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醫院的護理長陳靜秋女士，疑似因照顧SARS病患而不幸染病去世，成為國內自傳出SARS疫情以來，因公殉職的第一例。看著新聞中陳護理長的資料照片，甜美的笑容、清秀的面貌，很難預想她在這人世的時間尚不過半百。幾滴清淚自我的眼角悄悄滑落。
與遠在美國的妹妹通電話。妹妹出國唸書前，正是護理人員，我以和平的事例問她會不會返回醫院接受隔離並照顧患者？妹妹回答得很堅決：「職責所在，當然要回醫院，該做的事也一定要做！」她還反問我：「如果學生遇上意外事件，妳這個老師會不會挺身而出？」
問得好！老師就像所有的行業一樣，其實也飽含工作上的風險。今天上班時，同事問我該如何處理有嚴重情緒症狀的學生？我憶起了教書生涯中最辛苦的那兩年，必須承認：我的確平安度過了難關。
前一篇作品「幸運的老師？」，提及我帶過一位罹患躁鬱症的學生，與該生同班的，其實還有其他有問題的孩子。
最先出狀況的，是一位慣性自殺的學生。記得剛拿到升學班的編班名單時，我依習慣逐一請教學生原班的導師，預先瞭解學生的背景。這位慣性自殺的孩子的原導師，毫不掩飾一臉的欣喜，語氣異常地興奮：「太好了！這個學生終於不在我班上了！」能夠讓老師這般如釋重負，這孩子的問題顯然不輕。
開學沒多久，我就接到這位學生家長的電話。孩子的母親是單親媽媽，自稱曾於醫院任護士；家長不斷數落孩子的不是，還說小孩若是再不聽話，母女要一起自殺。這位媽媽的話恐非玩笑而已，她的家裡有相當多的藥品，似乎與護士的工作性質吻合；更令人擔心的是：這位家長不但自己服用安眠藥，還常常強迫小孩也一併吞服。
原來孩子的慣性自殺，是被媽媽所逼，據說孩子在進我班上之前，便已有服藥過量送醫急救的紀錄。往後，這樣的情形就像電視台停停播播的影集一樣，在根本拿捏不準下回播放的時間時，冷不防地重現螢幕。
只要這孩子未到校，我的心裡迅即響起警鐘；打電話到她家裡若是無人接聽，通常得直接聯絡孩子住家管區的派出所，麻煩員警跑一趟瞭解狀況。有一回真是嚴重了，我接到警察來電，告知該生服用超多量的藥劑，已送往醫院急救。按規定，學生有事，導師一定得向上呈報，我的長官知悉後，如此決定：「叫學生不要到學校來，要死就死在家裡。」
我可以理解校方避免無謂困擾的考量，但在那一剎那，我覺得彷彿一陣寒風蝕骨穿筋，倍嚐人性的陰冷。這一陣子，有些醫療院所拒收疑似或是已感染的SARS病患；有些醫護人員忘卻職業道德，說什麼也不願抗疫。閱讀這些報導，多年前長官那席話颳起的冷風，似乎又透體而來。
與自殺的孩子同一班的，還有位突發癲癇的學生。這孩子一直到高三上學期都還正常無異狀，三下某日午休時，班長緊急通報該生口吐白沫、抽慉不止，我衝到教室查看，該生的嘴邊仍掛著唾液，但已陷入睡眠狀態，全身虛軟無力。
我的班位於五樓，同學們借來擔架，吃力地將這個氣力完全放盡的孩子抬下五樓，再抬至另一棟二樓的健康中心。護士小姐判斷是癲癇，後來家長帶往醫院檢查，結果亦然。家長十分不解：好好的一個小孩，怎會突發癲癇？家長恐怕不知道：她的小孩每發作一次，同學們就要體力大耗損一回；這些可愛的孩子們不但無怨，還私下偷偷地跟我學習癲癇的緊急處理方法，以備所需。
或許是三下的課業壓力過重，有的孩子鬧癲癇，有的孩子則是呼吸急促缺氧。於是，同班同學在抬擔架之外，又多了一項工作：準備一大堆的塑膠袋，供缺氧的同學套住口鼻緩和呼吸。
在我既要隨時盯著躁鬱症孩子的動態、又要注意服藥過量孩子的生活作息時，這個班的其他孩子，猶如上天派來的小仙女，協助我照顧癲癇和呼吸急促的同學，確實減輕了我的負擔，帶給我貼心的溫暖。看到許多志願的醫護人員和義工主動投入和平醫院的抗疫行列，我想起了那個班的丫頭們，感動的暖流竄燒心底。
那兩年，我的午休常在送學生到醫務室、陪躁鬱症的孩子說話、替小丫頭套塑膠袋中度過。請別問我該如何抒解壓力？因為我根本就是有壓力自己承受、有苦也不說的人，我只是相信：有事發生時，人的潛力和毅力會被激發出來，只要願意咬牙，就能撐過難關。
臺灣正走在艱辛漫長的抗疫之路上，儘管風險處處、前路迢迢，但我還是深信：肯咬牙，我們必能度過險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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