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渭水、李登輝、陳水扁，他們所處的時代和面對的中國
黃煌雄（監察委員）
中國時報 兩岸大陸 910822 P.11
蔣渭水生於一八九一年，李登輝生於一九二三年，陳水扁生於一九五一年；近百年來的台灣，蔣渭水被公認是近代「政治社會運動第一指導者」，李登輝獲支持者尊稱為「民主之父」，而陳水扁則被稱為「台灣之子」，以他們三人為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分別見證三個不同世代的時代背景，更經歷迥異的「祖國」－中國形象。
蔣渭水：抗日運動與台灣人民族主義
以蔣渭水為代表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整個世代留下寶貴的精神遺產，其中包括以高尚的「氣節」、「抖擻的精神」，為台灣人民進行史無前例的啟蒙運動；而在「自覺覺人」的過程上，更打破總督府的割據意識，激發台灣人觀念，也激發台灣人的民族意識與民族團結，「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於焉產生。
這個運動在激發台灣人民族意識的同時，也激發台灣人對當時尚處於分崩離析狀態中國的民族認同，這就是所謂漢民族情操。由蔡培火、陳逢源、林柏壽、吳三連、葉榮鐘共同署名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一書，對於這種情操，有著深刻的分析：「我們出生於割台以後，足未踏祖國的土地，眼未見祖國的河川，大陸上既無血統，亦無姻親。除文學歷史和傳統文化以外，找不出一點聯繫，祖國只是觀念的產物，而沒有經驗的實感。但是我們有一股熱烈強韌的向心力，這股力量大約就是所謂『民族精神』」。這種漢民族情操，「是由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壓制、榨取與歧視所激發的民族意識與近代民族主義思想中心，而增強對祖國民族的向心力所凝結而成。」最足以表露這種漢民族情操的例證，還是「治警事件」發生後，在日本法庭上，林幼春、林呈祿、陳逢源、 蔣渭水、蔡培火五人所做鏗鏘有力的答辯詞。 蔣渭水在答辯中即正氣凜然地說：「以中華民族作日本國民的台灣人，這樣的台灣人不論怎樣豹變自在，做了日本國民，隨即變成日本民族，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
也正因為這種漢民族情操，台灣近代民族運動整個世代，才對代表中國近代革命主流的孫中山充滿著尊敬與懷念，才對孫中山影響下的北伐寄予高度的期待。同樣地，抗戰勝利以後，台灣人民所以會那麼熱烈地歡迎中國派來接收台灣的人員，追根究底，也導源於二十多年前這個運動所喚起的民族認同。
李登輝：「虛擬祖國」之中華民國的台灣化
隨著國共內戰的發展，國民黨最後帶著中華民國的招牌與體制退守台灣；在冷戰時代東西兩大集團的對峙中，「堅守民主陣容」，取得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席位，儼然代表中國。這時候台灣人民的「祖國」體驗，化約為中華民國，再化約為國民黨。李登輝出生在日本推行皇民化高潮階段，他所代表的世代，缺乏如蔣渭水世代那種運動的體驗以及經由運動所「凝結而成」的民族認同。加上李登輝世代的台灣人，在青壯之年都共同經歷了來自「祖國」的粗暴對待，包括接收人員的無知與貪婪、二二八的暴力。這使得李登輝世代對「祖國」望而生怯，「祖國」幾乎是暴力與腐敗的代名詞。
當國民黨以中華民國名號向全世界宣示代表整個中國時，在台灣內部，卻是在反共的旗幟下，實行戒嚴體制。戒嚴體制的真義，便是經由黨禁、報禁等限制，實行「少數（外省人）統治多數（本省人）」的一黨專政。來自「祖國」的統治團體的族群歧視，至少在權力分配上取代了日治時代殖民者的種族壓迫。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其合法性遭到空前的質疑與挑戰。國民黨政權被迫逐步走向本土化與民主化，當中華民國愈台灣化，中華民國作為整個中國－「祖國」的代表性便愈虛擬化。相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對於「中國」的符碼壟斷權。
歷經二二八之後的台灣人，患了政治恐懼症，也導致歷史的斷層。這種歷史的斷層，是從 蔣渭水世代到李登輝世代最大的落差。李登輝過去參政的模式，不同於蔣渭水模式的民族運動，也不同於陳水扁模式的黨外運動。他受到蔣經國的賞識與提拔，經由指定繼承、間接選舉、直接民選等不同方式，成為中華民國總統，並兼任中國國民黨主席。在李登輝致力推動台灣民主化的同時，他竟也變成虛擬的「祖國」－中國的象徵。
陳水扁：面對來自新「祖國」的挑戰
黨外民主運動是台灣現代史上最動人的詩篇之一。為了反抗國民黨的戒嚴統治，海內外台灣人歷經兩代，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或遭受牢獄之災，或者受到壓迫，共同譜出偉大的交響曲。陳水扁是黨外民主運動的戰士之一，他所代表的世代，和李登輝世代最不相同的，就是雖然在國民黨教育體系下長大，受著中華文化的薰陶，但擁有現代民主知識的武裝，準備在台灣建立一個以普世價值為目標的民主國家。
中國大陸自一九七八年開啟「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方向，其綜合國力愈形增強，大國地位愈趨鞏固。今天，這樣一個「祖國」，雖然試圖以「文化中國」和「經濟中國」向台灣招手，但其「政治中國」的面貌，卻仍停留在一黨專政的威權體制，彷彿有如二二八之後，統治台灣並令台灣人聞之喪膽的戒嚴體制。
蔣渭水世代，台灣人並非中國國民，「祖國」對他們而言，只是「觀念的產物，沒有經驗的實感」；但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歧視與壓榨，加上歷史和文化的影響，蔣渭水世代的台灣人對「觀念上的祖國」，展現高貴的民族情操，並「增強對祖國民族的向心力」。到了李登輝世代，「祖國」是以國民黨為代表的「中國」，對於台灣人民而言，這已非「觀念的產物」。「祖國」和台灣人民已緊密地連在一起，且成為台灣人民的統治者，這種「經驗的實感」，經由二二八事件及戒嚴體制，留下暴力與不民主的歷史烙印。到了陳水扁世代，「祖國」重現，但卻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的「中國」，新的「祖國」，和台灣人民雖稱「血濃於水」，但已如蔣渭水世代一樣，並非同一國民，兩者的關係也並非如李登輝世代一樣，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但另一方面，由於有一千萬以上人次的台灣人踏過新的「祖國」的大地山河，也有五萬家以上的台商，帶著超過五百億美金以上的資金到新的「祖國」投資，因此並非如蔣渭水世代那樣，純然是「觀念的產物」，而多少有「經驗的實感」。
新的「祖國」一面經由「文化中國」，挑起並切入近百年來台灣歷史發展的愛恨交錯的複雜情感，一面則經由「經濟中國」，回應並吸引現實上台灣人民生存與發展的需求。這種「情感」與「現實」，「觀念」與「實感」兼容並蓄的策略與作法，加上「政治中國」的面貌，已在台灣社會形成一種集體焦慮。這種集體焦慮，正是包含陳水扁總統在內的台灣人民，所面對的巨大歷史課題。
圖:蔣渭水，字雪谷，一八九○年生於宜蘭。一九○九年考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並於此時對政治產生熱情。曾於大稻埕開設大安醫院，一九二○年代，先後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工友聯盟等組織，領導台灣非武裝抗日民族運動，醫人又醫世，是日治時代最重要的政治社會運動家。一九三一年八月五日因大腸傷寒症病逝，得年四十二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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