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在逝世前五個月，在一場討論勞工福利的議題上表示：「執政黨的基本政策是反對一切形式的剝削。」
認識社會主義的人都了解，這，是左派語言。為何出自一位中間偏右的政黨主席之口，或許與經國先生留俄時期及其時代背景有關。但無論右派或左派，只要言行合乎普世價值，反對一切形式的剝削，應當是中共建黨之際，最是念茲在茲的根本理念。
中共建政以來，在國政治理方面背離了列寧初建蘇聯的政治制度，採取史達林式的專政制度，使國家陷入不民主、不多元、不喜見人民互信以「鬥爭」形式相互迫害，一切以一黨為依歸的制度，在西藏、在新疆以「無神論」與「唯物論」否定了當地人民的文明和宗教信仰；能夠活得好的，不是存有自我意識的一般人，而是與中共合作、為中共做事的藏人及維吾爾人。這樣的國家會有多健康的發展？
中共主政下的中國，成立了幾個省級的少數民族自治區，有崇高宏遠的政策，但是以虛文為執行重點的施政，卻在全國進入經濟改革開放以後，火上加油；使好的變壞，壞的更糟。這些慘烈局面，根本原因在中國經濟上走入比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更具破壞性的剝削式資本主義－只要誰有本事能在政治人脈上左右逢源、能擠入當權派，在法治律令不被官方抓到把柄、與相關官員交往得宜，誰就是大爺。換句話說，揚棄了往昔均貧的基本教義，投入了另一個極端。
這樣脫離共產主義本質、與社會主義大相逕庭的「中國社會主義」，缺乏中道穩定的力量。在邊疆民族政策繼以灌輸已備受中共扭曲的漢人價值觀，使漢人大量遷移至少數民族「自治」區，在少數民族感受到自身被剝削、生存備受威脅、信仰復遭忽略的同時，一個本具普世價值的政策，自然也就成為「官字兩個口」的虛擬條文。最主要的問題是中共對外將每個萬人暴動定位為「東突」、「反恐」、「個案」的形式來處置。儘管黨校內外，具備充足的智庫學者來構思海內外的統戰策略和機動計劃，但在民族政策上，只能再複製分化與剝削的模式。這種治標不治本、有意識地排擠國家有「還政於民」需要的基礎，最終只能期待「奇蹟」的出現。
奇蹟的確偶爾會出現幾次，每一個的有效年限不一定，但終究不會是穩固中共政權的基礎。要穩定國家，最終還是必須回到起點，在教育、社會、經濟和政治上培訓民主種子，即早如中華民國建立以後，開始了二十年之久的訓政時期，爾後才有1947年的憲政時期和了解憲法的子民（因戒嚴而中斷，於1987年解嚴而復繼）。
然而，何謂憲政？憲政即是以憲法為基礎，施政方針與施政結果基本與憲法相合。它的反例，即憲法說要尊重生命，結果人民未經審判即被亂槍射殺；而官方以「國家安全」為名義，替自己脫罪，並要求媒體將矛頭指向有異議的人民；媒體不遵從即構陷入獄，造成今日中國成為「全球最大記者監獄」之國。
小女子相信在中國13億的子民和眾多的海外歸國學人之中，是可以挑得出數十位充分認識民主真諦、了解人民心聲、能真正著手規劃並推動民主進程的智識份子。
胡錦濤的政治危機不在於他有什麼「思想」，而是他年紀不到七十，將來至少可以活上百歲。這三十年之中，中國是否只要更有錢、更有權、將中華民國從藩屬國納為藩鎮，都是次要的問題。最關鍵的是如果中共不從黨綱裡重新審視、肯定、實踐其中最珍貴的民主價值和民主作為，所有一切的努力定然以分崩離析為告終，胡錦濤主政時代的當權者啞然死掉為結局。
我國蔣總統在中共鄧小平宣佈經濟改革開放以後，衡量自己的黨國或將無異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認識到還政於民的需要；在解除戒嚴、回歸憲政為治政基礎的同時，也是使我國與對岸進行「差異化」再競爭的長遠政略，是故中共否定我國任何一切形式的民主選舉，反對我國對外的一切正式邦誼。惟中共也明白這些反對是不利於自身的。
若以本黨連戰時代的語言：「李前主席擔任總統時，包括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恢復直轄市市長選舉、國家元首由公民直選等要事，都是自經國先生放手去做以後，最終可見的結果。」其實重點不是主政者是否具民主意識，而是他們能否向民主政治學學者學習：如何實施民主，引導國家進入長治久安的民主自由格局。胡錦濤果真願從自我保護圈中，走出一條康莊大道來，受益者將是全民，而不再限於政治圈。
回歸憲法基礎，使人民真正願以奉公守法為依歸，復興家國。這些不是經國先生自問：「我想不想如此？」而是他指出：「時代在變，環境在變，世界潮流也在變」的深遠意義。知正道為上策，但崇尚奇術的中共，未來於各方面不僅須以中華民國為良師，在政治方面一樣須以中華民國為良師。前提是：你是要找理由，還是找方法？是否反對一切形式的剝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