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了「本土化」與「兩國論」的洗禮，並自2000年三月開始，台灣已由民主進步黨執政；因此有人認為若不早日實現統一，中國統一的前景將成鏡花水月。然而，與這種認知與預期相反的是，過去一年----事實上，是過去兩年以來，台灣支持統一的民眾其實是增加了，而不是減少了；一些新的民意調查已對於此種變化做出了許多的佐證。
以台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民意調查為例，傾向統一的民眾，近兩年即有明顯的增長，傾向獨立的民眾則相應有所減少。陸委會於2001年三月所作的民意調查更加令人矚目；在該次調查中，台灣民眾不僅支持加速兩岸交流開放的速度的有了明顯增長，不僅十年來第一次認為發展「兩岸關係」比發展「外交關係」重要，更讓人驚訝的是，連「一國兩制」的支持者，也創下歷史新高，達到16.1％的支持率。TVBS有線電視台的類似民調，則發現支持「一國兩制」的民眾，已從1999年底的12％，遽升到到2001年六月初的31％。
深入比對各個不同的民調結果，可以發現各方的訊息其實是一致的，即在2000年實現「政權和平轉移」之前的幾個月，台灣的民意即已開始轉向，不再是一步步向更加獨立的方向趨近，反而開始向統一之途靠攏。而陳水扁以少數民意執政，更使此種趨勢彷彿是「觸底反彈」。民意變化如此匆促驚人，起初使一些獨立支持者不願面對此一現實，然後，人們開始去嘗試去解釋其原因。
一些人認為，陳水扁政府一年來施政成效不良，加上國際經濟環境的衝擊，使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從去年上半的5%左右，下降到今年上半預期的1%，於是中國大陸的經濟成功被更加誇張的呈現出來，改變了台灣的統獨趨勢。因此他們認為，民意在陳水扁執政一年過程中的戲劇性轉變，是一種「短期現象」，只要台灣經濟恢復增長，即能回歸趨向獨立的正常軌道。然而，民意其實從1999年即開始發生了轉折，因此短期的經濟問題不足以成為解釋此種民意趨向的主要說詞。筆者認為，原因應該從兩方面去分析；長期以觀，是台灣難以扭轉的大陸經濟增長速度高於台灣、大陸市場也大於台灣的現實，使台灣相對於大陸的經濟優勢逐步喪失；短期來說，則是台灣內部政權轉移後所激發的國家認同爭執。
台灣的對外投資，本有「西進」與「南進」的爭論，而政府一向鼓吹「南進」、反對「西進」；但西進中國大陸的台商，在東亞金融危機中安然無恙，南進東南亞的，則需面對各國飄搖動盪的政局。於是東亞金融風暴後，「南進」之聲瀕臨絕跡，多數台商選擇了西進；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經濟互動，進一步擴大。於是，到了東亞金融風暴塵埃落定的1999年，台灣的民意就開始逐步轉變了。因此，由於中國大陸經濟的迅速增長，使台灣內部的統一支持者獲得了心理上的支持，造成台灣民眾對大陸觀感的相應改變，才使台灣民意產生了變化。這種轉變，一方面使由於中國大陸的貧窮落後而由統一轉變為「中立」的選民，重新向統一靠攏；同時，一些傾向獨立的選民，也由於同樣的原因，而轉趨中立。於是雖然「維持現狀」仍代表台灣大多數民意，但一升一降，民意已經產生了顯著的變化。
在統獨意識對立的情況下，代表獨派力量的陳水扁上台執政，使相當一部份統派民眾產生了反彈情緒。這些民眾懷疑「民進黨」執政下的「中華民國」只是掛羊頭賣狗肉，因此似乎寧願向「人民共和國」投降，接受「一國兩制」，也不願接受此種「非中國」的情感失落。除非台灣的執政當局下定決心，與中共政權爭奪台灣內部的統派民眾，否則缺乏泛國民黨陣營的疏導的統派民眾，就可能變成中共的統一路線的支持者。但囿於獨派民意，陳水扁政府的妥協空間也很有限；因此當經濟的因素使得統派民眾逐漸增加的同時，由於政治對立，更使統派民眾接受「一國兩制」的比率也迅速增加。
不願意面對此種統獨傾向變化的政治人物，仍然希望藉由李登輝的政治運作，使所對的「本土」路線進一步深化擴張。然而，對大多數泛國民黨意識型態的支持者來說，李登輝維繫十多年的本土化路線，已經隨著他的下台而淡去。對於相當多的民眾，他們在這十多年對李登輝的支持，並不是由於對他個人，或對他的「本土化路線」的支持，而是支持他所代表的「國民黨」，以及國民黨代表的安定。因此在台灣政壇最受人矚目的「扁李」與「連宋」之爭中，雖然李登輝站到了陳水扁的一邊，對抗泛國民黨的連戰與宋楚瑜，但並不能大幅度地改變民眾對民進黨政府的不信賴感，也不能改變泛國民黨意識型態的多數民眾的投票意向。在上述經濟形勢變化的背景下，這也就更意味著失去國民黨背書的李登輝路線，將難以為繼。
當然，台灣政壇的分分合合，仍將對此種發展態勢構成影響；但只要中國大陸穩步發展，大陸對台灣民意的牽制作用也將愈來愈大，台灣的民意前景就只會更趨統一而非相反。在這樣的趨勢下，我們不僅可以揭穿大陸的「鷹派」藉口「台灣獨立」攫取資源的禍害，也應該進一步思考如何讓台灣繼續維持其對大陸走向現代化的示範作用，如何讓台灣繼續扮演支持大陸的民主化、維持東亞安定的重要角色。就此來說，那些看到陳水扁政府政績不良、台獨勢力削弱而幸災樂禍的人，毋寧是過於短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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