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東潮」與80年代東海學生運動的發韌
衝創校園自由空間
在經過長久的沈寂後，台灣的學生運動在80年代再度崛起，首先由1986年台大「自由之愛」事件為開端，緊接著從南到北的各個大學紛紛出現地上、地下等各種形式的學生行動團體。關於這波學生運動的崛起，鄧丕雲認為雖然國民黨在1986後推動的一系列「政治自由化」的政策，為學生的行動提供了可靠的掩護作用，降低了其行動的危險性，給予學生行動和心理上的鼓舞。但是「政治自由化」政策並沒有普及到校園，當國民黨研擬五大政治議題，準備開放人民的言論、集會及結社自由時，校園還處在「特別權力關係」 的籠罩下，沒有做相應的開放。所以校園的自由化是學運興起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學運反映了學生在政治開放後，試圖用自己的力量，讓校園的民主化能追趕上社會腳步的努力（鄧丕雲，1993：59）。
由於校園並未隨著社會的腳步開放，初期的學運參與者，在行動上必須承擔許多未知的風險，因而多採取體制外以及匿名的方式行動。而其主要的抗爭對象則是校園內的控制體系，包括校方行政機構與校園黨團。議題上大部分是關於特別權力關係的規範、軍訓教官及政黨勢力退出校園、學生政府成立、言論及學術自由的保障等和校園體制改變相關的議題。學生們透過這些訴求，批判校園的控制體系，以求實現理想中的大學校園（前揭書：61）。
鄧丕雲的描繪大致掌握了1986--1988年之間台灣學運的樣貌，但是這些共同的議題在實踐上仍會因著各校具體的狀況而有所差異。以東海來說早期學運的參與者，除了直接訴求言論自由、學生政府成立之外，校園空間環境問題的探討，也是接合宣傳這些訴求極好的議題。尤其在1987年東海別墅社區問題的萌發、1988年的「電鍍廠事件」，都帶給學運團體利用這些議題在校內進行宣傳、建立行動正當性的機會，以對抗校方的抹黑與反撲。而「約農河加蓋事件」、「宗教中心事件」中，透過公聽會、說明會等機制，讓學生能針對校園公共事務，在公開場合質疑師長及行政人員。在這些零碎、片段、不成熟的實踐過程中，東海的學運份子慢慢提昇自己的能力，建立起自己的傳統，累積出後來在1990年「相思林事件」中展現的實力。
吹浪之鯨湧現東海
雖然《東風》做為東海人文批判的傳統，一直存在校園中。但是東海大學並不見得比其他學校更開放、更民主，例如學生刊物出刊前的審稿制度，對涉及政治和社會批判的言論的壓制，還有對於社團活動的各種限制 ，都和戒嚴時期的台灣各大專院校如出一轍。
1987年部分法律系、政治系以及東風社的成員，推出李若蘭和方孝鼎競選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以經費公開、重新定位學生活動中心為選舉訴求，並在當年的選舉中獲勝。這個被視為由「改革派」主導的學生活動中心，於當選後立即創辦了《東海新聞》，做為代表全體學生的刊物，評論報導範圍包括校內一切制度措施及校外政治活動。另外邀請李鴻禧、林玉體等當時的「敏感人士」到校演講，於下學期時又邀請張忠棟、姚嘉文等人到校演講，其嘗試突破校園言論自由空間的意圖十分明顯。1988年4月由於《東海新聞》報導女生宿舍生活管理輔導問題，使得訓導處召集女舍棟長、蘭心會及生促會、生輔組幹部舉行座談會。梅可望校長甚至在行政會議中提示，要求各單位詳閱新出版之《東海新聞》，如有係相關單位之改進事項，需改進或處理、說明（東行，民77.4.18）。
雖然學生活動中心有體制內的資源和代表全體同學的優勢，但是在下學期5月預定邀請呂昱（《南方》雜誌編輯）、邱義仁、朱高正、張曉春（台大社會系教授、工黨發起人）舉辦「蛻變中的台灣」系列演講時，除張曉春演講外，其他的活動申請都被校方駁回。而除朱高正以「已進入司法程序」為由外，學校也未說明演講被禁止的原因。
不過「改革派」學生除了推選活動中心總幹事外，還另外以「東海吹浪之鯨」為名，發行地下刊物《東潮》。1987年6月17日及24日，《東潮》發行試刊號第一期及第二期，抨擊當時校內興建「新宗教中心」地點的不當，批評校方在整個處理過程中的反民主作風。並舉台大為例，質疑現有學生活動中心的定位問題，要求成立學生自治組織。
1987年9月29日《東潮》正式創刊，到1988年5月25日共出版了四期。其間在1987年暑假、開學時，還針對大一新生發行了一份名為「給你、大一---兼給中區所有的大學新生」的傳單。
雖然東潮的成員有部分和東風社、學生活動中心重疊，但是東潮的成員到底有多少，恐怕是東海歷史上的永恆之謎。這是因為為避免校方打壓以及可能的政治迫害，東潮除採取匿名的秘密行動外，還使用單線聯絡的方式組織。除了幾位較著名成員外，其他成員都不曾曝光，同時彼此間也未必認識，因此連東潮的成員都不知道這個團體有多少人。1990年代的東海學運團體，（包括筆者寫作論文過程中）在校外經常會接觸到一些自稱曾是「東潮」成員的人，對於這些成員身份的真實性，既無法否認也無法證實。
校方的反撲
東潮的行動引發校方行政單位，尤其梅可望校長，非常強烈的反應。1987年9月9日、10日東海教職員和學生代表共百餘人，在谷關舉行的發展會議上，通過為求校園和諧安定，不受外力干擾而制訂的「東海大學維護校園團結和諧方案」。方案中首先揭示一心一意愛東海、共同實踐校訓和達成本校教育目標、以民主方式解決問題、師生團結一致，維護團結和諧，不受外界影響和利用等東海師生的「共同守則」。其次強調落實師生溝通管道、強化師生情誼與互信、輔導學生自治組織、防範外來勢力操縱學生活動等重點事項。最後具體說明三種解決問題的方法：透過「文字評議委員會」解決文字著作的問題，透過「申訴委員會」解決獎懲的問題，透過「說明會」解決有關意見的問題。（東海風：105）
由於校內對東潮議論紛紛，甚至有謠言稱東潮是民進黨的外圍組織。另一方面由於梅可望校長對大學法所提的建議案，和其在師生座談會上的內容不符，東潮成員在看到報紙後感覺受騙，因此決定以公開的方式說明，同時澄清校內同學的疑慮。
1987年11月4日中午，東潮在校園的「信箱間廣場」舉行說明會，由沈發惠、施威全出面說明東潮成立的宗旨，澄清外界的疑慮，回應校長及訓導單位的指控。在當時這是極大的挑戰，因為曝光的成員很可能會受到學校懲戒甚至因此退學。沈發惠在發言時還因壓力太大，情緒激動而當場落淚。現場有數百名東海學生，至於有多少人是東潮成員就不得而知了。由於東潮事前曾貼出海報宣傳，東海校方在當天還如臨大敵般的封閉校園對外出入口，以防止有外來力量進入侵擾校園。可能由於此事受到媒體關注或其他原因，曝光的成員事後並未遭到任何校方的懲戒，當然強大的家庭壓力，是絕對免不了的。
但是梅可望校長對於東潮的攻擊，並未因為東潮舉辦說明會而停止。1988年2月24日，梅可望校長以國民黨中知青黨部主委身份，出席在校內中正紀念堂舉行的「黨員大會」時，對東潮進行點名批判，指稱其與民進黨掛勾，並在次日的開學典禮致詞中又對全校學生重覆了相同的內容。在3月7日舉行的行政會議上，與會人士並「一致舉手」通過：
全校師生建立四點共識，以維護校園和諧安定
1.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
2.東海是『東海人』的東海不容外力干預破壞
3.全力保障學生、師長和學校的權益
4.『東海人』光明正大，不做任何任何偷偷摸摸的地下活動
（東行，民77.3.7）
之後梅可望校長又於校刊上撰文〈東海人，光明正大的站出來〉表示堅決反對類似東潮等以地下刊物名義進行的活動，並重申「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反對學校社團從事「地下化」活動，甚至接受外力經濟及各種形式支持，將學校做為政治「鬥爭」或「競技」的場合。（東海風：111）
對於梅可望校長的指控，《東潮》立即做出回應：梅校長在高喊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的同時，卻身兼國民黨中知青黨部主委，還在校內舉辦全校黨員大會，究竟是誰政治和教育不分？誰和外來力量掛勾？《東潮》採地下化形式出版，是為抗議現存審稿制度的不合理、校內對異議言論的壓制，如果校園制度合理了，東潮當然可以地上化。反而是東潮經常遭受校方「扣帽子」，進行沒有證據的的指控。甚至東潮曾有200餘份放在信箱間的刊物，全數被人抱走，幾小時候又出現於信箱間，同時背面被加印上反制的文字，如此看來究竟是誰偷偷摸摸，不光明正大呢？（《東潮》第4期：2）
《東風》的反省
梅可望校長及訓導單位視東潮為受外來的操縱，嚴重破壞校園安寧秩序的激烈言詞，表現了既有校園控制體系的反撲。而其和東潮之間的爭辯，除了相互謾罵之外也不會有任何結果。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剎時籠罩在整個大度山頭。
從1970年以來一直關心東海校園發展的東風社，當然不可能在這個時刻缺席。在1988年12月於社團內部成立了「校園事務觀察小組」，每週固定聚會討論，討論議題從「校園民主」、教授治校與學術自由到操行評鑑、校規修訂等（《東風》59期：97-98）。站在過去一向堅持的反省批判的立場，東風社認為：
防止較大行政單位之不正當的權力運用，重要的還是在於把議題從空疏的常識帶到嚴謹的知識層次上，來做較為精緻的處理；這樣所提出的東西，才能實質地促進更多人的認識和瞭解及其行使自由選擇的意願和力量。至於採不採取行動，則依個人意願而定（同上：5）。
相對於梅可望校長和東潮之間的隔空交火，1989年6月出版的《東風》59期刊載了三篇文章，針對東潮在校園內引發的各種現象，進行反思與討論，這三篇文章分別是：
〈建立一個健康開朗的政治文化—兼論東海的自由傳統與學風〉記錄校內徐振國老師的演講，從創校初期的張佛泉、徐道鄰、徐復觀三位老師的風範，對照現今校園內外的政治氣氛，最後以期望校內能建立容忍異議，支持言論自由的文化做結。
〈權利與義務之間的走索人—與林載爵老師談東海早期學生自治的榮譽推行委員會〉，則回溯榮推會的歷史，反省校內推動學生自治過程中，過度強調制度架構的建立，可能忽略了同學的參與和自覺的問題。
〈畢聯會事件—一個爭取權益成功的例子〉，則紀錄和分析1987年11月到12月間，部分社研所和社會系學生對東海畢聯會（畢業生聯誼會）強制學生繳納會費，購買畢業紀念品的慣例，提出質疑和推動改革的過程。該文作者認為「東潮」的議題有泛政治化的傾向，和同學生活相差甚遠，未必能獲得同學普遍支持。而類似畢聯會會費等問題，因為和學生生活權益相關，容易為同學理解關注，因此可在兩個月內迅速獲得解決。雖然對《東潮》的內容取向提出批評，該文也強調容忍異議和學生集體行動的必要，並對畢聯會事件處理過程中，校方行政單位採取中立，不干涉學生事務的立場表示讚揚。
相較於校方一面倒的負面抹黑與批評，《東風》從歷史和具體的事件反省中，去探討《東潮》出現的意義以及侷限性。《東風》59期的這幾篇文章暗示著東潮的行動，雖然頗具爭議性，但沒有背離東海的歷史傳統，而且符合創校以來一貫傳承的「自由和不斷尋求的精神」。但如果完全無視於過去的歷史經驗，忽略校內同學的自覺和參與，一廂情願的推動任何制度的改革，可能會面臨和榮推會相同的困局。同時任何校園改革的推動，都應緊扣住同學的日常生活經驗，以免因為曲高和寡，得不到同學的支持而失敗。
《東風》這幾篇文章對話的對象，不只是東潮，也包括當時正努力推動「學生自治」的東海校方和學生活動中心。不過從東海學生會成立的過程來看，校方並沒有真正理解到這幾篇文章的意涵。
學生力量的公開化和多元化
如前所述，東海學生運動在初期採取地上及地下的雙重行動方式。表面上看起來這種雙重行動可以相互支援，透過地下刊物為學運創造聲勢，而以學生活動中心名義的地上行動，可以因為這樣的聲勢而取得與校方溝通時更多的籌碼。但是由於「東潮」不是個內部緊密結合的組織，這種雙線行動反而刺激團體內部的分化。在1987年11月的東潮說明會使得「東潮」的行動公開化，但公開化同時意味著行動的激進化，使得體制內外行動的差異更大，兩方更難以合作（鄧丕雲，1993：116）。
東潮成員中的學生活動中心的幹部，由於得不到體制外的奧援，必須選擇有條件的和學校結盟，但此舉又加劇了體制外抗爭者對他們的不信任，這在東海學生會的成立過程中表現最明顯。體制內的抗爭者既無奧援可以推動學生政府的成立，又不願為校方背書，於是憤而退出東海學生會的制憲過程。其後在1988年9月以「青年中國學社」名義成立社團，不過東海學生一般多以「大度山社」稱呼之。
另外一批偏向體制外抗爭的學生，則在校方百般刁難之後，於1989年9月21日成立「人間工作坊」，並於1990年1月12日發行社團刊物《人間札記》試刊號，在4月12日發行創刊號。
除此之外，東海學生馬士元、蔡孟君等人也創立「環境生態社」（簡稱環生社），發行刊物《綠色大地》，以在校園內推動環境生態運動。另外東風社內部除了「校園事務觀察小組」之外，也於1990年3月間，由李珏英老師擔任指導老師組成「女性主義讀書會討論小組」，並在後來獨立成「東海女研社」 。
這些社團的出現，顯現了學生運動力量的壯大，以及校內環境的開放，也意味著學生運動不必也不能再以地下行動的方式運作，而必須公開的表明自己的立場，對同學進行有系統的組織和宣傳工作，而後才能擁有在「三月學運」和「相思林事件」之中所展現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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