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算機與人腦》（北京商務，1965初版，2005五刷）是J.V.Neumann紐曼1957死後58年由耶魯大學出版，開拓了爾後「電腦和人腦」的種種比較：
「他認為，人腦的“邏輯深度”和“算術深度”都比電腦小得多，但有許多現代電腦所不能比擬的優越性。比如，同樣容積的神經元比人造元件能完成更多的運算，能同時處理更多的資訊，記憶容量也大得多，每個神經元件的準確度較低而其綜合的可靠性較高等等；人腦和電腦，無論在控制或邏輯結構上，都有巨大區別。」
紐曼當時的認識顯然不足，隨著人造元件的進步，電腦處理資訊和記憶容量早已超過人腦，但二者却有本質之別。前評《語言本能》說：「卅五年來，AI人工智慧研究最大的心得是『難的問題很容易解決（如各種複雜的計算），容易的問題很難解決（如四歲小孩都會的辨識面孔情緒）』（p.230）」。作者以人腦的演化是以「廣度優先的搜索」（在神經結的樹狀分枝點上，把不可能的丟棄，把可能的帶到意識界來）來溝通充滿歧義的人際溝通，而電腦則是「深度優先的搜索」（解釋所有，直到走不動為止）來解釋。(p.249)
太抽象了！還是貼篇大陸太原科技大學李麗華的：
電腦不可能替代人腦寫作（2005.07.12）
隨著電腦技術的發展，各種文字處理系統功能越來越強大，不僅為人們提供了現成的文本樣式和頁面格式，而且提供了可供選擇的句式和聯想豐富的同義詞庫，有的甚至還能提供情景、情節、理念等思維模組。電腦是否可以代替人腦進行寫作？寫作行為是否具有不可被電腦替代的特性？弄清這個基本的理論問題，不僅對文字處理軟體的開發有參考意義，對寫作教育的前景也有提示作用。
人的寫作行為起始於認知，最基本的認知活動是感覺和知覺。人腦憑藉感官接受外部世界傳來的有關資訊，再將它們綜合起來對事物的類別、性質、變化形態等方面作出判斷，形成知覺，再經過人腦的初級加工變換成感覺表像。人腦的這一初級的資訊處理功能是人類在漫長的進（演）化過程中形成的，對個體來說是生來就有的。人腦進一步的資訊處理是將這種感覺表像進行記憶，或用語言符號形式表達出來，進行交流。
僅就寫作行為的第一步來看，現有的電腦對資訊的初步處理能力與人腦相比就顯露了較大局限。當前電腦程式可以將外部傳來的資訊進行記憶、存儲，但當認知進一步展開進入選擇階段時，它的處理能力與人腦相比就顯得十分幼稚了。
人腦認知的重要特點是綜合性，它並不是細緻地加工收到的全部資訊，而是從那些有特徵的資訊入手，去尋找有用的資訊，在許多神經通道上對資訊進行分類加工，能夠靈活多變地按需要收集有關的資訊，擯棄無關的資訊，而當前最先進的電腦也做不到這一點。
智慧機面對複雜的自然、社會現象雖能“看得見”、“聽得清”、“摸得出”許多資訊，但不能按照人的實際需要進行有效取捨，也不能在各種資訊間確定優劣、真偽、輕重。
人腦對客觀物件的識別是一種瞬間識別，能對資訊進行模糊操作和有效取捨，這是基於人腦皮層中積累的各種複雜觀念和經驗材料。人腦對事物的認知判定是模糊操作的結果，所利用的是模糊類比，類比的標準可能是非語言性的，也可能是相當不清晰的，據以作出判斷的材料也絕不會是呈現於面前的全部細節資訊。
假如計算機要模擬這一特點，就必須由人預先給它輸入人腦中原有的全部概念和經驗轉換成的資料，還要因人而異，這是不可想像的浩繁工作，必然會出現“組合爆炸”。
人腦根據實際需要進行取捨的機能，是複雜的神經生理過程，對它的機理，人類本身尚認識甚少，電腦靠“純粹”的物質結構是難以做到的。至於文學創作過程中的體驗、感受活動，不僅不是“刺激——反應”的簡單生理過程，還呈現出想像、移情、審美等微妙、複雜的精神現象，而電腦只能在被人控制的條件下進行模糊識別，當物件、條件發生微小變化時就無法保證結果。
從20世紀中期起步的電腦研究，雖然做出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成績，如證明了一些高深的數學題目、擊敗了具有相當水準的國際象棋棋手、可以替代各行各業的資訊管理事務等，但在試圖“對小孩子所講的故事進行理解”這一常人看起來很容易的問題上，卻遭到了始料未及的巨大困難。
這是因為電腦在理解問題時使用的是語言程式和邏輯規則程式這樣的工具，如果要理解某個意義，這個“意義”必須是能用語言表達的，或是用邏輯規則可以推導的。在解決數學問題、博弈問題時，電腦以人腦無法相比的語言運算速度、廣大的資料庫、飛快的搜索使人腦的思維相形見絀，但理解小孩子講的故事，涉及到的是大量形象思維範圍內的事，利用程式語言和邏輯規則就無法進行了，這就顯示了電腦與人腦相比的幼稚與能力低下。
思維科學的研究已經揭示，寫作過程主要是形象思維的過程，邏輯思維的推理處於次要的地位，即便是學術文章、程式化公文、法律文 書等邏輯思維較強的應用寫作，形象思維也是不可缺少的，否則就不會有思想的創造性。文學寫作中對源于自然和社會生活的豐富表像所蘊含意義的理解，更依賴於形象思維，這一點電腦無法匹敵和類比。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用符號標記認識結果，而不是用符號認識事物。”至於情感和美感更是與形象思維有關，而遠離邏輯規則。試圖用電腦來進行美學意義上的文學創作是不可想像的。
寫作創作活動的展開，是將獲得的思想成果從心理深層的精神形態向表達層面的語言符號形態轉換。如果認為擅長符號處理的電腦一定能勝任這項工作，那就大錯特錯了，這可以用研製電腦語言翻譯機所遇到的巨大困難作類比說明。
這項研究始於20世紀50年代，最初人們認為機器翻譯只是詞語上的對等、語法上的對等，後來發現還有語義理解的問題。20世紀70年代有專家提出了語義網路理論，在某些語言間實現了相互的語義解釋，但這樣翻譯的文章仍不能為人們接受。其原因在於深層語義是與形象思維密切相關的。
人腦在翻譯時是把一種語言轉化成形象源形態的深層語義，再由這一深層語義轉化成另一種語言，其中形象思維起著主要作用。寫作行為中將心理深層的思想向表達層面的轉換過程，可以說與此是一回事，也充滿著形象思維。可見，設想利用電腦替代人腦進行由心理深層的意念向表達表層的語言轉換也是不可能的。
從“生物機器”這層意義上來講，“人”是已知科學中最複雜的系統。電腦的開關和元件是數以千計的，而僅有一千多克重的人腦卻擁有上百億個神經細胞，何況這些細胞又各有著自己複雜的構造，細胞之間又具有各種不同的排列方式。這是一個龐大無比的“網路”。人的寫作能力的形成和發展，只能通過教育，通過開發大腦的潛能，通過在一定社會環境中的長期實踐來實現。
http://www.51qe.cn/pic/20/14/1381.htm我們為什麼老犯錯Why We Make Mistakes
作者：喬瑟夫．哈里南
原文作者：Joseph T. Hallinan
譯者：陳以禮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09年09月10日
內容簡介
作者原為《華爾街日報》作家，有蒐集犯錯故事的癖好，這讓他相信人類絕不是完美的設計。為了知道如何才能做得更好，作者參透心理學、腦神經科學以及經濟學等自然與社會科學，並搭配讓人拍案叫絕的案例與新聞事件，完成關於人為什麼犯錯的獨家深入報導。
犯錯是與生俱來的
哈里南透過引用經濟學、心理學、腦神經科學等專業中，很貼近一般人日常生活的科學實驗，讓讀者以輕鬆有趣的心情正視自己的錯誤，瞭解犯錯背後的問題邏輯，而不是在又犯錯的時候，只能吐吐舌頭說自己實在太粗心了。
哈里南告訴讀者「犯錯乃人之常情」，此話不虛，不僅僅是句諺語而已。是造物主把人類設計成會犯錯的瑕疵品，換句話說，我們會犯錯是與生俱來的缺陷，眼睛、耳朵、大腦不斷害我們出紕漏，我們卻毫不知情。因為候選人的長相幹練就投票給他了；因為聽到德文歌曲，就不知不覺購買了德國紅酒，即便明明比較喜歡法國紅酒；因為顧著用電話吐苦水，就沒看到高速公路旁鮮黃色警告看板，載著一車校外教學的學生撞向拱橋限高處。
別再糊里糊塗犯錯
因為我們對自己的缺陷毫無頭緒，所以一直沒搞清楚是什麼讓我們犯錯了，永遠無法逃離犯錯的輪迴。我們不知道快速瀏覽不完全是件好事，華爾街日報就曾鬧了笑話，不慎把小丑騎的「單輪車」（unicycle）寫成「獨角獸（unicorn）」；不知道一心多用或稱多工作業，其實是電腦世代產生的迷思，電腦的「多功（multitasking）」並非同時處理多項作業的技術，電腦只是用了每秒上千次的高頻率在各項作業間做轉換罷了，人腦東施效顰的結果是工作效率不升反降；不知道大腦的思考框架害我們買了多餘的水蜜桃罐頭，因為標籤寫著「八罐水蜜桃罐頭，兩美元」，我們就不假思索拿了八罐，但你真的需要那麼多嗎？
科學態度認清局限
哈里南建議我們向過去曾惡名昭彰的麻醉醫師學習。麻醉醫師在外界猛烈抨擊他們高得不像話的醫療疏失後，採取了正視錯誤的態度。不管是統一機器的旋轉紐、模仿飛行員的「檢查表」來確保沒有重要事項被遺漏、調適一昧相信專業權威的陋習，其實麻醉醫師們所做的可以統稱為認清自己的局限。認清局限是我們避免犯錯的前提，書中的十三個章節，正點出了每個人的十三種局限。
作者簡介
喬瑟夫．哈里南（Joseph T. Hallinan） 原為《華爾街日報》作家，作品曾獲普立茲獎，並曾擔任哈佛尼曼學人（Nieman Fellow），現居芝加哥。
譯者簡介
陳以禮 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里昂二大經濟管理理論史碩士畢業，目前為德拉邦（Deux Lapins）文化工作室成員，譯有《聽彼得杜拉克的課》（時報出版）。
名人推薦
作者以輕鬆活潑的章節，帶領讀者檢視十三個讓我們老是犯錯的圈套。探索人類行為亦揭露人性面紗，幫助人們認識自己的局限，採取應變措施。──《出版人周刊》
本書用令人著迷的舉例餵飽讀者，從歡樂的、可怕的到極度怪誕的都有，並對我們大腦的缺陷有前所未見的解釋。以後，當手機在你開車的時候響起，你大概不敢再沒頭沒腦地接聽了。──美國《科學人雜誌》
甫發行即獲好評。一位書評預測本書可能改變主流行為科學的面貌。──英國《獨立報》
大開眼界！如果你老是記不住別人的名字、如果你剛學的東西轉眼就忘記、如果你的回憶總是和事實有差距，別緊張：你並不孤單。……極富教育意義，同時兼具安慰鼓勵性質的腦部運作機制探索。──Booklist
寓教於樂。哈里南將人類行為科學帶進日常生活中，展現科學實用的一面。──唐納．諾曼《設計心理學》作者
目錄
前言 我們為什麼會犯錯？因為……
第一章 看≠看到，視而不見的時候
第二章 有意義就不怕忘記
第三章 人腦愛玩連連看
第四章 我們都戴著柔焦鏡片
第五章 最多只能邊走路邊嚼口香糖
第六章 讓人犯錯的認知框架
第七章 背景脈絡的美麗與哀愁
第八章 大腦背叛了事實
第九章 錯誤的性別培養
第十章 你就是泛泛之輩
第十一章 多練、多想
第十二章 你需要錯誤守門員
第十三章 不是太天真就是想太多
結語
致謝
附錄
內文
前言 我們為什麼會犯錯？因為……
錯誤可說什麼都有：當初沒買的房子、不該結婚的對象、套牢的股票、一無所成的工作，或是為省區區幾塊小錢，竟異想天開地替自己理頭髮。
當然還有一些是別人的過失。身為報業記者二十多年，我有個小嗜好（你要說是怪癖也成），就是蒐集這些故事，把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撕下來，塞進一個我標記「錯誤全書」（Mistakes）的分類文件夾中。
其中我最喜歡的，是從我家當地報紙--《芝加哥太陽時報》（Chicago Sun Times）第三十四頁撕下來的。這是一起幾年前發生在南威爾斯聖博來茲鎮（St. Brides）的事件，根據美聯社報導，一群巡守隊員像暴民一樣，跑去砸一位當地小兒科名醫的辦公室。
幹麼沒事攻擊一位名醫的辦公室？
因為，根據警方的說法，這些巡守隊員把「pediatrician」（小兒科醫師）當成「pedophile」（戀童癖）這個字了。
當事人艾薇特．克羅悌（Yvette Cloete）醫師被迫逃出家門，房子還被亂噴上「paedo」這個字，正是戀童癖（paedophile）英式拼法的縮寫。事後，她接受了當地報紙的專訪。
克羅悌醫師在專訪中說：「我想，我真是人類無知的受害者。」
九成是人為過失
她當然是這樣，但我們何嘗不是如此。「犯錯乃人之常情」（to err is human）是人人皆知的陳腔濫調，但也是至理名言。所以每當事情出狀況，往往一面倒地把原因歸咎到人身上：空難（七○％）、車禍（九○％）、工安事故（也是九○％）……怎麼說，經常怪的還是「人」。所以一旦找到那個「罪魁禍首」，基本上就不會再追究下去了；但事情不該是這樣，如果我們真的想要不再讓過失出現的話。
在很多案例中，我們的過失未必是我們的錯，至少不全然是。不論是如何觀看、記憶以及認知生活的周遭環境，我們都無法避免在這當中受到系統性偏見（systemic biases）的影響*，導致我們容易犯下一些特定過錯。舉例而言，右撇子傾向在進入建築物後先往右邊轉，即使右邊不是最佳路徑；我們大多數人，不論左撇子還是右撇子，對於數字「七」跟「藍色」，都帶有某種不尋常的偏好；我們也受事物的第一印象所支配，所以不太願意在測驗中修改初次選定的答案，然而卻有很多研究指出，修改答案會獲得更好的成績。
預期心理形塑著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我們在其中的行為模式。舉個例子，先讓人們遇到一位陌生人，之後再告知他們陌生人的職業。當被告知陌生人是卡車司機時，他們會說這個人看起來比較重；當被告知這個人是舞者時，他們會說這個人比較輕。再舉另一個例子，如果告訴餐廳一半的客人晚上招待的紅酒產自加州，並告訴另一半招待紅酒來自北達科達的話，北達科達那群客人不但會吃得比較少，還會比較早結束宴席打道回府。就連農夫這種實實在在、不像是會捕風捉影的人，也會表現相同的情緒反應。好比那些相信「全球暖化」的農夫，記得的溫度就比統計數據來得高；而那些不相信全球暖化的農夫呢？他們記憶中的溫度比紀錄表低一些。
上述例子的重點，並不是人們普遍認為卡車司機比舞者重，或是認為氣溫較過去上升不少（除非你喜歡用這些話題打賭）。重要的是，我們對預期心理造成的影響往往毫無意識；我們有偏見──只是自己不知道。有些影響強烈到即便意識到了也無法修正，第一印象就是很實際的例子。長達將近八十年、有關變更答案的研究發現，多數的變更是從錯誤答案變成正確答案，所以變更答案的人，成績往往有所提升。有一項整合性研究評論，一共檢視了三十三份變更答案的研究，其中沒有一份顯示考生會因為變更答案而付出代價，但是就算學生們知道這個結果，他們還是習慣守著最初的選擇。無獨有偶，股市也存在類似的情況。就算知道當初挑選某個股的理由可能是錯的，投資人還是有七○%的機率傾向繼續持有該個股。
照單全收
類似的偏見似乎根植在所有人的腦海中。幫助我們順利完成事情的許多習慣，也有讓我們容易犯錯的一面。舉例而言，我們很擅長快速的狀況評估，能在瞥過某個畫面後約莫十分之一秒內，擷取出該情境的重點。只不過，這種看到黑影就開槍的分析有個代價，就是會錯過很多細節，不過這個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並不認為錯過了什麼：我們以為自己看到了全貌，但實際上卻不然。好萊塢提供一個淺顯的例子，電影基本上是由一張張底片，以每秒二十四張的速率製成的。但是電影播放時，我們看到的不是一格一格的靜態畫面，而是動畫。當然啦，這是一個「好」的、我們不在乎犯下的錯誤；事實上，我們樂在其中。但是如果透過X光檢查癌症病徵的醫師，或是在行李中搜尋炸彈的機場安全人員，犯下相同的視覺錯誤，可是會鬧出人命的。稍後的章節中，我們將看到這些人錯過了多少該找出來的東西。
世界沒有幫幫忙
這麼說吧，多數人不是自己想像中的那個完美電路盤，但是周遭環境卻被設計得彷彿我們就是一樣。好比說，我們被迫記住數也數不清的密碼、個人代號以及使用者名稱，但是記憶力卻拿這類資訊沒輒。根據一項測驗，三○%的人會在一星期後忘記密碼。另一項測驗則顯示，三個月後，有六五%的密碼都被忘記了。
還有，就算同時間能處理的事情很有限，但現代生活仍逼著我們將一心多用的能力發揮到極限。事情的種類，部分決定著同一時間能完成多少事情。不過人類短期記憶是如此的有限，所以我們無法一次記得多於五樣沒關聯的東西。你開車的時候，需要記住多少事情？車內導航裝置？定速器？防撞警示器？視覺死角警示器？後照監視器？給小孩們的娛樂配備？MP3播放機？行動電話？現代汽車裝載了這麼多配備，行車系統本身就是意外發生的原因，因為它增加駕駛人分心的機會。可是，出了車禍人們會怪誰呢--你還是汽車？
不正確的責任歸屬，是我們老犯下相同錯誤的原因之一；因為找錯該負責任的對象，所以就很難從經驗中記取教訓。當事情，特別是舉足輕重的事情出了差錯，自然的反應就是找出究責的對象，只不過找出問題的癥結經常是個棘手的工作。如果事情夠大條的話，被假定是公正無私的人士會介入調查，但是這些人本身也有盲點（bias）：他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知道什麼事情發生了，往往會改變我們對事情為什麼會發生的認知--通常還是相當戲劇性的改變，研究人員把這種現象稱作「後見之明」的偏頗（hindsight bias）。有了後見之明，我們可以在事後清楚瞭解事前並不理解的狀況，這也是為什麼很多錯誤在後見之明中，顯得愚昧可笑（「說說看，你是怎麼又把自己再次鎖在房門外？」）。也難怪解決這類錯誤的「處方」，看起來也很蠢。假設咱們一心多用的駕駛人，在操作儀表板上的衛星定位系統時發生車禍，雖然駕駛人是所謂的肇事者，但是若想減少類似的意外狀況，需要重新修正的可不是駕駛人，而是汽車本身。
看≠看到，視而不見的時候
有個人走進了酒吧，他的名字叫伯特．雷諾茲（Burt Reynolds）。對，就是那個伯特．雷諾茲，只不過他當時才剛出道，沒什麼人認得他，包括坐在最裡頭一個肩膀寬大的男子。
雷諾茲坐在離該名男子兩張凳子的距離外，享用著啤酒跟蕃茄汁。突然間，那個傢伙開始用言語騷擾坐在附近桌的一對男女，於是雷諾茲警告他講話禮貌點，寬肩膀的男子就是在這個時候槓上雷諾茲的。與其告訴你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不如來聽聽看幾年前雷諾茲接受《花花公子》雜誌專訪時，如何回顧當時的情況：
我還記得我先低頭往下看，在黃銅色橫桿上幫右腳找了個施力點，然後轉過身來，朝他腦袋邊來上重重一記右鉤拳，那一拳發出了巨大的聲響，對方從凳子上跌落、背部著地摔在大約十五呎外的入口處。是在他騰空飛起的時候，我才看清楚……他居然沒有腳。
雷諾茲直到後來離開酒吧時，才注意到對方的折疊式輪椅，其實就塞在入口旁邊。
就犯錯的角度來看，打飛一位失去雙腳的人可真是經典中的經典。但是我們剖析這個故事的重點並不在於那雙腿，而是那雙眼睛。雖然雷諾茲就看著他要打的這位老兄，卻還是沒有看見應該注意到的東西。在人為過失的領域中，這種錯誤就像家常便飯，研究人員稱之為：「視而不見」（looked but didnt see）的錯誤。當我們看著某個東西或是某個人的時候，自認為把該看的都看完了，實際上並沒有，重要的細節常被忽略，像故事中的雙腿跟輪椅，或者是其他體積更大的物品，像是門板跟橋梁。
我們是什麼（Who）人
想要瞭解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就要從眼睛本身以及它們如何運作談起。眼睛跟相機不同，既不會替事情留下「畫面」，也不會在同一瞬間看到所有物品。任何時候都能清楚看見的視線範圍，只有全景中的一小部分。比方說，在正常視線內，清晰的影像區域只有二十五美分銅板那麼大，為了克服這樣的限制，眼睛不斷地四處掃描，以每秒鐘約三次的頻率，改變移動或是靜止的狀態。
移動中的眼睛到底能看到什麼，部分取決於看東西的人是誰，像男人跟女人注意的東西就不一樣。觀看男竊賊偷錢包的整人短片時，女人傾向注意那位被偷錢包女性的外貌跟反應；男人則對小偷的特徵細節有較為精確的觀察。另外，研究也顯示右撇子對事物方位的記憶比左撇子精確。幾年前海爾—波普彗星（Hale-Bopp comet）橫越夜空後，位處英格蘭的調查人員分別詢問左撇子跟右撇子的「追星族」們，是否記得彗星朝哪個方向劃過天際，結果右撇子明顯比左撇子清楚記得彗星是朝向左手邊飛去的。慣用手也是預測人們對方向偏好的最佳指標，當人們必須在交叉路口轉彎時，右撇子（至少美國的右撇子）傾向往右轉；左撇子則偏好往左。因此，某項研究的主持人建議：「想要在商店、銀行或類似地方少排一點隊的話，最好往左邊走。」
我們是什麼樣（What）的人
事實上，我們會看到什麼，取決的不只是「我們是誰」，還有「我們是什麼樣的人」。研究人員已經證實，不同的人可能會用不同的方式觀看同一個場景。假設你是一位高爾夫球愛好者，或者更厲害，你是一位球技高超的低差點（low handicap）球手。想像你和技術水準比你差一些的好兄弟正在同場較勁。開球後，你們順著球道前進，現在來到了果嶺，這時候，你跟你的好兄弟會以相同的方式注視著球嗎？
很可能不會。
為什麼？因為專家看待物品的方式跟初學者大異其趣，諸多差異之中，有個被稱之為「靜眼時刻」（quiet-eye period）的東西。它代表準確啟動動態反應所需的時間：從瞥見目標物的最後一眼算起，到神經系統抽動的剎那為止。研究人員記錄專家與初學者在很多運動中靜眼時刻的差別，從籃球的罰球過程到奧運的射擊競賽，不變的結論就是─專家們能維持較久的靜眼時刻。
在進行推桿前的倒數幾秒鐘，高爾夫高手習慣盯住球看久一點，而且鮮少把視線移到球桿或其他地方；另一方面，技術較不純熟的人，不但不會盯著球很久，視線也常飄到球桿上。對高爾夫球而言，優秀的視力是如此重要，所以世界頂尖高手像是老虎伍茲，以及至少其他七位PGA巡迴賽的優勝選手都曾接受雷射手術，將視力矯正到20-15的水準以上。這代表視力20-20的人，站在十五呎遠能看清的物品，他們退到二十呎遠的距離也看得見。運動用品界的巨人Nike，甚至還推出一款名叫「IC」的新推桿，就是為避免視覺分心而設計的。這款一百四十美元的推桿，桿身與握柄都是綠色的（融入草地的顏色，避免分心），只有擊球區前緣跟T型瞄準線是耀眼的白色，讓選手能將注意力集中在擊球區的範圍。
躲不掉的短暫失明
不論是專業人士或業餘愛好者，就連擁有絕對完美視力的那些人，都可能會有短暫但驚人的失明現象，其中最著名的一種失明模式，被稱作「改變視盲」（change blindness）。改變視盲是指人們受短暫的視覺干擾（甚至是一眨眼那麼短），而忽略眼前場景重大改變的情況。
「改變視盲」的作用不容小覤，十多年前，當時同在康乃爾大學的丹尼爾．西蒙斯（Daniel Simons）跟丹尼爾．勒文（Daniel Levin）就進行過一個調皮的實驗加以證實。實驗設計很簡單：讓「陌生人們」在校園裡向路人問路，或許你已經猜到了，這個實驗有個轉折，當「陌生人甲」跟路人交談時，實驗者會安排另外兩個人扛著門板，粗魯地從他們中間走過去。這個間斷相當短暫大約一秒鐘，但實驗的重大變化就發生在那一刻：扛著門板的其中一人（陌生人乙）跟陌生人甲交換了位置，當門板經過後，問路的對話會繼續下去，但是路人面對的已是完全不同的問路人了。路人們會注意到他們在跟不同的人交談嗎？
多數的結果顯示：「不會」。
十五位路人中，只有七位回應他們注意到這樣的改變。
找電影的碴
看了這個實驗或許你會想：「我一定能夠注意到那樣的變化。」的確，你有可能會注意到，不過請想一想：你眼前早就有無數類似的改變，只是從來就沒注意過，至於在哪裡呢？就在電影裡面。大多數人都曉得電影拍攝不是一鏡到底的，而且實際拍攝順序跟放映的順序並不一致，每次拍攝時間可能相隔好幾個月，甚至數年。這個過程經常造成令人尷尬的錯誤，電影界稱之為「不連戲」（continuity error）。
動畫產業長久以來飽受不連戲之苦，好萊塢史詩鉅作《賓漢》（Ben-Hur）就是很好的例子。這部一九五九年的老電影，由已故的卻爾登希斯頓（Charlton Heston）主演賓漢一角，在當時贏得史無前例的十一座奧斯卡金像獎，包括一座最佳影片獎。儘管如此，《賓漢》仍舊淌了不連戲的渾水，特別是那場花了三個月才拍攝完成，但只有十一分鐘的著名馬車競賽。在競賽中，梅薩拉（Messala）用鋸齒狀的車輪軸心，破壞了賓漢的馬車，如果你仔細看清楚的話，會發現賓漢的馬車在賽後居然─完好無缺！此外，馬車的數目也搞錯了，總共有九輛馬車參賽，六輛在競賽中損毀，因此賽後應該剩下三輛馬車，可是最後卻還有四輛。
好萊塢雇用專業人士處理這類瑕疵，這些專家的正式職稱叫做連戲編輯（continuity editor）或是場記（script supervisor），由於從事這行的人一向以女性為主，因此更常被稱作場記女孩（script girl）。但是就連這些人也無法挑出所有的瑕疵。
擔任過多部影片場記工作，經驗涵蓋紀錄片、短片、正規長片甚至是功夫片的克萊爾．休威特（Claire Hewitt）說：「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她表示，最多只能試著注意每個場景中最重要的環節，但就連這點都是說的比唱的好聽。
休威特最難忘的疏漏之一，就在她擔任場記的第二部電影裡。那是一部短片，關於公寓內對門而住的一對男女，然而男女主角沒有在不同的房裡拍片。這部電影耍了個把戲：用一個房間分開拍攝，這需要藉由不斷調整房間的格局及擺設，來區分房間的主人，不過也省下一筆場地費用。
錯誤出現在電影最重要的場景：當女主角終於見到男主角的時候，休威特說：「你可以看見女主角斜靠在門上偷聽，確認男主角是否已來到走廊，然後才開門出來。問題是，門開錯方向了。」
休威特從來沒注意到這個疏失，反而是她媽媽的男友發現了這件事。休威特說：「人們很喜歡這樣做，找你的碴。」一點不錯，網路上不乏專門用來揪出不連戲的網站（其中最有名氣的，是英國人瓊．山帝斯〔Jon Sandys〕所經營的moviemistakes.com。打從十七歲起，山帝斯就開始將電影瑕疵編目收錄在此）。休威特跟她媽媽男友的故事有個重要的啟示：不論我們多麼努力要找出它們，別人眼中顯而易見的瑕疵，自己可能渾然不覺。
或許你會說：「OK，一些微小細節像是門該往哪邊開之類的改變，可能真的很容易疏忽掉，但是誰會在乎這些瑣事？如果改變是再大一點、更重要一點的事，我們還會忽略掉嗎？」
這就是勒文跟西蒙斯想要一探究竟的問題，為此他們拍了短片。這次他們改變的，不是微不足道的場景，而是演員。在每個不同的鏡頭中更換演員。舉例來說，某個鏡頭有位演員走過空蕩蕩的教室，找張椅子坐了下來，接著畫面切換成較近的鏡頭，由另一位演員完成後續動作。共有四十位學生觀看這部短片，只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注意到這個變化。
建築工人沒有臉！？
當注視著某件物品時，我們直觀地認為自己連細節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有信心觀察到任何改變，西蒙斯認為，這讓改變視盲成為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他說：「人們固執地相信，如果有變化無預警發生了，自然會抓住他們的注意力，讓他們看到它。」就如同向五十位學生說明「門板實驗」的設計後，他們當場舉行調查，請有信心注意到改變的學生舉手，結果五十個全舉手了。
西蒙斯表示，眼睛的高解析度影像範圍其實只有兩度，這範圍還真是不大，當你平舉手臂、豎起拇指時，眼前所看到的拇指寬度，大約就是兩度。在電影院的螢幕前豎起拇指，你就會知道我們真的是「目光如豆」，超過這個範圍，物品就會逐漸模糊。當然啦，你還是能透過眼角餘光或多或少看到一些東西，這就是為什麼《企鵝寶貝》（March of the Penguins）在IMAX寬螢幕戲院廣受歡迎的原因。不過，眼角餘光收集來的，都是些粗略、模糊的資訊，根據西蒙斯的說法：「你是不可能看到企鵝局部細節的。」
就某種程度而言，會注意到哪些細節跟我們對自己身分的界定有關。以門板實驗為例，西蒙斯跟勒文發現七位注意到變化的路人有個共通點：他們都是跟「陌生人」年紀相仿的學生。從某些角度看來，這個發現並不讓人意外，社會心理學家早就指出人們對待「我群」成員的方式，跟對待「其他社群」成員的方式大不相同。黑人遇見白人（反之亦然）的行為模式，跟對自己族群的人不太一樣，當富人碰上窮人、老年人碰上年輕人、男人碰上女人時也是相同道理。即便如此，西蒙斯跟勒文想知道：在行為上對待他人的差別，能不能延伸到對他人的看待上？
為了查個水落石出，兩人又做了一次「門板實驗」，採用先前「陌生人們」的實驗設計，不過這次陌生人不像學生們一樣穿著便服，而是換上建築工人的打扮，並戴上硬殼安全帽，而且只會接觸同年紀的路人。總計「建築工人們」遇上十二位路人，只有四位注意到門板經過時的替身把戲。讓實驗者換穿建築工人的衣服，似乎足以改變學生看待他們的角度。先前穿著學生便服時，實驗者看起來就是一個個體（individual） ；但現在，實驗者可是被當作另一個群體的成員。
一位沒有看穿門板把戲的路人，在事後接受訪問並被告知實驗內容時，給了一針見血的回應。她說，她只看到「建築工人」而沒有真正注意那個「人」，也就是說，她很快將陌生人歸納為建築工人，沒有注意其他細節，像是髮型、眼神、微笑，這些可以將陌生人視為單一個體的特徵。她反其道而行，採用「類別表徵」（category representation）：就是所謂刻板印象的分類方式，在這個過程中，她用自己所理解的抽象意義，取代畫面中的細部影像；換句話說，她只是在打馬虎眼。
稍後的章節會提到，我們打的馬虎眼實在不少。對多數人而言，這並無什麼大礙，至少在大部分情況下是如此。如果在街上看到一位建築工人，可能不需要細看他的長相，畢竟我們不需要知道他到底是誰，只需要知道他是做什麼的就行了。如果每次執行這些分類原則時，我們都有清楚地意識到的話，倒還無傷大雅，問題是我們自以為有意識到，實際上卻不然。人類在打馬虎眼的時候，自己都不會發現。
真相趕不走幻覺
即便知道我們容易犯下「改變視盲」之類的視覺謬誤，也無法因此少犯一點，我們實在太容易自曝其短。我沒辦法扛塊門板走過你眼前來證明這點，不過還是有其他方法，看看下圖中的兩張桌面，哪一張桌面比較大？
正確答案：兩張一樣大。左邊的桌面形狀大小都跟右邊的一模一樣，很難以置信吧？不信的話，你可以照著其中一張桌面剪下一張紙片，然後把紙片放到另一張桌面上看看*。
* 你也可以到邁可．巴哈（Michael Bach）的網站觀看動畫解說，網址是：
有趣的是，就算知道這是個幻覺，我們也無力糾正自己不受幻覺干擾。不管看了多少遍，兩張桌子的外觀就是讓人感覺不一樣。
這個實驗叫做「旋轉桌面」（Turning the Tables），是史丹佛大學知名教授羅傑．薛帕德（Roger N. Shepard）的傑作。從小就愛惡作劇的薛帕德教授（他曾經悄悄地搬光姊姊房間的所有傢俱），長久以來樂於透過類似的視覺把戲，傳達一些重要的觀點。他用旋轉桌面說明，認知機制是多麼根深柢固地嵌在神經系統內，而且它的運作是全自動的。因此，我們無法純粹看見圖像的實質─在平面紙上的線條格式，反而讓這些線條在沒有異常的狀況下，自動開啟了大腦的運作機制，做出一個三度空間的詮釋。更重要的是，這是個神不知鬼不覺的過程，除非被告知看起來不一樣的兩張桌面其實是一樣的，我們毫無理由懷疑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換句話說，我們犯了錯誤，卻對此毫不知情。
找啤酒的學問
最後這點其實比較沒什麼：能看到什麼，有一部分取決於我們在搜尋什麼。總而言之，我們會看到想要看到的物品，常見的物品比較容易被找到，較少見的物品則較不容易。
「如果你沒有經常找到它，那你就會經常找不到它。 」此語出自哈佛醫學院眼科學教授傑瑞米．沃夫（Jeremy M. Wolfe）。沃夫博士的專業領域是視覺搜尋，該領域的研究人員都試圖解釋「冰箱裡的啤酒」（beer in the refrigerator）的問題─我們如何發現正在搜尋的物品？
答案並不如實際行為看起來的那麼理所當然。找啤酒時，你翻找冰箱內特定的置物架，是因為你知道啤酒通常放在那個位置，假如為了挪出空間，而把啤酒移動過的話，會怎樣呢？遇到這種情況，你可能會以啤酒罐和瓶的形狀來尋找，但是冰箱裡有很多瓶瓶罐罐的東西，比方說一罐可樂就跟一罐百威啤酒相當接近，因此可能要花上好一段時間費力尋找，才能順利找到標的物。
眼睛真是沒毅力
事實上「看見」是個非常困難的工作，只是多數人都不太能體會其困難程度。對生來就看得見的人而言，沒有什麼比「看見」還要自然：只要睜開眼瞼，馬上，世界就在眼前。然而對那些曾經失明的人而言，學會「看見」可是個痛苦的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德國研究人員馬力厄斯．馮．瑟登（Marius von Senden）在西方社會蒐集並發表將近一百篇，因白內障而失明，然後透過手術治療恢復視覺的案例。
多數病患認為學習「看見」是個痛苦的經驗。有個病人想到倫敦的街上逛逛，結果根據馮．瑟登的報告：「他對自己舉目所及困惑到一種再也看不見任何東西的程度」 ；另一位病人無法判斷距離遠近，「所以他脫下靴子，隨手往前一扔，試圖衡量靴子被丟得有多遠，然後朝著靴子的方向走過去。當發現彎腰撿不到靴子時，他就會再向前走一、兩步，繼續摸索靴子的所在，直到抓到靴子為止」 ；有位男孩認為學習「看見」實在太難了，威脅著要把自己的眼珠給挖出來。因為失去勇氣、意志消沉，還有很多病人乾脆直接放棄了。
相似的情況也發生在一般人找尋不常見的物品時。沃夫博士跟他的同僚，最近在波士頓布萊漢婦科醫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的視覺注意力實驗室（Visual Attention Lab）徵求自願者觀看數千張圖片，每張圖片都有五花八門的背景（就像冰箱一樣）。實驗對象被要求在圖片中找出指定的工具，像是扳手或是榔頭之類的物品（相當於啤酒的角色）。
當指定工具經常出現的時候（超過半數以上的機率），實驗對象都有不錯的搜尋能力，只有七％的機率發生失誤；但是若指定工具不常出現的時候（假定每一百張圖出現一次好了），實驗對象的表現就開始走下坡，失誤率飆高到三○％。
為什麼？因為他們放棄了。沃夫證明實驗對象們都有一個放棄的門檻：也就是他們會找了一段時間才放棄。原則上，這些人維持著犯錯時放慢速度、答對時加快速度的步調。被要求搜尋少見物品時，既然絕大多數的「沒看到」會是正確答案，他們便試著加快速度、縮短了決定放棄的時間。要不了多久，他們看完一張圖的速度，就會像摩登原始人（Fred Flintstone）下班時哼著「Yabba-dabba-doo」離開採石場一樣迅速。
沃夫博士還發現，實驗對象們決定放棄搜尋的時間門檻，低於尋獲標的物所需的平均時間，就像馮．瑟登研究中曾經失明的病人，沃夫博士的實驗對象同樣放棄了試著去看。
總而言之，沃夫博士認為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眼睛很容易（或者說是被強力制約）在發現標的物不易尋獲的時候，早早選擇放棄，他還說這種反應在多數時候都還挺管用的，沃夫博士說：「我的意思是，花很多時間去找一個不存在的東西，真的滿蠢的。」
大可把槍枝放在登機箱裡
除非你的工作就是要找出不常會出現的東西，比方說是一支槍或是一顆腫瘤，這時人們可不希望你輕輕鬆鬆就放棄，反而希望你看愈久愈好！
機場X光機的安檢人員以及醫院放射科醫師，都花很多時間在找平常不容易看見的物品。放射科醫師只有○．三％的機率，會在例行X光片中找到腫瘤；換句話說，他們有九九． 七％的機率找不到想要搜尋的東西。槍枝就更少見了，根據美國運輸安全局的統計資料顯示，二○○四年美國境內搭乘飛機的旅客共有六億五千萬人次，而X光機安檢人員只找出五百九十八支槍械，大約每一百萬人次旅客會發現一支槍；講白話一點，只有百萬分之一的查獲率。
毫無意外地，這兩種職業均存在相當高的犯錯率。有些研究指出，放射科醫師「失誤」的機率徘徊在百分之三十幾的範圍；某些類別的癌症，失誤率更高。另一份讓人瞠目結舌的研究報告指出，當梅約醫學中心（Mayo Clinic）的醫師重新檢視原先認定「正常」、但病患之後卻罹患肺癌的胸腔X光片時，發現一個可怕的事實：將近九○％的腫瘤在早期X光片中皆清晰可見。不僅如此，研究者還發現這些癌細胞：「接連出現好幾個月，甚至是好幾年。」但是放射科醫師們就是沒看到。
至於分布在全國機場的五萬名X光安檢人員，聯邦政府則並未透露他們犯錯的機率有多高，但是在二○○二年某次測試中發現，大概每四把槍會漏看一把。兩年後在紐華克（Newark）機場進行類似測試時，失誤率也相當接近：二五％。當二○○六年運輸安全局隱藏身分的特派員，在芝加哥的歐海爾（OHare）國際機場，嘗試用登機行李把炸彈材質或爆裂物帶上飛機時，躲過安檢的機率有六○％；洛杉磯國際機場的安檢人員表現更糟，七五％的炸彈材質都被帶上飛機了*。
* 一位運輸安全局的發言人表示，安檢人員的績效在二○○六年後有長足進步，部分理由是因為運輸安全局採用了更多樣性的測試方法，不過她拒絕透露新的失誤率，因為「這些測試的結果，並不適合在公眾間傳播。」（引自二○○七年十月十九日《芝加哥太陽時報》）
請記住，這些都是受過嚴格訓練，專門處理死生交關問題的專業人士，如果是你跟我呢？我們擷取生活周遭重要事項的能力會有多高？能清楚記住襲擊我們的那張臉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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