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應將政治訊息進一步透明化
幾日之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泰內特表示，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仍「決心繼續掌權」，「保有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不知是否為了澄清視聽，二月十七日與十八日，中共媒體人民網以頭條轉載了中新社記者張朔的文章：「中外關注高層人事變動」。文章聲稱在中國大陸的第十屆全國人大上，「中國高級領導層將從整體上進行換屆」、「新老交替在即」；「即將產生的新的領導幹部名單，囊括了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各界舉足輕重的職務──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和副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人民銀行行長、審計長，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與委員會組成人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等」。
此前數日，香港明報以及明報的附屬刊物亞洲週刊，也都做了類似的報導，聲稱江澤民無意讓中共高層出現兩個權力中心，且江澤民在過去數年，已經按步就班地讓胡錦濤擔任了國家副主席與軍委副主席等職務，做好了「扶上馬」的職務銜接安排，沒有必要在未來幾年繼續「送一程」。人民網的上述報導，似乎佐證了海外一些認為中共將實現新老交替、全面接班的消息，但由於中共對信息的高度保密，因此外界仍無法確定此一訊息是否真正意味著江澤民即將全面退休。
這不由得讓人聯想到廣東省兩週之前爆發的「非典型肺炎」；這一場傳染病發生後的頭兩日，廣東的官員還想要阻止新聞媒體的報導，結果一般民眾由於訊息不足，反而聽信「謠言」，而產生恐慌。數日之後，官員終於出面負責、澄清，結果一般民眾雖然知道已有數位病患宣告不治，但恐慌反而得到消除。這個案例說明了民眾是多麼的希望知道真相，而當真相被官員掩蓋，民眾又多麼的傾向於相信最壞的可能------否則為何官員要掩蓋事實呢？同樣的，如果中共不將政治進一步透明化，就不能期待人們從最壞的角度考量中共政治演變的前景；而外界的這種態度產生的結果為何，亦無須我們贅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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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止于公开
南方週末 2003-02-13 12:58:03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30213/xw/tb/200302130501.asp
方舟評論
□李一言
在廣州市政府和廣東省衛生廳11日分別召開新聞發佈會之後，在不到一周時間裏迅速彌漫到廣東全省甚至波及湘、贛、浙、瓊、港、澳的病毒恐慌，終於在一夜間趨向平息。
驚魂初定之餘，面對11日前後的巨大反差，人們不由得出結論：是到了應該重新審視媒體的角色與功用的時候了。
細想本次大面積恐慌事件，有人將其視為“謠言”惑世引起。但從政府公佈的情況來看，所謂“謠言”並非純屬子虛烏有，有傳染病在局部流行這一基本事實是成立的，只是因為缺乏權威的資訊，從而導致資訊在傳播過程中發生了某種變形和扭曲。而普通民眾對所謂“謠言”的接受與傳播，也不應受到指責，因為這裏所謂“謠言”的內容攸關生命，而生命權早已成為舉世公認的最基本的、最首要的人權。
然而，恐慌畢竟是在失真資訊的傳播下，在多年來罕見的範圍內發生了。因此，對恐慌發生原因的追究，便具有了重要的指標性意義。在我們看來，“謠言”之所以四起，恰恰是因為媒體和政府權威聲音的缺席所致。
稍微回顧一下歷史便可看出，媒體之所以誕生，其根本原因正在於公眾對於外在資訊的巨大需求。因為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每個個體或群體對於資訊的掌握都是單一的、片面的，所以，他們需要專門的媒介來承擔溝通和傳遞公共資訊的職責。正是在此需求下，作為公眾內部、以及公眾與政府之間的交流平臺的媒體，才自然而然地產生並日益發展壯大起來。
但是，長期以來，有些地方、有些官員忽視了媒體擁有代替民眾獲取必要資訊並傳播之的職能，按照某種“慣例”，阻止某些資訊的傳播，媒體不能行使正常職能，甚至動輒得咎。在此背景下，一旦有什麼大事發生，公眾既不能從政府那裏獲得消息，也不能從媒體上看到，即使看到了，也只是語焉不詳，或欲言又止。
正是因為對媒體此種職能的忽略，一些“謠言”或所謂的“謠言”得以輕而易舉地贏得市場。傳播學的研究表明，諸如“謠言”、“小道消息”、“傳言”之類，往往是在權威的資訊得不到通暢的表達途徑時才得以大行其道的；而防止之道則在於公開。
此次廣東病毒傳言的起落，也證明了傳播學的這一研究結果。廣東省在恐慌發生3天後，即比較及時地向新聞界公佈了一些權威資訊，而廣東媒體也以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百折不撓的毅力，向公眾盡可能地提供了最全面的資訊。事實證明，公開不僅沒有使天下大亂，反使所謂“謠言”得以迅速平息。
一年半以前，在震驚全國的南丹事件被媒體揭露後，人民日報曾以罕見的姿態設想了如果媒體缺席的後果；一年半以後，廣東省政府較為及時地回應民意，充分利用和肯定媒體傳播重要資訊的職責，使一場社會恐慌迅速得到平抑。人們期待著有關方面進一步總結和完善危機應對和處理機制，進一步認識和明確媒體的職能與功用，使本次事件成為中國今後類似事件處理的一個轉捩點和範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