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而言，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六年是讓人思之神傷的年代；對於台灣布袋戲發展史而言，這五年是神秘、詭異且短暫的歲月；對於老一輩的布袋戲演師而言，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六年則寫滿了荒腔走板的音符，因為在那樣的年代裡，即使是宋朝岳飛戲閉幕後，也會有人走出舞台拿著國旗，在舞台上踢著正步高唱著﹁反共，反共，反攻大陸去...。﹂
很多人知道古典布袋戲後來轉入戲台，發揚成銳氣千條的金光布袋戲，更隨即衍生成像霹靂布袋戲般如日中天的電視金光布袋戲，但卻不知道在政治力大幅干預藝術的年代裡，台灣各重要布袋戲團也曾為了﹁宣揚國政﹂，收起了布偶的戰袍馬掛，改穿軍服，演出﹁反共抗俄戲﹂；儘管台灣有關﹁反共抗俄﹂布袋戲的史料有限，但在台北偶戲館還可以看到其中三尊穿著中山裝的﹁反共抗俄﹂戲偶，戴著別上﹁疑似國徽的黨徽﹂帽，憑弔著那段荒唐的歷史。
一九五二年後，由於政治力量全面滲入民間生活，當時台北的布袋戲團為了響應政策，紛紛演出、﹁女匪幹﹂、﹁收拾舊山河﹂、﹁人獸之間﹂等樣版戲，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宣傳隊長的已故布袋戲大師李天祿，在回憶錄﹁戲夢人生﹂中寫著：﹁國民黨遷台不久，和日據時代一樣，規定每場戲開演前一定要演二十分鐘的宣傳劇。﹂
為了不受政治整肅，老字號劇團紛紛有志一同地在一九五二年的首屆北部地方戲劇比賽中，把古人的忠孝節義劇本丟在一旁，改演﹁反共抗俄﹂戲，當時的首獎就是由李天祿率領的亦宛然劇團所奪得，劇名則是﹁憤怒的火焰﹂；當時評審的結語是﹁劇情方面充滿反共抗俄的意識及四維八德的偉大精神，劇目結束時更播放振奮民族精神與反共抗俄的歌聲﹂。
國民政府大搞﹁皇民化﹂布袋戲，當然引起戲團的不滿。李天祿在回憶錄中說：﹁日據時代為日本人宣傳...，光復後變成宣傳國民政府的名聲，還要批評大陸那邊的政府有多爛、老百姓的生活有多可憐，除了演出的劇名不一樣外，其他的有什麼兩樣，有時候我還會弄混...。﹂
有趣的是，當時許多地方戲劇戲班為了達成﹁反共抗俄﹂的使命，不論演出的戲劇是宋代歷史也好、唐朝野史也好，最後總有人拿出一大面的國旗，率領全體演師和演員高唱反共復國歌曲，並且在舞台上大踢正步。
國寶級大師李天祿不但是日治時代﹁受邀﹂演出皇民化布袋戲的要角，一九五二年之後的連續五年內，他還連續在北一女禮堂為總統及中央機關首長每年演出一次；據說已故總統蔣經國在觀賞過李天祿的布袋戲演出後，曾動念想找他學戲，李天祿事後還力勸蔣經國應以國家大事為重，以造福民作為任。
一九五０年代的台灣，當時全國上下都處於國共對抗的氣氛中，文化的發展自然也趨於保守，必須配合政治的需要而發展，但一九五六年之後，﹁反共抗俄﹂布袋戲因為荒謬無比、失去票房，因此逐漸不再獲得政府關注，為這荒腔走板的五年寫下休止符。只是，當時總統蔣中正提出了﹁戰鬥文藝﹂的號召，布袋戲雖從此逃過一劫，其他的教育、文化、文學、音樂與藝術，卻因此陷入更巨大的危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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