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該怎麼辦」譯者序
全球化下的紅綠政治實踐【邱花妹】
2001 年的 11 月，我第一次參與英國紅綠研究會（Red Green Study Group, RGSG）在倫敦的聚會，聚會地點是英國知名的工人階級導演肯‧洛區 （Ken Loach）的電影工作室。我也算是肯洛區的影迷，能到他的電影工作室，讓我興奮得要命，但是要去參與這群英國生態社會主義者的聚會，卻讓英文不好的我，緊張得半死。
在我參加的這段期間，我是唯二的外國人，另外一個外國人戴米恩‧懷特（Damian F. White），國籍是愛爾蘭。而邀我去參加這個聚會的，是我在艾賽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社會系的論文指導老師泰德‧班頓（Ted Benton）。
泰德在英國的環境社會學界算是「大腳」人物，他主編的《綠色馬克思主義》（Green Marxism）很有名。當時泰德在艾賽克斯大學的社會系開了一門課叫做「環境與社會」，第二學期的課程討論各種生態思潮，包括「生態社會主義」；其中有一個星期的書單，包括這本「紅綠研究會」集體撰寫的《究竟該怎麼辦？》（What On Earth Is To Be Done?）。我照著書單跑去圖書館把這本小冊子借出來，看了覺得很有意思。後來跟泰德聊起台灣的情形，特別是存在於進步社會運動間難以結盟的困境，以及民進黨在中央執政後，社運部門普遍存在的挫折感。有一天，他就在他堆滿書的小辦公室裡說：「只要你有興趣，非常歡迎你來參加這個聚會。」我說：「我英文很爛怎麼辦？我可以去嗎？」這位六十歲，已經滿頭白髮的英國紳士微笑著說：「你來了英文才會進步啊！」這種樸素老左派的魅力是很難抵抗的，就這樣，我去了他們的聚會。
這段時間，他們正努力生產另一本書，《全球化、自然、民主：從抗議到另類出路》（Globalisation, Nature, Democracy: From Protest to Alternatives）（註 1）。延續著自 1992 年成立「紅綠研究會」十年來的習慣，透過不斷討論，他們形成紅綠觀點對全球化的批判，提出他們對未來的願景，並進一步探討左翼的進步性力量的實踐原則與方向。
◆ 我們究竟該怎麼辦？
十年前，這群多數具有學者身分，又不曾間斷地參與廣泛進步社會運動的人，在面對 1992 年英國保守黨連續四次贏得大選，左翼社會運動的各種進步訴求盡出，卻慘敗的不堪局面下，大衛．庫克（Dave Cook）以及派特．戴文（Pat Devine）倡議組成這個紅綠研究會，嘗試凝聚當時挫敗、分裂的基進社會運動。
對這群部分自革命的六○年代即開始參加勞工運動，乃至在當時的新社會運動潮流中愈來愈關心環保運動的生態社會主義者而言，他們所持的社會分析，以及據此所提出的運動目標是再清楚不過的——那就是對非人性、剝削自然、以追求利潤極大化為運作本質的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徹底的分析，並進一步提出我們要什麼樣的社會，以及如何邁向那個另類社會的政略。
1995年出版的《究竟該怎麼辦？》，靈感來自列寧的一本小冊子《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英文加上「on earth」具有雙關語的效果：一來是加強提問，進步社會運動「究竟該怎麼辦？」；二來，「on earth」有「在地球上」、「在世界上」的意思，這個書名因而多了一層意涵，那就是我們「對地球該怎麼辦？」這個簡潔的書名，清楚傳達生態社會主義者，在傳統左翼對資本主義的階級分析與以勞工為運動主體的基礎上，「綠化」（greening）社會主義的意圖。結合「紅」（the Reds）與「綠」（the Greens）的社會分析與運動實踐方向，構成這本書的主要內容。
紅綠研究會的許多成員，從六○年代就積極參與左翼社會運動，他們個別參與的社會主義團體如「社會主義者協會」（Socialist Society）、「廢核武運動」（CND, 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國際社會主義者」（International Socialist）、「民主左翼」（Democratic Left）、「英國共產黨」（CPGB，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環保組織如「地球之友」（FOE, Friends of the Earth）、「地球優先！」（Earth First!），乃至「綠黨」；或者活躍在提倡紅綠聯盟的團體「紅綠網絡」（Red-Green Network）、左翼雜誌《紅辣椒》（Red Pepper）。
紅綠研究會成員的政治參與軌跡，反應的也是歐洲左翼不斷分裂、重整、修正與自我反省的過程。在傳統的勞工與社會主義運動外，他們受到歐洲自六○年代的反（主流）文化運動（counter-cultural movements）中多樣社會運動－－包括環境、性別角色、反戰、族群與文化差異、醫療與健康等議題產生的新運動－－的訴求與精神之影響。在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正加速破壞環境、剝削自然後，綠色社會主義者在關注勞工與社會主義運動的左翼傳統中，提出「綠化」的社會主義為未來的烏托邦。做為樂觀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相信，綠色社會主義者的首要任務是，提出諸多道理使人們相信：一個生態上可承受的後資本主義社會，不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
◆ 紅綠陣營互不信任
事實上，這樣的願望是在「綠色份子不喜歡社會主義，紅色份子猜疑環境主義」的歷史脈絡中被提出的。
在新社會運動興起的年代裡，一些人相信，工人階級不再是改變社會的主要進步力量；至少，對許多環保人士而言，中產階級遠遠比勞工階級關心這個地球。同時，英國的勞工與社會主義運動在1970年代末期陷入嚴重的困境，保守黨在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領軍下，自 1979 年取得政權後，即全力削弱工會的權力，打擊、分化工會，在這種情況下，「新」社會運動在 1980 年代的文化與政治反對運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環保運動成長，勞工運動走下坡的年代，一些社會主義者批評環保份子只會關心「中產階級的自然」（註2）。綠色份子則指責，不論是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都是擁抱「工業主義」，工業主義是造成環境破壞的根源。他們諷刺，社會主義者對他們的批評，頂多是強要綠色份子「認真地看待資本主義」（註 3）。
簡單講，過去紅綠陣營間主要的歧異表現在：第一，對造成環境破壞的主要根源看法不同，一方（紅色）直指資本主義，一方（綠色）認為工業主義才是造成環境破壞與惡化的頭號罪犯。對綠色份子而言，社會主義要不是蘇聯、東歐那種國家官僚主義，就是西方自由民主政體下的工黨式社會民主政治（Labourist social-democratic politics），這些社會主義模式以提高勞工生活標準為名，不斷工業化，累積經濟成長，同樣也造成環境負擔。
第二，在某些議題上，紅綠雙方陷入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與生態中心主義（Eco-centrism）這兩種互貼標籤的對決。綠色陣營指控社會主義者是人類中心主義，從而對自然持一種工具性的態度；紅色陣營則反譏環保主義者是生態中心主義，從純粹的生態倫理出發，淪為一種幼稚的威權生態決定論，忽略了人也是大自然中的一份子。
第三，關於運動主體的問題。許多綠色份子相信，階級政治已經終結。例如，1983 年，英國綠黨宣稱：「階級意識的政治已經走到終點」、「生活政治將從現在開始」。相似的看法也出現在1984年，歐洲最大的環保團體之一「地球之友」的領導人喬納森‧波里特（Jonathan Porritt）的發言：「舊系統破產，只有生態智慧能指示我們如何創造一個新的經濟秩序……說來綠色政治在某些方面全然不同，一個完善的綠色政治正好適合生病的當代政治的陰謀詭計。」（註 4）
在他們眼裡，工人階級已經從扮演進步性的角色退位，工人的力量已經被牢牢地整合進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綠色生態經濟學者保羅‧艾金斯（Paul Ekins）指出，勞工的力量現在已經不再是政治力，因為「資本主義極度成功地透過科技省掉勞動力，也極為成功地選擇保留真正有用的勞動力，它聰明地只付恰恰可以確保人們不會變成革命者的薪資。」（註 5）何況，一旦環境的開發破壞遭受到綠色份子挑戰時，工會總是以捍衛工作權為由，與環保份子唱反調。
◆ 做為生態社會主義者，紅綠研究會採取的立場是：
首先，資本主義確實是生態危機的頭號戰犯。紅綠研究會指出，早在工業主義開始之前，就已經有人在破壞環境；當前日益增加的生態危機與社會不平等，導因於現代國際資本主義毫無節制的、擴張性的和利潤取向的性格，「自然」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下，極盡所能地被商品化。
事實上，我們很難將環境惡化與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切割開來看。有太多例子顯示，「環境」不僅僅是「自然」，也是我們所居住的社會、政治、經濟與自然世界。一些簡單的事實說明了生態危機的社會性質，例如，富國過度消耗資源，貧窮卻導致窮國人民靠剝削脆弱環境以維生。
其次，這本書的作者們，寧可調和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之間的對立，而不願意在這兩極的觀點間選邊站。換言之，他們認為，要履行我們對下一個世代的責任，人類中心論者就必須採取一種對自然更為生態中心的態度，而「深綠分子」（Deep Greens）如果要避免厭世與生態獨裁主義的陷阱，至少必須接受人類跟其它自然環境下的物種都是平等的。
最後，紅綠研究會無法同意階級政治已經終結的論調。
的確，一些生態社會主義者同意，勞工的力量已經轉弱。知名的生態社會主義者詹姆士‧歐康諾（James O'Connor）指出，當前勞工運動至少面對兩大問題：一是在資本市場去管制化及國際分工下，任何地方的勞工集結都遭到弱化；二是資本與社會運動的焦點，從生產的衝突移轉到「生產條件」的衝突。在歐康諾的分析裡，為了延續資本主義體系生產與消費的不斷擴張，將導致對「生產要件」（包括有限的自然資源）的需求不斷增加，衝突因而產生（註 6）。
但多數的生態社會主義者仍相信，社會的改變將來自一個廣泛連結勞工運動與新社會運動的聯盟，紅綠研究會就是持這樣的立場。他們指出，勞工運動與工會的發展並非故步自封。在歐洲，一些社會運動的議題已經被工會或勞工運動採納，許多具勞工運動背景的社會運動者，在這中間扮演重要的媒介。在結合環境與階級議題上，傳統上，勞工關心的工業安全與衛生，其實就是環境政治中很重要的一部份。例如，英國綠化程度最高的「運輸總工會」（T&G, 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註 7），採取環境優先的策略，不但將環境教育整合進安全與健康代表的訓練課程中，也將歐盟的生態審計與管理方案，列入工會與資方協商的議程。（註 8）
在美國，對抗生態種族主義的運動，成功地結合社會與生態正義，將健康、工作與公民權的議題結合起來，形成有色的工人階級與環保運動者間的合作，實踐了紅綠聯盟的運動路線（註 9）。
◆ 朝向「紅綠綜合體」（Red Green Synthesis）
面對紅綠陣營間的各種分歧，乃至運動上的分裂，紅綠研究會相信，嘗試焠煉出一個紅綠綜合體，絕不是不可能的，至少，紅綠陣營的確共享一些重要的價值：
紅綠份子都反對一切以金錢計算為導向的社會，商業利潤優先、財富權力 集中化，將導致地方的、區域的和全球的環境破壞。
紅綠陣營都相信，人類需要另類的社會型態，也就是未來的生活方式要和目前生活方式有根本的不同。
紅色與綠色份子都不滿足於將焦點放在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層次，他們都相信，運動焦點應該是地方、也是全球的。此外，兩者也都堅信參與式民主的重要性，認為草根的地方行動與跨國的整合團結同等重要。
紅綠份子其實共享一些核心價值，包括相信人類內在存有價值、瞭解自然環境對於人類的重要性、社群團結的正面價值，以及相信人類間的平等並反抗任何形式－－不管是階級的、族群的、性別的或是其他社會區隔的壓迫。
在英國，綠色政治如同社會主義左翼政治，也面對內部不斷分裂的困局，提倡一種紅綠綜合體，試圖尋求個別運動的內部反省、改革，以及不同運動的相互結盟，更是充滿挑戰。紅綠研究會點出要朝向一個紅綠綜合體的困難：一是如何在現存政治制度下，有效地完成紅綠政策，實踐基進願景？其次是如何把豐富而歧異的反對文化及實踐經驗整合在一起，而不製造傷害性的分裂、衝突與對立，並提供廣大群眾一個可行的政治方向。
紅綠份子相信，他們需要與那些對抗社會不公平的進步份子合作，不能忽略社會中現存的階級、性別與種族等差異；紅綠聯盟可以同時透過環境運動，透過新的、草根的彩虹運動，或通過連結現有社會民主黨、工黨，及新生的綠黨的力量來壯大紅綠聯盟。
在這本集眾人智慧的運動手冊中，紅綠研究會提出的原則性政治策略是：
在地方、地區、全國與全球的層次，鬥爭對抗資本主義經濟關係；
改革現有的制度，在國家與市民社會各方面擴大並深化民主；以及
創造非資本主義的另類選擇。
◆ 挑戰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
然而，紅綠綜合體的理想在現實世界裡，聲音與力量都是微弱的。
過去二十年，蘇聯與東歐共產主義垮台，中國共產主義在 1979 年開放市場後，竄升為全球最快速成長的經濟體，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模式幾乎攻克全球。在資訊科技與金融市場自由化的推波助瀾下，新自由主義者無不明目張膽地慶祝資本主義在全球的勝利。
當前，全世界 80% 的收入集中在地球上 20% 的人的手中（註 10），全球超過 12 億的人口一天收入不到台幣三十五元（註 11）；過去十年，巨型跨國企業快速成長，全世界前一百大經濟體，超過一半是跨國企業（註 12）。大企業變得愈來愈大、愈來愈有影響力；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則對社會的介入愈來愈多，這些國際機構帶給窮國改善貧窮的「處方」，是要求這些國家把公共事業更全面地私有化、開發這些國家的土地與自然資源，以及提供廉價的勞動力給私人資本。詹姆士‧歐康諾形容：
「今天的世界，像是一世紀前卡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描述的那個陰暗的世界，政府與企業佔據了更多世界的公共財，更多人淪為薪資勞動者，更多的有薪勞工失業、未充分就業或者工資過低（做全職工作但薪水低於維生薪資的水準）；以商品滿足需求與消費主義變得更普遍；資本更集中化與中心化；工業資本、金融與商品日益國際化；勞動剝削、財富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變大；人們面對的是成長中的全球外債威脅、世界金融危機或金融消退的潛在危機，以及全球環境惡化的危機。」（註13）
政治上，九○年代的歐洲，「紅綠配」在德國等國家取得執政權，證明紅綠綜合體的意識型態與政治架構不是不可能。然而，2002 年的今天，曾經帶給許多歐洲環保份子希望的德國綠黨，卻又在內部分裂，以及執政後得不到新支持者，原有死忠支持者也因其在政治上的妥協而紛紛離去的情況下，面臨極大的危機（註 14）。在英國，歷經保守黨近兩個世代的執政後，新工黨終於在 1997 年贏回執政權。但是首相湯尼‧布萊爾（Tony Blair）走上「第三條路」，大舉向右派市場經濟的路線靠攏，階級與環境議題持續被邊緣化，同樣挫傷英國左翼份子。
紅綠份子提出的未來願景，似乎離我們愈來愈遠。
但伴隨著全球勞工階級處境與自然環境惡化的趨勢是，反全球化 / 反資本主義（anti-globalization / anti-capitalism）運動在國際間的興起，成為紅綠份子挑戰當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各種社會與環境不正義的一股重要力量。
自反全球化運動出現以來，反全球化運動的基進份子，特別是來自於歐美地區的行動者，征戰於世界各地舉辦的重要國際會議，試圖在跨國大資本家與政治菁英一手掌控的國際事務中，為全球加速惡化的環境、第三世界的貧窮問題與階級壓迫問題持續發聲。
「我們的地球不是要拿來賣的！！」（Our world is not for sale!!）是其中最為響亮的口號。
在歐洲，傳統象徵勞工爭取權益與團結權的五一勞動節，也成為反全球化運動發聲的重要日子。勞動節的意義已經被轉化為：環境份子、馬克思主義者、女性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與人權運動者集結在一起，控訴、譴責跨國企業與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與世界貨幣基金，在全球造成的經濟不平等與環境破壞。
英國右翼老字號雜誌《經濟學人》雖然批評這波反全球化運動內部體質不一致性、缺乏有效的科層分工，也因而顯得沒有條理、常常像小丑般地滑稽，但這個重量級的媒體仍不得不否認，這波反全球化運動已經愈來愈有影響力。
◆ 我們要什麼樣的社會？
回到台灣。
民進黨執政後，台灣社運界一片低迷，社運部門常瀰漫一種被民進黨背叛的感覺，至少核四廠的復工最令環保運動者以及昔日的「反核四」民進黨支持者不滿。執政後的民進黨，以「拼經濟」為鞏固政權的整體施政方針，一切以資本利益為優先的政策，把勞工權益、環境破壞等社會不正義的問題極度邊緣化。然而，誰能期待一個從組黨開始就是一個右翼政黨的民進黨，搞一套更重視社會正義的政策呢？英國的工會可以大聲指控布萊爾背叛工人利益，因為英國工黨本來就是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英國工會組織也可以在不滿布萊爾帶領「新工黨」向右轉、一股腦擁抱市場經濟後，撤走工會對新工黨的財源與選票的支持（註15），很現實，這是實力原則。
八○年代成長出來的台灣社會運動，在民主化運動中產生交集，在族群與統獨議題下分裂，又在九○年代後半，隨著解嚴後各主要政黨天天上演的權力爭奪戰，交雜著不間斷、混亂的選舉戲碼中，不斷地被邊緣化。從缺錢缺人到缺乏對未來社會的想像，台灣的社會運動真的只能是回應各種單一問題的壓力團體嗎？不管在朝或在野，台灣所有主流政黨能提出的，不過是虛應民眾、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政治措施，而社運部門常做的則是跟在後面，逼政府補破洞。
在歷史上，台灣的左翼力量薄弱，曾經有過的是日據時代的台灣共產黨，以及戰後五○年代在白色恐怖時代被國民黨恐共政策屠殺過後，殘存下來、活在陰暗角落的左翼知識份子。八○年代出現的左翼知識份子，以及成長起來的社會運動，又多向西方經驗看。然而，台灣畢竟是一個沒有清楚左、右翼之分的社會，往好處想，這是一個沒有意識型態包袱的社會，往壞處想，這是一個集體思想混亂、缺乏遠景的社會。
當社會運動面對當前如此多的困境時，我們或許不需要直接複製歐洲左翼提出的藍圖，但是，他們所提出的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卻值得我們一問再問：「我們到底要什麼樣的社會，又如何朝向我們所嚮往的社會邁進？」
紅綠研究會這本書，其實是在歐洲左翼傳統下，對「人類應該如何營共同生活？而其組織型式應該如何？」的問題提出一個想像與出路。而這個問題，是普世問題。希望這本書，能在台灣社運界引發一個討論：「在這個人與自然都被嚴重商品化、民主空有形式卻內容貧乏的社會，我們想望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未來？我們如何能邁向那樣的社會？」
註1. 這是目前作者們暫定的書名。
註2. 見Dobson, Andrew (1990) Green Political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p. 167
註3. 見Dobson, Andrew (1990) Green Political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p. 173
註4. 引自Pepper, David (1986) 'Radical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in Joe I. Weston (ed.) Red and Green: A New Politics of the Environment, London: PLUTO. p.116
註5. 引自Porritt, Jonathan and Winner, David (1988) The Coming of the Greens, By Fontana. Paperbacks. p.203-4.
註6. 生態社會主義者詹姆士‧歐康諾（James O'Connor）提出資本主義的第二個矛盾（the second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的理論。簡單講，傳統馬克思主義強調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第一矛盾，即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過度生產將產生經濟與社會危機，從而導致社會主義革命。以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為起點，歐康諾分析，由於資本主義體系必須靠著不斷創造利潤，方可生生不息，為了延續這個體系，生產與消費必須不斷擴張，這導致對「生產要件」的需求不斷增加。生產要件包括勞動力，也就是馬克思所指的個別的生產條件；環境，馬克思稱之為自然或生產的外在條件；以及都市的基礎建設（加上空間），即馬克思論及的一般、自治體共有的生產條件。歐康諾分析，對生產條件的需求增加，意謂著勞動、自然與基礎建設與空間的成本跟著增加，以增加對生產條件的需求，支撐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會導致資本主義內在的生態經濟危機，進而造成資本主義的自我毀滅，這就是所謂的「資本主義的第二矛盾」。詳見O'Connor, James (1994) 'Is Sustainable Capitalism Possible?' , in Martin O'Connor (ed.) Is Sustainable Capitalism Possible? ,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註7. 成立於 1992 年的 T & G 是英國最大的工會之一，他們擁有超過九十萬名會員，會員遍及各種工作場所。
註8. 詳見 Mason, Michael and Morter, Nigel (1998) 'Trade Unions As Environmental Actors: the UK 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 i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9 (2): p.3-34, June 1998.
註9. 詳見Merchant, Carolyn (1992) Radical Ecology: the Search for a Livable World, London: Routledge.
註10. Wade, R. (2001) 'Is Globalisation Making Income Distribution More Equal?', LSE-DESTIN Working Paper,
http://www.lse.ac.uk/Depts/destin/workpapers/wadeincome.pdf.
註11. 見英國衛報網站（Guardian Unlimited,
http://www.guardian.co.uk/）, World Summit 2002: The Five Key Issues,
http://www.observer.co.uk/worldview/story/0,11581,776593,00.html.
註12. 見「地球之友」的網站,
http://www.foe.co.uk/campaigns/corporates/index.html.
13. O'Connor, James (1998) Natural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p.281
註14. 請參考本書另一位譯者吳昱賢的譯者跋文，〈一段紅綠運動的歷史－－淺談德國綠黨〉。
註15. 一直到 1980 年代，英國工黨有 90% 的財源來自工會；到了 1995 年，下跌到 50%；1999 年時，跌到只有 30%。請參考紅綠研究會成員鄧肯‧湯普森（Duncan Thompson）於2002 年 9 月 13、14 日在高雄市舉行的「工會、環境與全球化」國際研討會的論文〈「第三條路」與新工黨〉（The Third Way and New Labour）（吳昱賢譯），這篇論文的台灣譯文收錄在該次研討會的會議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