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階層人士在通脹肆虐之下，生活更為困頓。所謂提升澳人綜合生活質素就無從談起了 本報記者攝
本報特約記者勞小記
原載於〔澳門勞動報〕第二十八期 30.04.2008
「五‧一」前夕，澳門特區政府又「開倉派錢」，今年比去年更豪：除了一些惠民措施之外，更大手筆撥款二十至二十三億元，向市民派錢。特首何厚鏵於四月二十二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宣佈派錢消息：永久居民可獲派五千元，非永久居民則可獲三千元，總之只要有澳門身份證，人人有份，無人落空。
議論紛紛
消息宣佈後，旋即成為坊間討論的焦點，社會上也出現不同回應。有輿論說，如此不分老幼， 不論貧窮，不加區分，不用審查，每個澳門人都派錢的助民紓緩通漲方案有欠公平。區區的五千元，為有錢階層不夠吃一頓豐富晚餐；對中產階層來說，多了五千元，只不過是多了一筆意外收入；只有對貧窮的居民，它才產生短暫的紓壓作用，但這筆錢用完了之後，面對通脹壓力仍是揮之不去；為何不向有迫切需要扶助的弱勢社群多派一點呢？
有評論者說，特區政府在處理通脹急劇上升，以及基層市民生活質素下降的問題，所做的有效措施實在太少；到了今時今日的五一前夕，才匆匆推出五千元派錢方案，又有多少人會深信政府是因為要以民為本才這樣，而不是為了紓解一下市民的怨氣，叫人不要上街才這樣做呢？
又有輿論這樣說，如此方式派錢，好容易把澳門引導成懶人樂園。這是因為習慣凡事向他人伸手求援，最終只會變成一個懶人；而懶人碰上援助者時，他就不懂得再動腦筋去解決問題，而只會沿用那套求助方式，簡單地等待派錢。假如我們的下一代都只懂面對困難就叫閙，就伸手求助，那麼澳門很快便會成為懶人的樂園了。
新澳門學院則認為「派錢」無疑可暫時討好大眾，消減怨積，但切實解決公共房屋不足、外勞黑工泛濫，總現既有施政承諾，方為根本紓困之道。
派錢公平 效益未彰
不論決策者出於何種心態，對於普羅市民來說，政府肯開倉派錢總比政府坐擁巨富而一毛不拔為妙，只是社會人士、學者專家的議輿特多。
當然政府庫房的錢屬於公共資源，一涉及公共資源，經濟學者就會引出，公共資源如何運用才最有效益，最大化社會成員的福利之話題。可惜今次特區政府開倉派錢的經濟效益如何，鮮見有澳門經濟學者作過認真的評估。
關於不論老幼，不論貧富每位（永久）澳門居民可獲派5000元是否不公平的問題，本報記者向澳門社會保障學會理事長鄧玉華博士請教。鄧玉華回答：雖然政府在紓解市民的通脹壓力，扶助貧困家庭和弱勢社群方面有不少改善空間，在方式方法上可以做得更好，但不論老幼，貧窮每位澳門市可獲派5000元，這個方式是公平的。因為公平（Equity）有多種理解，其中較為流傳的觀點就是「平均主義」這個含義。
平均主義是一種朴素的公平觀點，它比公平本身的含義要明確得多。然而，即使如此，平均主義也有許多定義，其中包括分享法律與政治權利方面的嚴格規定。不過在經濟學中，公平通常被認為是社會成員在消費品的分配中獲得與他人均等的一份。但是，人們普遍認為平均主義不是所希望的一種分配方式，人們消費的商品組合都一樣，未必就是愉快，因而有必要引入社會，快將會把財富從生產能力較多的人那裡轉移到生產能力較少的人手中，而這種轉移顯然不利于財富總量的增加。
第二種理解是在引入個人效用函數的基礎上展開的。自從基數效用理論成為個人福利大小的衡量標准之後，出現了考察所有個人效用水平總和的社會福利函數。這種社會福函數的特點是，社會給予每個人的效用以同樣的權數，它克服了平均主義的某些問題，並把平均主義的觀點作為特例包含進來。但由于個人效用函數度量上的困難，再加上在效用水平之間進行比較的困難，使得這種類型的社會福利函數不可能得到公認。
第三種理解來自于羅爾斯(John Rawls)的觀點。這種觀點強調，如果不公平使社會成員中處境最差的人境況變好，那麼社會的公平程度就會得到提高。因此，羅爾斯主義的觀點是，最公平的配置是使社會中境況最差的人的效用最大化，根據羅爾斯主義的理解，公平可以是平均的，也可以不。如果通過給予較高生產能力的人一定收入能使社會的產品更多，那麼社會中境況最糟的人照樣會變好。
第四種理解是一種市場主導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只要市場是自由競爭的，那麼經濟當事人之間的交易就是自願的，市場競爭性的結果就是公平的。以此為基礎，資源配置使得那些最有能力並且工作最努力的人得到了相應的報酬。
從以上四種理解來看，公平的含義是各不相同的。平均主義的觀點明顯要求資源平均配置；羅爾斯主義盡管不要求完全平均，但為了能使境況最糟的人其生活能得到改善，仍給平均以較大的關注；以功利主義為基礎的總效用最大化的觀點要求在社會境況最好和最壞的人之間有所區別，對公平最不關注的是市場主導的觀點，即使市場競爭的結果導致商品和勞務配置非常不平均，市場主導的觀點仍認為是公平合理的。
「很明顯，特區政府今次以這樣的按人頭派錢是符合平均主義的公平觀點以及羅爾斯的公平觀點的。雖然，窮人與富人同獲政府派錢給5000元，但5000元在窮人手中所發揮的效用肯定比富人為大，得到的幸福感比富人為多。」鄧玉華平心靜氣地分析。
不過，鄧玉華續作解釋，近一兩年澳門通脹頗為嚴重，好似今年3月份綜合消費物價指數（CPI）又上漲9.49%，達122.53%，即自2005年以來，通漲已上升了二成二，倘05年以後你的收入不增加兩成以上，生活壓力是很沉重的。在通漲肆虐之下，生活必須品樣樣漲價，而貧困人士的收入佔了相當大部分是要應負食物與住屋的開銷。倘若我們的恩格系數（Engles，Coefficient）來量度澳門人的生活質素，澳門近年雖然人均產值可觀，但生活質素並無改善，而貧困人士的生活質素可能是大幅大降。
恩格爾系數量度生活質素
鄧玉華所說的恩格爾系數是用來研究家庭食物和必需品開支與家庭總收入比例關系的概念，以德國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思格爾的名字命名。一般將食物支出與家庭總收入之比稱為恩系數趋于下降，即家庭用于食物和必需品的消費支出比例下降，而用于舒適品和奢侈品的消費支出比例上升。
但現時澳門貧困或中下層家庭所遇到的情況是，隨著澳門近經濟大幅增長，工作收入(例如薪酬)略有增加，但生活必須品的價格大漲，例如一年前後，就鮮牛肉漲74.25%，罐頭肉類漲54.46%，就鮮豬肉加價54.09%，食用油貴30.15%，急凍或冰鮮家禽又加價27.75%，米及粉麵分別加價24.98%及23.75%，外出用膳收費亦升14.37%，此外，石油氣價格升32.81%，住屋保養及維修費用上升24.7%，住屋租金升幅14.7%，送療診金亦增加了24.93%。在此樣樣漲價的情光，貧困及中下層人士用於生活必需品的開放也就大增。這個增大了的生活必須品開支數據除以收入(略有增加但幅度較小)數據，得出來的恩格爾系數必然是變大，而恩格爾系數變大也就是反映出澳門生活素質下降的證明。特首以及眾官僚向外吹噓，說澳門回歸後，澳人的生活質素得到很大的改善，那就請拿出一個恩格爾系數向我們解釋一下吧！那些銀行存款增加，人均產值增加是根本不能反映生活質素問題的。
鄧玉華認為，銀行存款數增加，人均生產總值增，是不可能反映出澳人生活質素提高的。反映生活質素的變動，恩格爾系數是一個最有說服力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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