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凍 2009流行文化讀書會 人類，並不是完全照著先天與生俱來的稟賦生活著，還必須經過後天的栽培，才能繼續地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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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化元 自由3.7.2009摘要】雷震及其主導的《自由中國》雖被視為1950年代台灣「反對黨」主張的代表，不過，雷震對反對黨的組成，分為兩個不同的面向在發展：其一是期望由中國大陸來台的民主自由人士出面組織，由胡適領導之反對黨；另一個面向則是由地方選舉所帶引出的反對黨。

1958年雷震在日記中就指出：台籍菁英籌組「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是「反對黨之先聲」，但他卻認為此組織「地方色彩太重」，擔憂「將來可能流血」。當胡適要雷震看一看楊基振起草的反對黨章程時，雷震仍然強調「不可有地方主義」，也認定「必須內地人和台灣人合起來搞，以免有偏差」。

1960年五月十八日舉行的地方選舉座談會中，成立反對黨的主張，大抵成為與會者的共識。值得注意的是，雷震參與組黨的態度，使反對黨運動的內涵，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因為雷震的參與，使來自中國大陸主張自由民主人士，也投入台籍菁英的組黨行動，而雷震在中國民主黨決策核心的角色，也是他們對新政黨抱持信心的關鍵之一。

而無論是民、青兩黨，或是齊世英為代表的自由派國民黨立法院實力派人物，參與反對黨組黨行動以後，則反對黨不僅在地方與國民黨形成選舉競爭的關係；在中央也可以形成制衡國民黨的反對黨。

由於雷震在台灣本土政治菁英，與外省籍自由化取向政治人物的整合上，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因此雷震被捕後，參加新黨籌組的來自中國大陸的政治人物，如齊世英對於籌備新黨，可能完全由本地台籍政治人物主導，便又有所戒心，這也是其後新黨未能正式成立的一個原因。

相對地，國民黨當局逮捕了雷震，也收到讓反對黨胎死腹中的政治效果。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一九六○年中國民主黨順利組黨成功，在歷史上當然可以形成一個台灣本土菁英與來自中國自由派政治菁英，合作推動民主運動的範例，相當程度也有機會消弭或降低日後台灣政治上的「省籍情結」或是「族群問題」。

整體而言，雷震對反對黨的態度，是他站在民主憲政的立場，逐漸脫離大中國政治架構，轉而立足臺灣的發展。因此，他能由外省籍菁英組織反對黨的主張，發展為積極投入台籍菁英主導的反對黨籌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