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六四事件"20周年，也是"五四運動"90周年。我最近幾個月重新閱讀了五四時代的文獻資料，並且寫了幾篇比較長的文章。
關於"五四運動"，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親身體驗過美國的憲政民主生活的胡適與沒有親身體驗過憲政民主生活的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魯迅、周作人、李大釗等人之間的一個本質性的區別，就是胡適儘管不太恰當地提出了白話文學是中國文學史的正統的觀念，他基本上還是保持平等討論並且接受批評意見的平和態度的。他並不以為自己發現並且掌握了唯一的、絕對的終極真理，而是主張針對現實社會中的問題一個一個進行解決，一步一步追求進步。
與胡適相反，陳獨秀在自己還沒有動手實驗白話文寫作的情況下，就一口咬定"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與此同時，他還出了道德至上的倫理覺悟是從根本改造中國社會的"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的極端觀念。陳獨秀的這種觀點和態度立即得到了錢玄同、魯迅、錢玄同、劉半農、魯迅等人的支持。用錢玄同事後的回憶，他提出的廢漢字、關戲館之類的極端主張，其實是在代朋友立言，這個朋友就是魯迅。胡適私下在寫給錢玄同的書信裡面批評說，這種一上來就要廢漢字的主張，其實是在抄近路，中國的漢字改革是應該一步一步來的。
在隨後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中，胡適堅持的還是這樣的觀念，而李大釗卻以為自己從蘇俄的社會主義革命裡面發現了一種終極真理，也就馬克思列寧主義。陳獨秀一旦轉向蘇俄一邊，就與李大釗一樣覺得找到了另一種可以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的抄近路的正確道路和終極真理。90年來的歷史事實充分證明，想通過抄近路來根本解決社會問題的人，最終走的只能是最具破壞性的邪路，而且只能是中國特色的"存天理，滅人欲"的奉天承運、替天行道、改朝換代、扭轉乾坤的暴力革命之路。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只不過採用了來自蘇聯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階級鬥爭、人民專政之類的新名詞，來形容和包裝所謂的"新政權"。
張博樹先生談到敵對思想和敵對意識，這其實是專政機關最高興做的事情。2009年3月14日，中國政法大學與京鼎律師事務所聯合舉辦"社會敵意事件與調控o犯罪學高層論壇"在北京中國社會主義大學文華大廈舉行，參加會議的有許多政法系統甚至安全系統的官員。中國政法大學的皮藝軍在會議上提出了"社會敵意事件"的概念，認為甕安事件、德江舞龍、學生聚會、楊佳這些事件都是"社會敵意事件"。於建嶸在會上給我發短信，讓我到會場表個態，我那天剛好找於建嶸有事情，但是我堅決不願意進這個會場，因為人家沒有邀請我。於建嶸在會上的表態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的共識：假如用"社會敵意事件"來給民間的維權事件和洩憤事件定性，就會產生一種在意識形態上妖魔化維權人士和維權群眾的政治效果，從而給專政機關開槍鎮壓提供學術理由和政治藉口，這樣就有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六四事件、法輪功事件是這樣；孫東東以精神病專家的身份公開表示信訪群眾99%是精神病，所要達到的也是這種妖魔化效果。許志永等人揭露的北京黑監獄裡面打死打傷上訪人，所需要的同樣是這種妖魔化上訪人的理由和藉口。
于建嶸先生在中國政法大學的燕山大講堂上演講"剛性穩定"和"韌性穩定"，我在聽講的過程中就想到，是不是可以在維權活動中提出"剛性抗爭"和"韌性抗爭"的概念。"六四事件"一開始是很理性的，但是後來在天安門絕食並且堅守不退，就明顯屬於"剛性抗爭"。中共本身就是崇尚暴力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剛性政權，最高當局裡面的強硬派最為方便的選項就是開槍鎮壓。假如絕食學生及時撤退的話，既給中共當局提供了考慮其它選項的餘地，也可以消解開槍鎮壓的理由和藉口。剛才莫之許說從天安門廣場撤退就等於是選擇逃跑，我是不認同這種說法的，這種說法其實還是革命理論中所說的你死我活、勢不兩立、不共戴天的敵對思維和專制思維。我們面對的是力量極不對等的既成事實，沒有槍的人為了保存生命而選擇退讓和躲避，並不是什麼恥辱。"六四"開槍的結果是兩敗俱傷，最弱勢的平民學生犧牲了寶貴生命，相對開明的趙紫陽離開了政治舞臺，傾向於改革的鄧小平變得勢單力孤，更加頑固的陳雲、李鵬這些人反倒強化了他們的影響力，整個社會的政治生態因此走向惡化和倒退。
春節前有一天我在鳥巢附近散步，剛好碰到丹麥電視臺在採訪，有一個朋友看到我說這個人是《零八憲章》的簽名者，你們可以採訪他。我在接受採訪時談到，《零八憲章》是一個和平的憲章，他的最高訴求並不是推翻政府奪取政權，而是建設一種文明的剛性的憲政制度來保障所有人的合法權利。假如中國再發生六四這樣的事件，我希望相對弱勢的民間力量應該考慮給政府當局留出一點餘地，與此同時也給自己留出一點餘地。我自己願意扮演的是周舵、劉曉波他們在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退讓和撤離的角色。即使政府當局搞秋後算帳，也只是把所謂的首要分子判刑關押；但是，一旦開槍就會造成許多無辜者的當場死亡，無論是殺人者與被殺者，都會陷入復仇與被復仇的極端恐怖之中。
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是我的前輩，並且大部分人都為"六四事件"付出過犧牲和代價。20年過去了，我不得不說一句喪氣話，也許我們這些人很難看到中國大陸像臺灣、像蘇聯那樣成功實現政治轉型。假如這個政府在某一天突然垮臺了，推翻這個政府的肯定不是我們這些人，而是社會合力的結果，特別是政府內部分髒不均、動轉失靈的結果。像這樣的突然轉變甚至於暴力革命，帶給整個社會的並不是根本解決的福音，反而很有可能是更大的災難。1911年的辛亥革命如此，1949年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也是如此。
中共當局現在雖然不願意開放權力，不允許結社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不承認農民的土地產權，像毛澤東時代動不動就置人於死地的鎮壓反革命，已經不再是社會常態。我本人被中國藝術研究院無理解聘仍然發給基本工資就是一個例證。我雖然覺得很不公正，但是並沒有被逼到絕路上去。我的申請仲裁、提起訴訟也一直是在法律框架裡面進行的。假如我採取非常剛性的激烈態度，被逼到絕路的不是相對強勢的當權者，而是相對弱勢的我自己。我一家人馬上就會面臨生存問題，我也就沒有條件再寫作文章和思考問題了。我覺得自己的社會價值就是通過自我約束和自我健全來展示一種以人權保障為最高目標的理性的、韌性的公民不服從，進而與更多的同道者結合成一種公共性和建設性的健康力量，為今後的社會鋪墊出一種非暴力的可持續的路徑選擇。至於我自己能不能夠享受到憲政民主制度下的人權保障，已經不是我能夠決定的事情了。
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劉再複式的告別革命是在替政府說話，是在背叛民眾。這依然是敵對思想的另一種表現。這種觀點的前提是政府與民眾之間沒有共存雙贏的社會空間。事實不是這樣的，改革開放雖然放大了貧富不均，最窮的底層農民畢竟也決定性地解決了溫飽問題。暴力革命作為一種選項，不是像我們這樣的人能夠阻止得了的。但是我堅持認為，陳獨秀式的抄近路式的根本解決，從根本上就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偽命題，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進步必須是一步一步的點滴改良和韌性抗爭的結果。非暴力的社會轉型和憲政民主，是更加可取也更加文明的另一種選項。
關於劉自立所說的沒有結社自由就很難形成改變社會的有效力量，我的意見是每個人都是生活在社會之中的。不能組成正式的法人社團和反對黨派，並不意味著沒有建構相對鬆散的社會共同體的社會空間。只要有足夠多的個人形成足夠健康和足夠堅韌的價值認同，一旦條件允許，各種各樣的社團實體和政黨實體馬上就會湧現出來。就目前來講，從自己做起，從胡適當年所提倡的既要嚴格自律又要承擔責任的"健全的個人主義"做起，才是社會改良的根本所在。
2009年5月10日深夜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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