記〉中偷漢子的阿春，在白先勇那種「貴族」優越感的筆調之下，不但都是俗不可耐的女人，甚至也是罪惡的小人！無疑地，白先勇的小說真實地描寫了這些「貴族」們對待台灣人的惡劣心態，這也是他的小說之所以感人的原因之一。但是，他對「貴族」們所流露出來的同情，並不能和他對於台灣人的卑視或漠視的心態相協調。《台北人》英譯本的編者序，曾讚美白先勇的筆下人物「具備了人道色彩」（參見《台北人》，頁283。）。事實上，這一讚美詞只說對了一半，因為白先勇的筆下人物，只有那些「沒落貴族」們才受到作者的同情，台灣本土的人物，沒有一個受到相同的待遇。
*看不見現實的艱辛痛苦*
歐陽子的一篇短文──〈白先勇的小說世界──《台北人》之主題探討〉，曾經入木三分地分析了白先勇筆下的人物心理。她說：
事實上，我們幾乎可以說，《台北人》──一書只有兩個主角，一個是「過去」，一個是「現在」。籠統而言，《台北人》中之「過去」，代表青春、純潔、敏銳、秩序、傳統、精神、愛情、靈魂、成功、榮耀、希望、美、理想與生命。而「現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亂、西化、物質、色慾、失敗、猥瑣、絕望、醜、現實與死亡。（《台北人》，頁5-6。）
事實上，白先勇的小說世界裡，「過去」還代表了來自大陸而深深值得同情和懷念的「沒落貴族」，而「現在」則代表卑賤低俗的台灣本土，更巧妙的是，歐陽子還把「過去」和「現在」，分別用「靈」和「肉」──配合起來。她說：
〈花橋榮記〉之盧先生，來台多年，卻緊抱「過去」，一心一意要和他少年時期在桂林戀愛過而留居大陸的「靈透靈透」的羅家姑娘訂親。這一理想是他生命的全部意義，有了它，他不在乎也看不見現實生活的艱辛痛苦，因為他的「靈」把他的「肉」踩壓控制著。然而，當現實之重棒擊碎了理想，使他再也沒有寸步餘地攀住他那夢幻，「靈」立刻敗亡，「肉」立刻大勝，於是他搞上一個大奶大臀唯肉無靈的洗衣婦阿春，整日沈溺於性慾之發洩；既失去「過去」，就絕望地想抓住「現在」。（同前書，頁17。）
*坦承自己是同性戀者*
歐陽子是白先勇的同學，又是他創辦《現代文學》時的同仁，由她寫來應該最為中肯的了。在這一描寫當中，明顯地看出白先勇所了解的台灣婦女，不過是屬於「肉」的族類，專供大陸來台之「沒落貴族」的洩慾之用！白先勇曾經接受香港一家雜誌社的訪問，坦承自己是一個男同性戀者。然而，他在一部描寫同一族類的長篇小說──《孽子》當中，卻把那些活動在台北新公園內的男同性戀者，一個個說成賣春的少年！這難道說明了下面的這件事實：「沒落貴族」就是「發洩性慾」的同義語？
白先勇曾在一篇和胡菊人對談的短文──〈與白先勇論小說藝術〉當中，自述他的文學觀說：
文以載道，要在文裡找個道，沒有道的文就不是好文章。道，也很難說，每個人的觀點、立場不一樣，以前是儒家聖王之學的道統，現在社會主義興起，便是馬克思階級觀那種道統，道因時代背景、地點不同有了不同的意義，但整個觀念──文以載道，我覺得一直以這個為主，這樣發生了很偏差的觀念，以為文學的內容決定了好壞，而不以技巧形式來批判藝術的高低。我個人認為小說是art，是種藝術，絕對要以藝術形式、技巧來判斷是否完整，這是個比較靠得住，比較客觀的批評方法。（白先勇，《暮然回首》，頁121。）
*撒謊的牧童喊「狼來了」*
白先勇的文學邏輯，其實可以從上面的這段引文清楚地看出來；那就是：由於世間的道德是相對的，因此，文學心須是注重技巧的、中立的、遠離道德的。這一結論，意味著文學應該是一種與時代和社會無關的藝術。所以他說：「小說先要反映時代意義、社會意義。這個很危險。」（同前書，頁123。）他在另外一篇名叫〈我看高全之的「當代中國小說論評」〉當中，更加嚴厲地批評關懷台灣本土的「鄉土文學」說：
台灣的文壇現在流行「社會寫實」的作風。如果按字面解，任何社會現象，以寫實手法寫成的作品，都可稱為「社會寫實」。然而有些人好像對於「社會寫實」的期許要高很多，改良社會問題，近乎所謂「社會抗議」……作家對於社會的的關切，最有實效，恐怕還是發表於報章的論文特寫，正視社會問題，提出討論要求改革……他們對於世道人心的影響比較直接有效得多。（《暮然回首》，頁59-61。）
文中，白先勇把社會關切的責任，一乾二淨地推給報章的評論家；他以為，純粹的文學家不該有社會關懷。他在同一篇文章當中，甚至把「社會寫實」的鄉土文學，和二、三年代的工、農、兵文學──「普羅文學」相提並論，暗示鄉土文學和共產黨的文學同屬一個類型。記得詩人余光中也曾經有過這一類比，並在鄉土文學最盛行的時刻大喊共產黨來了；搞得當時的文壇人人自危，因此當時的文學評論家，曾把余光中喻為大喊「狼來了」的撒謊牧童。看了白先勇的這些評論才知道，原來亂扣紅帽子、大喊「狼來了」的撒謊牧童，還真不少呢！偉大的白先勇，自然是其中重要的一個！
*忘恩負義的不道德心態*
筆者並不是一個研究文學的專業評論家，也不是一個把文學創作當做職業的作家。因此本文的立場容或有不夠周延的地方。然而，或許也正因為筆者並非一個文學圈子裡的一員，很多和文學相關的事情，自認反而比較圈內的局中人更能看得清楚；因為正如俗話說的：「當局者迷」。筆者以，文學是時代和社會的一個環節，不可能脫離時代和社會而獨自存在。因此，像白先勇那樣，把文學視為純粹藝術的創作，無關乎時代和現實的社會，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說法。筆者曾經是一個白先勇迷，這點已在前文談到，無疑地，當時我之所以迷惑於他的作品，完全是因為白先勇小說中所顯發出來的純熟的文學技巧。而現在我之所以為文批判曾經是我喜愛的作家，乃是基於我對時代和社會的認同；更明白一點地說，我生在台灣、長在台灣，我沒有理由漠視台灣甚或像白先勇那樣地糟蹋台灣！當我們立足在台灣，卻又漠視它、糟蹋它，相反地「心懷祖國」，視「祖國」乃唯一樂土，唯一值得嚮往的地方，無疑地，這是忘恩負義的、不道德的心態！我寧願做一個被白先勇所批判的道德絕對主義者，（事實上關懷本土並不就是如此，）也不願做一個沒有社會良心的文學中立主義的信徒！
（原刊於《首都早報•文化版》，1989年7月18-19日。）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