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中心與邊緣
——從「走進澳門」專輯談起
今年四月號的《中國國家地理》雜誌出了個「走進澳門」的專輯，很叫澳門人歡呼了一陣。然而我是個慣唱反調的人，在人們的歡呼聲中，要潑一點冷水。
整個澳門專輯最叫澳門人遺憾的是卷首語中那張插圖，用了門前坐著幾個乞丐的媽閣廟照片；然而，最叫我感到遺憾的倒不於此，而是這些句子︰「今天的澳門似乎已經遠離了利瑪竇的『聖經、地圖、小提琴、自鳴鐘、《幾何原本》』所代表的那種西方文化，如今的澳門似乎以西方文化的另一面，即『金錢文化』的典型成為中國的一個特殊的地理單元。這裡說的是博彩業。」「如果澳門的博彩業在旅遊化、娛樂化、休閒化方面能夠走出一條獨特的路來，也許澳門將對大陸再次發揮其特有的影響力。」——好一個「也許」，好一個「特有的影響力」。俱往矣，數風流人物，不在澳門！
稍涉澳門史的人都知道，《中國國家地理》雜誌也知道，澳門當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然而，到了今天，稍聞澳門的人都知道，《中國國家地理》雜誌也知道，澳門是一個賭博中心。「中心」雖同，內容迥異，差天共地，作為一個生活於澳門的半吊子文人，我想這也是個夠可哀的地方。
對過往那段文化史上輝煌的業績，澳門人似乎沒有特別留戀，倒是很懂得把握潮流與商機，利用祖先的文化遺產來開發無煙產業，自得於博彩旅遊的「中心」之中。從經濟發展角度看，這當然無可厚非，但是從文化角度看，為什麼澳門人不問一問︰如果當年我可以是一個文化傳播的中心，為什麼今天不能呢？是不能，還是不做呢？甚至澳門人為什麼就沒有半點雄心壯志地問一問︰澳門除了「博彩文化」之外，能為當代中國文化貢獻點什麼呢？在同樣屬於特區的香港最起碼有「大話西遊」等影視(俗)文化衝擊當代中國人的視野時(何況不止)，我們澳門人為什麼不問一問︰澳門能做些什麼呢？
澳門是一個邊綠地方，從地理位置到政治經濟到文化，澳門都被邊緣化，這是所有中國人包括在澳門的中國人都認同的。然而，這種「邊緣」位置是如何造成的呢？是現實的無奈，還是人為的無能？我以為答案是後者。
因為，根本不存在絕對的「中心」與「邊緣」，正如德里達所說的，「中心不應該被認為是以一種此在的形式存在，中心從來就沒有自然的所在，它不是一個固定的所在，而只是一種功能，一種非所在，這裡雲集了無數的替換符號，在不斷進行著相互置換。」中心可以是邊緣，邊緣可以是中心，它們不過是一對隱喻的符號而已。澳門文化上的「邊緣」位置，不過是「中原中心主義」與澳門人自我矮化的結果。前者猶可憐其無知，後者倒要怒其不爭了。
澳門是可以成為「中心」的，比如說，葡萄牙文學。
當葡萄牙作家若澤．薩拉馬戈(JOS请 SARMAGO)得到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時，當葡萄牙作家費爾南多．佩索亞(FERNANDO PESSOA)憑一部《惶然錄》在中國知識界引起廣泛注意時，知道嗎，澳門早就有這兩位作者作品的中譯本了，然而，譯者卻都是國內的學者。照理，澳門應該是向中國人推介、研究這些葡語作家最重要的地方。可是，至今澳門人依然對他們陌生，更不要說把他們介紹給當代中國了。澳門當年可以為中國轉口那麼多的西方文化，但是今天卻連一兩個葡語作家也沒有人去推介給中國，對一塊最多人懂葡語的中國土地來說，這實在夠我們慚愧的——澳門人只滿足於「中華與拉丁文化相融共生」的口號，滿足於做政府工的葡語水平，卻連一個世界級的葡語作家都不認識。
澳門從來就是中國地理上的「邊緣」位置，但澳門曾經是中國文化的一個「中心」，其間的差別，只是人為的原因。有學者認為︰「『邊緣』是文化種種對立二元之間或多元之間相互對話和交流、不斷生發出新氣象的地帶，也是一個開放的和多元共存的地帶。這個『文化的邊緣』就像文化的『核子』，不同要素在這兒接觸和融合，滋生出新的東西，並迅速向周邊擴散，有效地改變著人們的意識和文化本身。」(滕守堯︰《文化的邊緣》)如果這段話可以用來描述澳門這一「邊緣」對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貢獻的話，那麼，我們應該可以肯定，澳門是有機會為當代中國文化作出新貢獻的，因為她一直就是「邊緣」。問題只是︰澳門的文化人願否像當年的傳教士般，不辭勞苦地為文化「傳教」呢？澳門又有否足夠的「邊緣」空間以鼓勵開放與多元呢？
當我們有足夠的文化自信心與自尊心時，其實無需在意媽閣廟前那幾個乞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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