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我個人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過程很長，進城的初期，總理給我安排過幾次工作，接觸了一些事情。後來，就辭職了。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點說，是解決了這個問題的，那時候覺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電影，就是往我們這裏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去他們卻說什麼，民族資產階級，我們得照顧。當時我們確實是孤立的。在思想文化領域裏，就是不能和平共處；一想和平共處，它就腐蝕你。大概總理還記得，那時候對他們說，製片方針是對著華僑，你們只要不拍反共的電影，那麼我們給你們錢。他就是要錢嘛！那個時候，只認識到他要投資，沒有認識到他要來毒化我們，後來推出去了，確確實實地推出去了。中間，有幾年我害病，為了恢復健康，醫生要我參加一些文化生活，鍛煉聽覺和視覺。這樣，我就比較系統地接觸了部分的文學藝術問題。哎呀，覺得這個問題就大啦！在舞臺上、銀幕上表現出來的東西，大量的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農兵的形象，上層建築是經濟基礎的反映，它反轉過來，是要保護或者破壞經濟基礎的。如果像上面所說的那個樣子，它就會破壞我們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電影，美、英、法、意……等帝國主義國家的電影，修正主義國家的電影，出現了一大堆。那些劇團可是多啊！如京劇，我是一個習慣的欣賞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誰曉得它利用我們這個文化部，弄得全國到處都是，就連福建那個地方，也有十九個京劇團。大家都知道，福建話和北京話差別是很大的。結果，到處在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我那個家鄉山東，我童年的時候，河北梆子叫大戲，近幾年我調查的時候，京劇卻成了主要的大戲了。山東有四十五個京劇團，這還不講黑劇團、業餘劇團。上海的越劇也跑向全國了。就出現這樣的怪事。但是，我們的工農兵，建立了這樣的豐功偉績，他們不表現。他們也不表現我們的長征、二萬五千里的老紅軍，也不表現抗日戰爭。那有多少英雄啊，他們都不搞。電影也有這個問題。所以我就逐漸地對這個問題有了認識。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對於那個“有鬼無害論”，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評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志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援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援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志，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彭真拼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志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同志們如果知道這些，會氣憤的吧。我們這裏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自己搞一篇評論文章，他們都不許。氣憤不氣憤哪！我們組織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後，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後來主席生了氣，說出小冊子。小冊子出來，北京也不給發行。當時我覺得，才怪呢，一個吳晗完全可以拿出來批嘛，有什麼關係！噢，後來總理對我說，才知道，一個吳晗挖出來以後就是一堆啊！可見其難啊！人家抓住這個文教系統不放，就是專我們的政。將軍們不要以為這是文教系統的工作，不是份內的事，不管；要知道我們不管他們就管，我們真管，他們還會千方百計地想管。所以我們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們都抓，那就不會出現這個局面了。當然，物極必反，所以就出現了這次文化大革命。那幫人才陽奉陰違哪！兩面三刀地盡整人啊。一個戲，主席要改成以武裝鬥爭為主，他就是不肯。為了這個，就要鬥很久啊。試問，中國革命如果沒有武裝鬥爭，能成功嗎？我們現在能夠坐到這兒來開會嗎？我覺得那是不能設想的。在這一方面，同志們的感受大概比我還要深刻。所以，這個文教戰線、今後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們自己手上。要大膽地選用革命小將。你看，要是沒有他們，怎能搞出那個叛徒集團來啊？有六十幾個人。他們都占了重要的領導崗位。小將們的這個功勳可大啦！
主席還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聽主席的話。在上海的時候，華東局、上海市委裏頭，可微妙哪。主席的話不聽，我的話更不聽，但是一個什麼人的話，簡直捧得象聖經一樣的。當時我覺得這是一種奇怪的事情；現在想來，這也不奇怪。有一位舊市委領導人，居然會變化到這樣，這我完全沒有想象到。上一次開會時，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這一點，葉群同志可以證明，伯達同志也知道，春橋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頭。另一個是個叛徒，變節自首分子，被搞出來了。本來寫評《海瑞罷官》、《評“三家村”》這樣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還有他組織的寫作班於）寫的嘛，有些人卻貪天之功，說是他們搞的。
我想，我略微講這麼一點我的認識過程，使大家可以對文教這方面，看出一點苗頭，我要著重地向同志們呼籲，除了抓黨、政、軍和經濟之外，這個“文”也得要認真抓。當然要做調查研究，還要有一番刻苦的學習。因為各行各業，都有各自的規律、特點。但是，這也不是難事，只要無產階級的政治挂帥了，那末，堡壘總是可以攻克的。幾個堡壘已經都攻克了嘛。一個京劇，一個全世界都認為了不起的芭蕾舞，還有個交響音樂，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沒有什麼難事。這對全世界都是有影響的。資產階級是垂死的階級，它表現現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墮落的東西來麻痹人民，腐蝕人民。倒是修正主義搞一點僞裝，很使人討厭。但是這幾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摘什麼遮羞布，而是赤膊上陣了。我想，談我的這個認識過程和實踐過程，對同志們今後大力抓文教系統，能不能有一點幫助？
大、中學校都要改革教學制度、教學內容，都要搞鬥、批、改，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目前我們在這方面還沒有什麼經驗。文學藝術也得要改造。我在一九六四年，曾經對文藝界的一些人說過，你們吃了農民的飯，穿著工人織的布，住著工人蓋的房子，人民解放軍警衛著國防前線，你們不表現工農兵，你們藝術家的良心何在啊！電影《南征北戰》，我抓過。粟裕同志，那個時候）我記得跟你交涉過，關於服裝應該怎麼樣。陳老總，你還記得嗎？那個戲雖然有缺點，但是基本上還是個好戲。那個戲，是我具體抓的，是你組織創作的，還改過。忘啦？（陳毅同志：記得。）噢，還記得。
最後，我想簡單講一點教育子女的問題。對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財產。要把他們看作是人民的財富，人民的後代。如果對自己的子女就寶貝得上天，對人家的子女，勞動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這是不對的。但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數同志是能夠正確地對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陳士榘同志，就能大義滅親。當然也不是將孩子怎麼樣，而是管起他來，讓他學習學習，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陳士榘同志，你那孩子管起來沒有？（陳士榘同志：管起來了。）在這個問題上，有個別同志，少數同志；太過份了。這也就是那個“長安君”的問題。這個“重器”是什麼？“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他們的“重器”是什麼？自行車、照相機、收音機，有的還坐小汽車，最重要的還是他父母的級別。有的人認為，這是愛兒女，實際上是害了他們。要把我們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個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為，一方面是我們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會的影響。我們家的子女也不是那麼高明的，他們雖然都到大廚房吃飯，可是他們還是覺得自己了不起，總還是有社會影響的。我們要很嚴格地教育他們，如果抓得緊，將來他們可能會好一些。社會影響這一面，就拿我們的一個孩子來說，她在小學的時候，她說，我們有個教員講，有一本什麼“頓頓的靜河”。誤人子弟呵，是《靜靜的頓河》。我說，你是不是要看這部書啊，她說“是呀，媽媽”。我說這部書，你只能當作蘇聯的歷史材料來看，當作蘇聯的戰爭史的材料來看。這部書可不好啦，它把一個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當做主角，這是不好的。她駁我說：“媽媽，你能這樣說嗎？大家都說好。”她就這樣責問我，因為當時對這本書還不能夠批判。我說，你不要出去說，媽媽是研究過的，是媽媽個人的意見，後來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為子女還是得從政治上、思想上服一點務。例如《紅與黑》，法國的修正主義分子把這部小說抽掉了政治、經濟內容，拍成了一部黃色電影。我們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來研究，對身邊的青年、身邊的工作人員講一講。我自己的工作，每天雖然比起同志們來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還是大的，身體也不太好，沒有更多的時間來教育子女，但是，只要是我發現了的，我都進行了研究，並給他們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時，父母對他們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實行封建家長制。這一點，我覺得要向主席學習。我們家裏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駁爸爸的。有時還故意地要他們駁。他們駁了以後，當然要給他們講道理。但是很多時間，他們不是駁斥，對父母是尊敬的。他們駁，有好處嘛。讓他們造點反，有什麼壞處呀，弄得老是“是，媽媽！”“是，爸爸！”有什麼好處啊，我看那不好。我覺得，對自己的子女要求嚴格一點，就是對他們的愛護。
我這兩點意見，也曾經講過，只是供同志們參考，說得不對，請同志們批評。就這樣罷。
（根據記錄整理）
（原載《江青同志講話選編（1966.2--1968.9）》，河北人民出版社，1969年。）
［說明：這篇講話可說是文革運動中最著名的講話之一，以至它有了自己的標題：《為人民立新功》。一九六六年十月起，各地各級當權派在“批資反線”中受到衝擊，另一方面，由於高幹子弟紅衛兵大搞血統論的惡行，以“聯動”為主的高幹子弟老紅衛兵組織遭到取締和批判（個別成員被逮捕後被釋放），這些引發了一些軍隊高級將領對文革群衆運動的不滿，譚震林在66年2月16日懷仁堂政治局常委碰頭會上說：“老幹部一個一個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許多軍內高級幹部都有類似的看法。各地軍隊說是不介入文化大革命，實際上都介入了，而且很多在“二月逆流”中都站在了黨委當權派一邊。一些地方發生了軍區和群衆的衝突，青海“二·二三”慘案中，有三百多名群衆遭到殺害。因犯罪和民憤極大而被逮捕的個別高幹子弟聯動成員在被關押一兩個月之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被全部釋放，並允許公開活動。這些就是這篇講話的背景。］
附：觸［龍言］說趙太后
（《戰國策‧趙策四》）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後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複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晉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故願望見太后。”太後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粥爾。”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裏，少益耆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另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後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後，賢于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後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于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後。”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兵乃出。
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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