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的，2005年3月14日上午。中國人大三次會議在閉幕前，以2,896票贊成、2票棄權，另有三人沒有按表決器，毫無任何一票反對的情況下，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
這十幾年來，台灣從阿輝的「兩國論」，到阿扁的「一邊一國」、以及連任時訴求的「正名」、「公投」等言論，台灣到底因這些訴求而得到了什麼好處，沒人知道。但國際有公信力的媒體，卻常把台灣稱為TROUBL-MAKER「麻煩製造者」。
如今風水輪流轉，當「人大」興高采烈的制定了反分裂國家法，不但在國際間得不到什麼共鳴，美日的反應可想而知，歐洲也延長了原本要解禁的「武器販賣」，連台灣內部民調也有93%反對，中國由從台灣的阿扁手中，輕易奪去了TROUBL-MAKER「麻煩製造者」的尊號。
當政者不用政策去解決全面性的問題，卻只用權力去「施恩」，解決浮在眼前的問題。這在歷史上也很常見。我從資治通鑒、美國音樂史與人民日報等十幾分大陸報紙，分別讀到這三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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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貞元三年臘月（西元787年），皇帝李適（742－805）於打獵途中，在平民趙光奇家中休息。
德宗問趙光奇生活如何？趙光奇答說：「不好」。德宗頗感訝異地再問：「今年不是豐收嗎？」
趙光奇答道：「以往只收兩種稅。如今除了正稅之外，還有許多苛征雜捐；另外又要求百姓賣糧食給朝廷，但朝廷又不給錢，大家都快餓死了。朝廷的詔書立意雖美，卻只是一紙空文；聖上深居大內，如何能明瞭民間疾苦呢？」
唐德宗聽了後感慨萬分，回宮後就下令免除趙光奇一家的稅負。
司馬光不愧是史學大家，在《資治通鑒》卷二三三裡，僅以此小事，即點出了大唐王朝的氣數將盡，並記下了「甚矣！唐德宗之難誤悟也」的感慨。
如果唐德宗像晉惠帝一樣癡愚，只會以「何不食肉糜」回應，那旁人也無可奈何；但他遇上了敢說真話的百姓，內心也起了震撼，就該趁勢整頓吏治，輕徭薄賦。
然而他舍此而不?，只免了趙光奇一家之稅捐，試問大唐地跨千里、戶逾百萬，能一家一家去免嗎？
天子「臨幸」的只是趙光奇一家，而更多更多拿不到工錢、吃不飽飯、上不起學的錢光奇、孫光奇、李光奇等等……他們又該怎麼辦呢？
甚矣！唐德宗之難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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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年冬天，美國總統布坎南在即將要卸任前，邀請了全美當時最受歡迎的鋼琴手「瞎眼湯姆」（本名Thomas Greene Wiggins）到白宮演奏。
湯姆天生瞎眼，卻擁有驚人的音樂記憶，他隨時可以彈奏超過七千首以上的曲子。也就是說，任何人叫得出名字的曲子，他都有辦法即席不看譜彈出。（事實上他想看也看不到）
但瞎眼湯姆最受歡迎的表演方式，卻是隨興邀請台下會彈鋼琴的觀眾上台，隨便彈奏任何曲子。你甚至可以彈奏自己創作的曲子或當場即興亂彈。只要台下其他聽眾不要覺得不耐煩，高興彈多長都可以。
等觀眾一彈完了，瞎眼湯姆被扶著坐回鋼琴前，他可以一模一樣將觀眾剛剛演奏的曲子，完整的重彈一遍，簡直就跟答錄機放出來的一樣，連觀眾彈錯、亂了拍子的地方都照樣不改。在那還沒有錄音技術年代，這真是「神乎其技」。
瞎眼湯姆的表演從紐約到丹佛，所到之處幾乎一票難求。在他表演的巔峰期，每年的收入可以到達二十萬美金。那個年代的二十萬美金，若換做今天的幣值，至少兩百萬美金。
可是瞎眼湯姆日近斗金，卻一毛錢也進到自己的口袋裡。1908年，瞎眼湯姆去世，下葬時甚至連一塊墓碑都沒立。熟知美國音樂史的人，都聽過瞎眼湯姆的名字，卻沒機會去他的墳前朝聖致意。
一直到他死了九十多年後，另一位鋼琴家約翰、大衛（John Davis）經過努力的追索訪查，終於在紐約布魯克林的亂葬區，找到了瞎眼湯姆的下葬區，補立了一塊漂亮體面的墓碑，也補上了音樂史上匱缺的一頁。
瞎眼湯姆的可憐，不是因為他瞎了眼，而是因為他是個黑人，出身就是奴隸。按那時的美國法律，他一輩子賺的大錢，先是給了他主人，接著給了他主人的兒子，後來給了他主人兒子留下來的寡婦。這些白人坐享瞎眼湯姆的音樂成就，卻一點都不必付出。
布坎南總統懂得欣賞瞎眼湯姆的天分，給了他到白宮去演奏的榮耀，卻感受不到瞎眼湯姆真正的悲哀。
接任布坎南總統的林肯，不懂音樂，沒有再邀瞎眼湯姆進白宮。可是他的作為卻讓瞎眼湯姆的黑人子孫們，可以不必再像瞎眼湯姆這樣飽受剝削。
甚矣！布坎南總統之難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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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
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分是貧民。我的教員生涯已有二十多個寒暑了。
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是一個一九六八年的初中畢業生，一九六九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上山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縣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戶務農。
在孩子上山下鄉後的頭十一個月裡，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貴是由國家發給的（每個月八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長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
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後，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裡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裡，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濕雜稻穀兩百來斤，外加兩三百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就別無他糧了，那兩百來斤的濕雜稻穀，經曬乾揚淨後，只能有一百多斤。
這麼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期，更是能吃飯的。
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未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萊吃光了，沒有錢去再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
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於今，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他的生活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裡支援。說來見笑，他風裡來，雨裡去辛勞種地，頭髮長了，連個理髮的錢都掙不到。此外，他從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度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
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困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毛主席：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擁護，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區去務農，我沒意見。可是，當孩子上山下鄉後的口糧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
今年冬，我的又一個孩子又將初中畢業了，如果過不了明春的升學關，是否再打發他去上山下鄉呢？前車可鑒，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們這裡已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練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優先被招工、招生、招幹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
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幹部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
這麼一來，單剩下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一輩子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幹一輩子革命而已。
面對我們這裡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的現實，我並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爭氣。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是走對了，我們小城鎮的孩子，平常少和農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村去經風雨和見世面，以增長做人的才幹，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當孩子在務農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能儘快地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該不至於無理取鬧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艱難窘境中，只好大膽地冒昧地寫信來北京「告御狀」了，真是不該之至！謹此致傾
大安！
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
李慶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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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旁，讀了一封由王海容轉交來的這封人民來信。讀到悲涼處文字，毛澤東的雙眼慢慢紅起來，淚水潸然而下。
寫信人是福建省莆田縣的小學教員李慶霖。他在兩千多字的信中，陳述了下鄉時間不長的子女後門招工、參軍、上大學的不正之風，他從一個知青家長的角度，訴說了一個父親的困惑與悲苦，向毛主席傾訴自己心中的不平、不甘和不安。
毛澤東主席讀畢這封信後，當即給他復信：
「李慶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應統籌解決。
1973年4月25日」
毛澤東並讓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從他的稿費中取300元匯寄給李慶霖。他還問汪東興，李慶霖是不是黨員？如果是黨員，可考慮推舉他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黨員，可讓他出席四屆人大。還說，可考慮把李慶霖的信編入課本。可見毛澤東當時很讚賞李慶霖的坦誠直言。
1973年5月6日，李慶霖接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寄來的毛主席復信，5月10日又收到毛主席匯來的300元。不久，中共中央以21號文件的形式將毛澤東的復信和李慶霖給毛澤東的信印發全國，傳達到廣大人民和知識青年，還附上了《中共福建省委關於認真學習毛主席給李慶霖的信的通知》，要求全國黨政軍機關黨委召開擴大會議認真學習，對知青工作要嚴格檢查，加強領導，總結經驗。
憑著毛主席的這封來信，李慶霖平步青雲，先後擔任東方紅小學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莆田縣知青辦副主任、莆田縣教育組副組長、福建省高校招生辦副組長、省人大代表直至國務院知青辦成員、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
可惜小學教員出身的李慶霖，不過是一介平民，他根本不具備政客的陰沈與善變，一旦發跡，鄉村小知識份子的種種弱點便顯露出來，身不由已地捲入政治漩渦，在各種公開場合出頭露面，於當時「揪民主派」、「走資派」的狂潮中到處作報告、表態，不知不覺為他日後的悲劇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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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1月，李慶霖被隔離審查，1977年11月被正式逮捕。他做夢也沒想到，僅僅三年，就從人生輝煌的頂點淪為階下囚。
天真的李慶霖太過於書生氣地相信毛所指示的「抓黨內走資派」，卻不知毛僅是為了防止黨內有人在毛死後清算他的罪行，而不是真的要反黨內「上大學開後門」、「任人唯親」等官場腐敗，因為自解放以來（尤其文革以來），誰能躲開這些事。
李慶霖勇於揭露福建省莆田市等本地官吏長期存在的「拉關係開後門」、「任人唯親」等官場的黑暗面，得罪了當時福建省委書記項南等人；於是項南等人在1976年就利用「清查四人幫」的機會，給李慶霖扣上「四人邦在福建省的黑爪牙」罪名，指使法院判他無期徒刑。
李慶霖在閩北崇安縣一個勞改農場，度過了漫長的17年。1990年12月，福建省南平地區中級法院，根據李慶霖改造表現，提出准予減刑。1994年3月，李慶霖提前出獄，回到莆田世居的老屋。他與老伴（也受株連被開除公職）均無任何生活來源；後來僅靠每月民政局特批的210元救濟款過日子。
1997年8月，李慶霖的老伴張秀珍因病去世。2004年2月21日淩晨二時，李慶霖在福建莆田老家，靜悄悄地去見了他尊敬的毛主席，享年76歲。李慶霖唯一的遺產，是毛主席的那封信與匯來的30張10元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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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矣！唐德宗之難悟也。
甚矣！布坎南總統之難悟也。
但究竟是毛主席之難悟，還是李慶霖之難悟，或是全中國人民都難悟也，我就不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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