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反對封建主義”
應克復
“反帝反封建”的口號中國人喊了近百年，然而這個口號是否完全正確呢？關於“反對帝國主義”的問題，在實踐中出現了偏誤，對此，筆者已作了一番研究（本文系《重評“新民主主義”》的第五部分，“反帝”問題在第四部分作了討論）。關於“反對封建主義”呢，它在理論上就缺乏正確的支撐點。
“封建主義”還是 “皇權專制主義”？
毛澤東認為，中國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 618頁，以下只注明頁數）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更具體地寫道：“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657頁）
然而，毛的“三千年封建說”或“周秦以來封建說”並不符合中國的歷史情況。這一結論忽視了自秦以來國家的政權組織形式或統治方式同西周已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西周實行的是封建制，它同西歐封建社會有著相類似的特點。周天子將國家領土分封給各諸侯，各諸侯在分封領土上“封土建國”，成為各國國君；各國君承認周天子為天下共主，在經濟、政治、法律上享有自主權，其王權世襲。秦併吞六國、統一中國後，既然掃滅了諸侯，也就廢除了近千年歷史的封建制度，而改行郡縣制度，即“廢封建，立郡縣”，天下三十六郡，由皇帝派出的大臣直接統治，建立了權力集中于皇帝的中央集權制，這是國家政權結構的重大改革，怎麼還能同西周的封建國家（所謂“國中之國”）相提並論呢！
問題在於，自秦至清末如果不稱其為封建社會，那麼應稱什麼社會呢？按社會發展的五階段論（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別無選擇，只能稱其為封建社會。要正確界定秦以來兩千餘年的中國史，“五階段論”是橫在我們面前的一道坎。為跨越這道坎，李慎之啟用了一個新概念：“皇權主義”，或“皇權專制主義”。對此，筆者贊同之。那麼，這長達兩千餘年的中國社會就可以稱之為“皇權專制社會”。這一理論觀點，跳出了“五階段論”的狹隘框架，為我們認識中國古代史乃至近代史提供了新視野、新方法。需要說明的是：第一，在兩千餘年的皇權專制史中，皇權專制的情況（程度）是有差別的。如秦漢（漢設丞相，有所謂君權與相權之間的某種制約）之間就有差別，唐宋之間亦是。到明清取消管轄行政權力的丞相，皇權專制到達巔峰。雖存在這種差別，但從體制的總體特徵看，這兩千餘年是皇權專制社會，是秦政制的延續，是沒有錯的。第二，中國的封建社會與皇權專制社會其經濟基礎都是以小農為特徵的農業社會，這就意味著，農業社會的國家政權可以是封建式的，也可以是皇權專制式的。另外，專制式的國家政權既可以建立於農業社會，也可以建立於工業社會（如希特勒、史達林的極權統治）。
用“封建說”與“皇權專制說”來解釋中國歷史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在社會主要矛盾問題上，封建說認為，“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619頁）毛在另一處的表述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625頁）而皇權專制說認為，皇權專制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與皇權專制主義的矛盾。
在革命物件問題上，封建說認為，革命的物件是封建主義。由於秦政以降封建制度已不存在，總不能將已不再存在的東西當作革命物件，毛於是把地主階級當作革命的物件。他寫道，中國革命的物件，“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和本國的地主階級。”（627頁）皇權專制說則認為，中國革命的對象是皇權專制主義。自辛亥之後，舊式的皇權專制主義是被推翻了，但改頭換面的皇權專制主義不斷再現。“革命尚未成功”。因此，民主革命的物件依然是各種翻新的專制主義。
毛對中國史的誤讀與中國革命物件的錯誤指向
毛澤東將封建主義作為革命的對象，又把封建主義落實到地主階級，或者說把地主階級拈來當作封建主義的替身，於是，反封建就成了反地主階級了。只要剝奪地主的土地與財產，消滅地主階級（有不少地主從肉體上加以消滅），民主革命就大功告成！事情就是這樣做的。但這樣的革命是否為中國創立了民主制度呢？沒有，遠遠沒有。為什麼？因為民主革命的對象不是封建主義；封建主義也不等同於地主階級；消滅地主階級無濟于民主制度的降臨。中國民主革命的真正對象是專制主義。因此，以反對封建主義作為民主革命的理論指導實在是新民主主義的一大誤區。
這個誤區的理論根源除“社會形態五階段論”外便是對“階級國家論”的套用。馬克思主義認為，在階級社會，國家是一定階級的國家。在奴隸社會，國家是奴隸主階級的國家，在封建社會，國家是地主階級的國家，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根據這個非科學的簡單化理論，毛澤東因此認為，秦以來的封建社會的國家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國家”，中國社會幾千年“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是由於地主階級對農民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其矛頭指向是“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毛，2—618、619頁）。一言以蔽之，統統歸結於地主階級。毛的這些結論與中國歷史的實際存在很大的出入。
首先，秦以來的國家不是地主階級的國家，而是為某一皇族所控制的國家。秦國是秦皇族的國家，這一皇族覆滅後這個國家也就不存在了。漢、唐、宋、清等各朝的國家莫不如此。這兩千餘年專制主義時期的國家始終是以皇帝為首的家族統治集團的國家，即所謂“家天下”。皇帝的權力總是在其家族內部傳承，即所謂“嫡長繼承”，這是延續皇權的法則。地主階級不是這類國家的統治階級，它不是國家權力的佔有者。它只是社會中一個有勢力的貴族階級。它和農民階級都是這類國家的被統治階級；當然，它們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懸殊，其中少地或無地的農民受著地主的剝削。地主階級雖然不是統治階級，但它是專制主義國家政權重要的社會基礎，因此統治者的施政國策或多或少要向這一階級的利益傾斜，但他們與國家權力的佔有者（統治集團）不能劃等號。馮天瑜在《“封建”論考》（2006年）一書中提出“宗法地主專制社會”一說，以取代“封建社會”的概念，這一提法仍未有跳出“階級國家論”的思維模式。第二，中國古代社會停滯不前的原因，主要不是由於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剝削與壓迫，而是專制皇權對社會（主體是農民）的掠奪（注意：掠奪與剝削有區別）與壓迫。這一點在專制腐朽的皇朝那裏尤為明顯。第三，中國古代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大眾（主體是農民）與專制皇朝的矛盾。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是第二位元的，從屬性的。劉亞洲亦認為：“中國自古奉行小自耕農本位，大地主很少，因為中國反對土地兼併有兩千年歷史，地主不能成為決定因素。”（《甲申再祭》2009年）第四，皇權專制主義統治下爆發的多次農民起義，不是“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而是反抗專制皇朝的腐朽統治。毛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說，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都是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但又說每次農民起義“總是陷於失敗”，成了“改朝換代的工具”。這裏前後的邏輯悖論是，既然農民起義成了改朝換代的工具，說明農民起義的指向是專制皇朝，而非地主統治，再說，地主階級不佔有國家政權，談不上什麼“統治”。
對於自秦以來中國政治制度的重大變化，毛並不否認。他說：“如果說，秦以前的一個時代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那麼，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618頁）。這裏又是一個悖論：是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國家就不再是封建國家了，是封建國家就不可能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這個蘊含內在邏輯悖論的理論觀點一經流行，使“封建”概念內涵模糊，外延擴大，使封建主義頂替了專制主義，從此專制主義長期潛伏，即使在以後的多次革命風潮中仍得以安身，一次又一次地逃脫革命的批判。如“五四”運動中只提出“打倒孔家店”而未有提出“打倒秦家店”（這同新民主主義沒有關係）。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更是只提反對封建主義而不提反對專制主義。直到文革之後，中共上層亦深感專制主義危害之烈，但仍借用封建主義以指謫專制主義。如葉劍英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肅清封建主義的講話，李維漢1980年向鄧小平建議“要補上反封建主義這一課”。遺憾的是，專制主義仍沒有驗明正身，更沒有傷筋動骨，源遠流長的血脈延續至今，還敢於當著大眾吞噬自由、民主的嬰兒。
毛的秉性：對專制主義的偏好
毛澤東將封建主義確定為革命對象，而將專制主義隱姓埋名。從他的智力，從他對中國歷史的熟悉以及作為民主革命的領導者，他應該明白，專制主義是中國邁向民主主義的大敵，無疑是中國革命的對象。可是他沒有這樣做。個中原因，筆者自然不好妄加猜測。但是，有一點恐怕是清楚的，那就是，毛對專制主義的偏好。這種偏好，在奪取政權之前，自然不便充分顯露，但已有流露。《沁園春·雪》一詞（此詞作於1936年，發表于1945年毛赴重慶國共談判期間）中所抒發的情懷即是。詩言志。在詞中，秦皇漢武，成吉思汗，都不在他的
眼裏。全詞以“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收尾，表露出他要超越歷代帝王的王氣和霸氣。
如果我們往前追溯毛澤東青年時期的心路歷程，發現了一個很有價值的思想資料，那就是毛在十七歲（1910）那年所寫的《詠蛙》詩。那年毛離開韶山，去了湘鄉縣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入學考試時學校規定的作文題目是《言志》，毛以《詠蛙》命題其詩如下：
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見《中國青年報》1988年4月10日）
此詩雖不像《沁園春·雪》那樣充溢著王氣與霸氣，自信我毛澤東是超越歷代帝皇的一代梟雄；但山大王那種必欲淩駕群倫、一朝得勢便橫行無忌那種居心，已表白得淋漓盡致。十七歲的毛澤東就內涵這種強悍秉性，在以後他全面領導中國的時期中，持續不斷地批這批那，鬥這鬥那，反這反那，也就不奇怪了。他的性格決定他的命運，他的命運決定民族的命運。中國的歷史至今是領袖的歷史。
1949年中共建國。1950年在中共起草的慶祝“五一”勞動節的口號中，毛擅自加上了“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萬歲爺”是皇帝的別稱，毛自己加上這一條，推廣到全國，等於是自稱“皇帝”，要百姓匍匐在他的腳下。1958年他說，他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並在中央全會上毫無掩飾地說，“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秦始皇是歷史上公認的暴君，毛竟敢說“超越秦始皇一百倍”，說明專制獨裁就是他的追求。在此之前的1957年他謀策了一場殘酷的反右運動，對知識份子進行了一場全殲性的整肅，使知識份子群體失聲，自由民主斷層。這年夏天，毛接見了上海文藝界人士時羅稷南向毛提出了一個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毛思索片刻後認真地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裏還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此言一出，四座皆驚。我們知道，毛一直推崇魯迅，多次說，“魯迅的心是與我相通的”。1937年，毛認為“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1940年又讚揚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是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是“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其評價之高超過地球之三極！然而，曾被毛捧上了天的偉人當毛主宰了國家命運之後卻要把他拋入獄中！這典型不過地說明，在毛的極權統治下不允許有魯迅這樣的人發出不同的聲音。魯迅可以拿下，還有什麼人不能拿下！1964年12月，毛沖著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任何人，不管你是魯迅那樣的聖賢，不管你是我幾十年的舊友，也不管你為我毛澤東打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名臣，在我毛澤東面前，只能臣服，只能奉承，只能山呼萬歲。哪怕說半個“不”字，就叫你下地獄！循著這一思路，我們便可理解，從20世紀下半葉起，中國大陸為什麼不再出現老舍、巴金、茅盾、田漢、曹禺等一流的大作家？為什麼不能產生反映時代本質的傳世之作？到文革後期的1973年，毛說，“我也是秦始皇”。這時，毛去掉了馬克思，並將“我們”改說“我”了。請問，以秦始皇式的“專制暴君”為人生價值追求的人怎麼可能去反對專制主義呢？怎麼可能打通民主主義的道路呢？
當然，毛澤東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出場，其後果至少還有以下兩個：第一，在他的專制統治下人民遭受史無前例的災難；第二，在他去世之後由於他的政治遺產使專制主義陰魂一時難散，成為政治體制改革與邁向民主憲政的重大障礙。
“封建主義”與“專制主義”是否可以通用？
學界有一種傾向，認為不妨將“封建主義”替代“專制主義”概念。雖然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經半個多世紀，人們已習慣將封建主義當作落後、反動、同時也包含專制主義的因素的東西來加以鞭笞的，已約定俗成、積非成是了，因而沒有必要正本清源，重新啟用專制主義來解讀歷史與清除現實中的影響。
這恐怕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封建這一概念在中外史上首先作為一種制度而出現的，在現實中早無蹤跡，這同今天所泛指的“封建”已大相徑庭。當然，有的概念隨著歷史的變遷是會發生變化的，乃至演變成為表達另一種新內容的概念了。但是，“封建”這一概念不同。毛澤東在提出“反封建”這一口號時，就沒有對“封建”這一概念的內涵作出過明確的界定，他只是將地主階級作為封建主義的替身。這一理論缺失以及對民主革命的貽誤筆者已有分析。我們應當抓緊彌補這一重大過失。至於今天人們廣泛使用“封建”一說，其內涵更為含混不清，大凡落後的、陳舊的、腐朽的、乃至反動的東西都將之以“封建”相稱，戴上“封建”這頂帽子。如封建思想，封建迷信，封建道德，封建專制，封建家庭，封建地主，封建買辦，等等。“封建”幾乎成了一個口頭語，泛化了，其結果，對中國社會危害最大最烈的專制主義卻總是逃遁了人們的批判。主張使用“封建”說的一個理由是，它已約定俗成，廣泛認同。請問：“約定”了什麼？是怎麼“約定”的？“封建”說的泛化與內涵的模糊，說明沒有約定什麼，只是隨意所用而已。學術界也沒有對“封建”、“封建主義”這一廣泛使用的概念作出過推陳出新的界定。
專制皇朝的始祖與集大成者
當人們熱炒封建主義時，專制主義在一邊偷著樂。專制主義聲明，我們倆是兩個不同時代的產物，其內容、形式以及歷史後果完全不同，兩者是不可通融的。作為專制皇朝始祖的秦政制有以下三個特點：第一，專制主義首先是一種政治制度，是集權制或中央集權制。這是一個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地方的權力由中央授予，中央的權力由皇帝授予，帝王是各種權力的泉源。第二，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皇帝，他是這一制度的核心。皇帝總攬立法、行政、司法之大權，又操控群臣百姓生、殺、富、貴、貧、賤“六柄”之權。皇帝終身主政履職，其權力在家族內傳承。第三，君師合一加政教合一為皇帝統治術的法寶。皇帝要享有至高、至貴、至尊、至重、至隆的地位，除獨攬大權，還必須在精神與心靈上征服群臣百姓。皇帝集權力與信仰於一身，他是萬眾之神靈，是專供子民們呼喊“萬歲”的偶像。這樣的社會，百姓是可以任意驅使的工具。他們只有義務而無任何權利，帝皇與臣僚們則享有不受約束的權力而不承擔任何義務。請問，中國人背負專制主義如此沉重的歷史包袱可以借批封建主義加以清除嗎？新民主主義革命反對封建主義反了三十幾年，反出了什麼結果呢？結果是專制主義的延續。毛澤東說：“歷代皆行秦政制”。譚嗣同也說：“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兩人似乎表述了同一個意思，其實寓意相反。譚接著說了四個字：“皆大盜也”。而毛的後續詞是：“勸君莫罵秦始皇，焚書坑儒要商量”......毛澤東是秦政制的繼承者，自認不諱。毛澤東集領袖、教父與國師三位一體。他控制著党國大權，是最高權力的代表。他排斥一切宗教信仰，是億萬民眾無限忠誠、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的“大救星”。他壟斷真理，裁定是非，人民在他的片言隻語的“最高指示”中明確前進的方向，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是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毛澤東是“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澤東將歷代帝皇的個人專制推到了巔峰。
中國是否已成為先進國家？
中國是一個先進國家還是一個落後國家？我的回答是，中國已是一個強大的國家，但還不是一個先進的國家。我們不要忘記，在政治制度以及由此相決定的意識形態我們還在秦政制的基地上原地踏步。李慎之說：“我們這個國家，要養成十來億人民的公民意識，即使現在馬上著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趕上先進國家。”
最近我讀到李揚帆的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近代之敗，實為意識之敗”。近代中國為什麼總是吃虧倒楣？不能只怪別人，是自家的專制主義在作祟。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有一位啟蒙思想家叫福澤諭吉，他在1875年所著的《文明論概略》中就明確地論述了中日文明的差異。可中國人在此書出版130多年（即2005年）後還在不停地暗示中日文明同源同種。福澤認為中國人在傳統上“自秦始皇杜絕了爭論的根源以後”，從此實行了專制政治，歷朝歷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本質上並未改變，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最高的權力集中於一身而支配著社會。在日本並非把自尊和自強兩種要素都集中在最高權力一身的國度，“至尊未必至強，至強未必至尊”，“任何一種思想都不能壟斷，既然不能壟斷，這時自然要產生一種自由的風氣。這與中國人擁戴絕對的專制君主，深信君主為至尊至強的傳統觀念相比，是逥然不同的。”福澤諭吉的結論是：“中國如果不經過一番變革就不可能達到日本這樣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說，日本是比中國容易的。”10年後，福澤又提出著名的“脫亞論”，積極宣導放棄中華思想和儒教精神，吸取西洋文明，與鄰邦“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反觀中國，主導國人的一直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訓誡，排斥、乃至敵視西洋文明，躺在數千年的文化溫床中不能起身。
這個數千年的文化溫床中的文化基因是專制主義，而不是封建主義。這個衰老的專制主義為了應對西方文明的衝擊，“不能起身”也得起身。至2008年年底，它在全球78個國家和地區已開辦249所孔子學院，在世界範圍內建築應對西方文明的“防火牆”。在國內，近幾年興起了“國學熱”，一些論者提出光復儒學以振興華夏，實現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結盟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大有向力主自由民主的憲政主義展開一場文化圍剿。這都說明，要清除專制主義傳統，實現民主轉軌，中國人還有一段艱苦的路程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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